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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双鹅拍拍水中游，
行人缓缓桥上走，
都说春来了，
真是好气候。
这是日后以《红楼梦》研究而知名的俞平伯写作的第一首新诗《北河沿之春》中的句子，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这一年的俞平伯是北京大学国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只有18岁。北河沿就是老北大第三院门前南北延伸的一条河的西河岸，而这条流淌过老北大东边的河因为无以名之，被人称为“北大河”。当年的“北大河”一年三季清澈明净，水满潮平，两岸空旷疏朗，杨柳成行。当年的北京大学国文系音韵学教授刘半农对这条河情有独钟，他说：“归根结底说一句，你若要在北平城里，找到一点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条河。”课余之暇，老北大的教授、学生都喜欢在北河沿溜达，在这些溜达的人当中，就有刚从美国回来的正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年轻教授胡适，也有积极参加文学革命、热衷写作新诗的刘半农。刘半农说：“那时我同胡适之，正起劲做白话诗。在这一条河上，彼此都嗡过了好几首。虽然后来因为嗡得不好，全都将稿子揉去了，而当时摇头摆脑之酸态，固至今犹恍然在目也。”1915年夏天，还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生的胡适开始和他的朋友们探讨白话诗，而他们谈论的地方也是在一条河的河边上，这条河就是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琦斯佳城的赫贞江。1920年，徐志摩从美国转到英国读书，而触发了这位未来著名现代诗人灵感的竟然也是一条河——康河。
诗人们喜欢把自己的情思寄托在河流的柔波之上并非偶然，“北大河”的纯朴、自然也许和新诗的口语化风格有某种同构关系。但是，北京大学的整体环境却并不是一种乡野风格，像远在郊外的清华学堂。相反，在北大河边溜达的人们稍一抬头，就会瞥见巍峨高耸的皇城和近在咫尺的景山。1898年，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中国第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在皇城边上的这片皇家地产上开始创办。京师大学堂校舍的底子是乾隆皇帝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的宅邸，因此，无论是飞檐翘角的建筑物还是曲水流觞的庭院，到处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气息，但是，就在这些深宅大院里，频繁出没的是以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匙良（W.A.P.Martin）为代表的来自美、英、法、德、俄、日等国的洋教习们，婉转的英语、法语和着各种悦耳的鸟鸣流淌在这片古旧的宅院中和浓密的树荫里。京师大学堂是中西文化汇聚和发酵的地方，它既是晚清洋务派运动和“西学东渐”后全国新式学堂的代表，又与传统的太学、国子监一脉相承。它是新的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最高一级，更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屡遭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的忧患和梦想紧密纠缠，承担着引进西学、振兴国运的重任。
1917年1月4日，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成为内忧外患中频繁更换的新一任北大校长。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正是北大的学生，他说：“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并且强调说：“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蔡元培到北大后，并没有发表什么就职演说，人们是从一个通告中认识了他的办学宗旨和理念。这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两个月后，由于陈独秀的推荐，时年27岁的胡适从美国回国，任北大文科教授。《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到北大之后，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成为引领时代新潮的风向标。
贰
1918年秋天，一座红色的五层西式洋楼在沙滩汉花园东口落成，成为北大文科大楼并代替原马神庙成为校总部所在地。同时搬入新大楼的还有李大钊任馆长的图书馆，占据了大楼的全部一层。在20世纪初还没有高大建筑的北京，这个矗立在北京东西城要道上的庞然大物在蓝天的映衬下是那样耀眼夺目，只有同样是红色的不远处的皇宫可以和它媲美。从此，这座红色大楼的简称“红楼”就成为北京大学的代名词和北京大学的精神象征。站在红楼的高层，可以俯视老北京密如蛛网的街巷，也可以瞭望巍峨壮观但已气势衰颓的故宫。从很多方面说，这座大厦都像是早于在它6年前建成的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当时，很多欧洲人怀着对新大陆的无限憧憬登上这艘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巨轮。1918年的秋冬，无数同样梦想新世界的年轻人从古老中国的各处穷乡僻壤来到北京，为的是登上“红楼”这艘能把他们带往新天地的思想“巨轮”，即使不能成为正式注册的学生，也有无数的学生作为旁听生、“偷听生”寄居在“红楼”四周窄小低矮的四合院里。
与传统的北京建筑相比，“红楼”的设施更为先进，尤其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当“红楼”地下室的暖气锅炉开足马力的时候，红楼就成为寒门学子温暖的家。很多当年的北大学子回忆在红楼的日子，都无法忘记在“红楼”读书时那个“暖烘烘”的感觉。张中行在《红楼》一文中说：“而我最思念的是它冬日的温暖，这幢大楼锅炉房在中间地下室，冬天每天烧四吨煤，因而全楼暖气无一处不暖，上课时朝南教室更是暖烘烘的，坐在那里，筋骨舒软，昏昏欲睡，如教师讲得无聊，那睁着眼也可能酣然入梦了。”许钦文在《忆沙滩》中说：“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的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而在红楼，让人们难忘的除了“暖烘烘”的感觉，还有这里“闹烘烘”的气氛。或者说，上课时候可能觉得“暖烘烘”，而下了课感受更多的就是“闹烘烘”。每天，“当、当、当”的钟声响起，大楼里就会响起学生们杂沓的脚步声，在攒动的人流中还可以看到身着长衫、抱着大皮包的教授们。下了课的红楼并不会清静下来，新旧思想的交锋只不过是从课堂讲授转入自由辩论阶段。人们经常举行辩论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二楼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在这里主要的辩论者是思想激进的钱玄同，为了表示对封建家族制的反对，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疑古玄同”；另一处就是一楼东南角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办公室，通过他，北大图书馆购买了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辩论的结果之一，是学生们觉得应该创办一个自己的刊物，以和教授们办的《新青年》相呼应。1919年1月，在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支持下，《新潮》在紧靠李大钊办公室的一个房间成立了，蔡元培为刊物亲笔题写“新潮”二字。参加新潮社的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何思源等，负责人是傅斯年，这些人将是几个月之后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 叁
