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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杂的国际背景下，
遭受暴恐袭击危险在增加
20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把目光投向我国，支持“三股势力”在我国搞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三股势力”在我国不断制造恶性暴恐事件，不但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也使校园安全蒙上了阴影。比如，2008年发生的“3·14事件”波及学校，导致部分车辆被砸，个别职工被打伤。
频频发生的恐怖事件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更是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创伤。物资损失可以弥补，但心灵创伤则可能伴随受害者终生。学校是未成年人聚集的场所，学生防范能力薄弱，因此必须提高学校安全警戒级别。另外，像电影院、公园等公共场所，也是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活动的地方，故也属于需要加强安全管理的范畴。
二、贫富差距扩大背景下，
报复社会案件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贫富差距也逐步拉大。第一，国民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是反映国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大量乡村居民涌入城市谋生，城市将因急剧膨胀而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第三，社会不同阶层的财产拥有量悬殊。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在贫富悬殊急剧扩大的背景下，以报复社会为特点的危及学校安全的刑事案件迅速增加。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害4名同学。许多社会公众对马加爵表现出了同情，把其杀人动机归结于他因贫困受歧视而对社会产生的仇恨。2010年，一男子在福建南平某小学门口连砍13名小学生。凶手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对社会充满仇恨。这两个作案者一个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极度自卑的孩子，一个是下岗后谋职不成的待业者。他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当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进而使得他们更加被边缘化时，他们的焦虑和自卑、不满与仇恨也与日俱增。此时，如果再遭遇某些挫折或影响其切身利益的突发事件，那么，他们心底中积蓄的不良情绪将极度膨胀，最终可能产生犯罪行为。
三、性观念巨变背景下，
性侵害案件迅速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校性侵害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在性侵对象、手段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校外人员嫖宿、强奸幼女案屡有发生。比如，贵州习水嫖幼案。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期间，刘某、袁某先后在贵州习水县城的三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门口附近守候，多次将中小学女生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要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胁迫卖淫。学生性侵老师的案件也有发生。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丰富，速成食品大大增加，再加上影视传媒的影响，未成年人的发育提前了许多。提前发育使得一些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下易产生认知失调下的性冲动，而其身高的增长也使得他们的性冲动行为获得了体能的支持。比如，2009年9月，某中学放学后，24岁的女教师胡某留下杨生和彭生做思想工作。14岁的杨生和15岁的彭生个子高大，面对美女教师，杨生竟心生邪念，串通彭生对该老师实施强奸。教师利用高科技电子产品性侵学生事件也多次发生。2014年5月19日，深圳市宝安区某学校的几个家长就曾集体向学校举报，她们才上六年级的女儿，三番五次被班主任老师带进办公室，被逼迫看电脑中的黄色图片。学校行政人员与校外人员合谋性侵学生事件也曾上演。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某小学6名就读六年级的小学女生集体“失踪”，后查明他们被该小学校长和房管局职员带走开房。
四、独生代背景下，
“90后”学生冲动型犯罪增加
“90后”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享受着几代人的呵护。家庭溺爱助长了他们的任性，当遭遇挫折时他们往往采取过激的方式来应对，而不考虑后果。比如，2014年9月23日，沈阳某中学一名男同学上课时间玩手机，被老师发现并没收，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该同学一刀刺入老师体内，导致老师脾脏摘除。
五、信息化背景下，学校安全危机
事件传播速度加快
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新闻媒体的敏感关注，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快速发展，学校安全危机事件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以往，并且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掩盖、封锁消息。所以，如何预防谣言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第一时间澄清事实，将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新课题。
学校安全涉及师生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新时期，学校中的渐进性、常规性的安全问题没有减少，而突发性、独特性的安全问题又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我们必须加强常规性的安全工作，同时不断研究学校安全的新问题、新特点，才能尽最大可能保证学校安全，使青少年健康成长，使广大教师愉快地工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 烨
遭受暴恐袭击危险在增加
20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把目光投向我国，支持“三股势力”在我国搞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三股势力”在我国不断制造恶性暴恐事件，不但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也使校园安全蒙上了阴影。比如，2008年发生的“3·14事件”波及学校，导致部分车辆被砸，个别职工被打伤。
频频发生的恐怖事件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更是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创伤。物资损失可以弥补，但心灵创伤则可能伴随受害者终生。学校是未成年人聚集的场所，学生防范能力薄弱，因此必须提高学校安全警戒级别。另外，像电影院、公园等公共场所，也是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活动的地方，故也属于需要加强安全管理的范畴。
二、贫富差距扩大背景下，
报复社会案件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贫富差距也逐步拉大。第一，国民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是反映国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大量乡村居民涌入城市谋生，城市将因急剧膨胀而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第三，社会不同阶层的财产拥有量悬殊。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在贫富悬殊急剧扩大的背景下，以报复社会为特点的危及学校安全的刑事案件迅速增加。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害4名同学。许多社会公众对马加爵表现出了同情，把其杀人动机归结于他因贫困受歧视而对社会产生的仇恨。2010年，一男子在福建南平某小学门口连砍13名小学生。凶手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对社会充满仇恨。这两个作案者一个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极度自卑的孩子，一个是下岗后谋职不成的待业者。他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当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进而使得他们更加被边缘化时，他们的焦虑和自卑、不满与仇恨也与日俱增。此时，如果再遭遇某些挫折或影响其切身利益的突发事件，那么，他们心底中积蓄的不良情绪将极度膨胀，最终可能产生犯罪行为。
三、性观念巨变背景下，
性侵害案件迅速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校性侵害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在性侵对象、手段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校外人员嫖宿、强奸幼女案屡有发生。比如，贵州习水嫖幼案。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期间，刘某、袁某先后在贵州习水县城的三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门口附近守候，多次将中小学女生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要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胁迫卖淫。学生性侵老师的案件也有发生。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丰富，速成食品大大增加，再加上影视传媒的影响，未成年人的发育提前了许多。提前发育使得一些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下易产生认知失调下的性冲动，而其身高的增长也使得他们的性冲动行为获得了体能的支持。比如，2009年9月，某中学放学后，24岁的女教师胡某留下杨生和彭生做思想工作。14岁的杨生和15岁的彭生个子高大，面对美女教师，杨生竟心生邪念，串通彭生对该老师实施强奸。教师利用高科技电子产品性侵学生事件也多次发生。2014年5月19日，深圳市宝安区某学校的几个家长就曾集体向学校举报，她们才上六年级的女儿，三番五次被班主任老师带进办公室，被逼迫看电脑中的黄色图片。学校行政人员与校外人员合谋性侵学生事件也曾上演。2013年5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某小学6名就读六年级的小学女生集体“失踪”，后查明他们被该小学校长和房管局职