四月底五月初，正是北京春意盎然的时候。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短的季节。北京的春天历来短暂。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北国的春，来的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得短。西北风停后，积雪渐渐地消了，赶牲口的车夫身上，看不见那件光板老羊皮大袄的时候，你就得预备着游春的服饰与金钱；因为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正因为春光短暂，稍纵即逝，所以北京的人们对于春天就格外珍惜，每到这个时节，“游春”、“踏青”、逛庙会就成为人们热衷的游乐项目。
但是，1919年北京的春天，人们却不像往年那样沉醉于敏锐地感知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和尽情地享受严寒过后脱掉冬装的轻快。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回国内，严峻的形势使得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感到必须采取“直接行动”。民众直接参与国家事务，往往是在国家遭到外敌欺凌而政府又不能强力维护国家利益的严峻时刻。一场并没有更多酝酿和筹备的游行在5月4日的北京突然爆发，并最终升级为火烧赵家楼的激进行动。
从更宏阔的文化视野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应该是同属一个历史境域的两个范畴，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准备。就像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天际，五四运动其实是其中最明亮的彗核。但狭义的五四运动又的确只是一场单纯的学生街头抗议活动，就像当年参与其事并在事后三四个月即编写出记载五四运动第一本书《五四》的作者杨亮功所说：“此一运动，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无关。”（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 五四》）的确，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热心者并没有参加直接的五四运动，不过，学生游行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在薄暮中的北京四九城迅速传播开来，很多因为星期天在家休息的人很快知道了这个惊人的事情，包括当时和事后赫赫有名的新文学作家。
下午，北京大学学生孙伏园在参加完集会和游行后去看鲁迅，鲁迅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当校长时，孙伏园就是那个学堂的学生。此时，鲁迅先生还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了31篇文章，每一篇都在青年学生们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伏园向鲁迅详细介绍了天安门集会的情形，鲁迅也详细询问了学生们在大街上游行的情况。
四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约了一二位朋友到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谈天。沈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他还即席做了一首减兰小词赠给他的朋友，词是这样写的：“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接愠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那天由什刹海回到南小街什方院家门口，沈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的人告诉他说，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四日的集会在三日晚上决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通知远在郊外的清华学堂，游行的消息传到清华园后，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地贴在食堂门口。
日后的著名作家冰心见证了这个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天。那时候，她还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五四那天，她正请假住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她在此住院治疗的二弟为杰。下午，她家的女工来给她送换洗的衣服，告诉她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下午就听说游行消息的冰心，在黄昏的时候又听说了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她的一个来医院的亲戚兴奋地告诉她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冰心说：“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
6月3日，全北京有500多人上街讲演，有100多人被捕，第二天，继续派人讲演，又被捕400多人，第三天，被捕的人多达900人，监狱关不下，就把北大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三院门外风光优美的北河沿搭起了一个个住兵的临时帐篷，跨河的桥上有端着长枪的警察把守。陈独秀不无愤激地描述6月3日的北京说：“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周作人在他著名的《前门遇马队记》一文中记录了他6月5日在北京街头遭遇警察马队冲撞的经历，并不无讽刺地说：“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斥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
双鹅拍拍水中游，
行人缓缓桥上走，
都说春来了，
真是好气候。
这是日后以《红楼梦》研究而知名的俞平伯写作的第一首新诗《北河沿之春》中的句子，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这一年的俞平伯是北京大学国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只有18岁。北河沿就是老北大第三院门前南北延伸的一条河的西河岸，而这条流淌过老北大东边的河因为无以名之，被人称为“北大河”。当年的“北大河”一年三季清澈明净，水满潮平，两岸空旷疏朗，杨柳成行。当年的北京大学国文系音韵学教授刘半农对这条河情有独钟，他说：“归根结底说一句，你若要在北平城里，找到一点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条河。”课余之暇，老北大的教授、学生都喜欢在北河沿溜达，在这些溜达的人当中，就有刚从美国回来的正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年轻教授胡适，也有积极参加文学革命、热衷写作新诗的刘半农。刘半农说：“那时我同胡适之，正起劲做白话诗。在这一条河上，彼此都嗡过了好几首。虽然后来因为嗡得不好，全都将稿子揉去了，而当时摇头摆脑之酸态，固至今犹恍然在目也。”1915年夏天，还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生的胡适开始和他的朋友们探讨白话诗，而他们谈论的地方也是在一条河的河边上，这条河就是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琦斯佳城的赫贞江。1920年，徐志摩从美国转到英国读书，而触发了这位未来著名现代诗人灵感的竟然也是一条河——康河。
诗人们喜欢把自己的情思寄托在河流的柔波之上并非偶然，“北大河”的纯朴、自然也许和新诗的口语化风格有某种同构关系。但是，北京大学的整体环境却并不是一种乡野风格，像远在郊外的清华学堂。相反，在北大河边溜达的人们稍一抬头，就会瞥见巍峨高耸的皇城和近在咫尺的景山。1898年，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中国第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在皇城边上的这片皇家地产上开始创办。京师大学堂校舍的底子是乾隆皇帝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的宅邸，因此，无论是飞檐翘角的建筑物还是曲水流觞的庭院，到处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气息，但是，就在这些深宅大院里，频繁出没的是以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匙良（W.A.P.Martin）为代表的来自美、英、法、德、俄、日等国的洋教习们，婉转的英语、法语和着各种悦耳的鸟鸣流淌在这片古旧的宅院中和浓密的树荫里。京师大学堂是中西文化汇聚和发酵的地方，它既是晚清洋务派运动和“西学东渐”后全国新式学堂的代表，又与传统的太学、国子监一脉相承。它是新的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最高一级，更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屡遭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的忧患和梦想紧密纠缠，承担着引进西学、振兴国运的重任。
1917年1月4日，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成为内忧外患中频繁更换的新一任北大校长。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正是北大的学生，他说：“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并且强调说：“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蔡元培到北大后，并没有发表什么就职演说，人们是从一个通告中认识了他的办学宗旨和理念。这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两个月后，由于陈独秀的推荐，时年27岁的胡适从美国回国，任北大文科教授。《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到北大之后，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成为引领时代新潮的风向标。
贰
1918年秋天，一座红色的五层西式洋楼在沙滩汉花园东口落成，成为北大文科大楼并代替原马神庙成为校总部所在地。同时搬入新大楼的还有李大钊任馆长的图书馆，占据了大楼的全部一层。在20世纪初还没有高大建筑的北京，这个矗立在北京东西城要道上的庞然大物在蓝天的映衬下是那样耀眼夺目，只有同样是红色的不远处的皇宫可以和它媲美。从此，这座红色大楼的简称“红楼”就成为北京大学的代名词和北京大学的精神象征。站在红楼的高层，可以俯视老北京密如蛛网的街巷，也可以瞭望巍峨壮观但已气势衰颓的故宫。从很多方面说，这座大厦都像是早于在它6年前建成的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当时，很多欧洲人怀着对新大陆的无限憧憬登上这艘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巨轮。1918年的秋冬，无数同样梦想新世界的年轻人从古老中国的各处穷乡僻壤来到北京，为的是登上“红楼”这艘能把他们带往新天地的思想“巨轮”，即使不能成为正式注册的学生，也有无数的学生作为旁听生、“偷听生”寄居在“红楼”四周窄小低矮的四合院里。
与传统的北京建筑相比，“红楼”的设施更为先进，尤其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当“红楼”地下室的暖气锅炉开足马力的时候，红楼就成为寒门学子温暖的家。很多当年的北大学子回忆在红楼的日子，都无法忘记在“红楼”读书时那个“暖烘烘”的感觉。张中行在《红楼》一文中说：“而我最思念的是它冬日的温暖，这幢大楼锅炉房在中间地下室，冬天每天烧四吨煤，因而全楼暖气无一处不暖，上课时朝南教室更是暖烘烘的，坐在那里，筋骨舒软，昏昏欲睡，如教师讲得无聊，那睁着眼也可能酣然入梦了。”许钦文在《忆沙滩》中说：“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的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
而在红楼，让人们难忘的除了“暖烘烘”的感觉，还有这里“闹烘烘”的气氛。或者说，上课时候可能觉得“暖烘烘”，而下了课感受更多的就是“闹烘烘”。每天，“当、当、当”的钟声响起，大楼里就会响起学生们杂沓的脚步声，在攒动的人流中还可以看到身着长衫、抱着大皮包的教授们。下了课的红楼并不会清静下来，新旧思想的交锋只不过是从课堂讲授转入自由辩论阶段。人们经常举行辩论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二楼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在这里主要的辩论者是思想激进的钱玄同，为了表示对封建家族制的反对，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疑古玄同”；另一处就是一楼东南角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办公室，通过他，北大图书馆购买了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辩论的结果之一，是学生们觉得应该创办一个自己的刊物，以和教授们办的《新青年》相呼应。1919年1月，在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支持下，《新潮》在紧靠李大钊办公室的一个房间成立了，蔡元培为刊物亲笔题写“新潮”二字。参加新潮社的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何思源等，负责人是傅斯年，这些人将是几个月之后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 叁
四月底五月初，正是北京春意盎然的时候。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短的季节。北京的春天历来短暂。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里写道：“北国的春，来的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得短。西北风停后，积雪渐渐地消了，赶牲口的车夫身上，看不见那件光板老羊皮大袄的时候，你就得预备着游春的服饰与金钱；因为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正因为春光短暂，稍纵即逝，所以北京的人们对于春天就格外珍惜，每到这个时节，“游春”、“踏青”、逛庙会就成为人们热衷的游乐项目。
但是，1919年北京的春天，人们却不像往年那样沉醉于敏锐地感知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和尽情地享受严寒过后脱掉冬装的轻快。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回国内，严峻的形势使得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感到必须采取“直接行动”。民众直接参与国家事务，往往是在国家遭到外敌欺凌而政府又不能强力维护国家利益的严峻时刻。一场并没有更多酝酿和筹备的游行在5月4日的北京突然爆发，并最终升级为火烧赵家楼的激进行动。
从更宏阔的文化视野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应该是同属一个历史境域的两个范畴，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准备。就像一颗闪亮的彗星划过天际，五四运动其实是其中最明亮的彗核。但狭义的五四运动又的确只是一场单纯的学生街头抗议活动，就像当年参与其事并在事后三四个月即编写出记载五四运动第一本书《五四》的作者杨亮功所说：“此一运动，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无关。”（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 五四》）的确，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热心者并没有参加直接的五四运动，不过，学生游行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在薄暮中的北京四九城迅速传播开来，很多因为星期天在家休息的人很快知道了这个惊人的事情，包括当时和事后赫赫有名的新文学作家。
下午，北京大学学生孙伏园在参加完集会和游行后去看鲁迅，鲁迅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当校长时，孙伏园就是那个学堂的学生。此时，鲁迅先生还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了31篇文章，每一篇都在青年学生们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孙伏园向鲁迅详细介绍了天安门集会的情形，鲁迅也详细询问了学生们在大街上游行的情况。
四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约了一二位朋友到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谈天。沈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他还即席做了一首减兰小词赠给他的朋友，词是这样写的：“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接愠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那天由什刹海回到南小街什方院家门口，沈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的人告诉他说，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四日的集会在三日晚上决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通知远在郊外的清华学堂，游行的消息传到清华园后，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地贴在食堂门口。
日后的著名作家冰心见证了这个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天。那时候，她还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五四那天，她正请假住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她在此住院治疗的二弟为杰。下午，她家的女工来给她送换洗的衣服，告诉她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下午就听说游行消息的冰心，在黄昏的时候又听说了火烧赵家楼的消息。她的一个来医院的亲戚兴奋地告诉她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冰心说：“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
6月3日，全北京有500多人上街讲演，有100多人被捕，第二天，继续派人讲演，又被捕400多人，第三天，被捕的人多达900人，监狱关不下，就把北大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三院门外风光优美的北河沿搭起了一个个住兵的临时帐篷，跨河的桥上有端着长枪的警察把守。陈独秀不无愤激地描述6月3日的北京说：“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周作人在他著名的《前门遇马队记》一文中记录了他6月5日在北京街头遭遇警察马队冲撞的经历，并不无讽刺地说：“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斥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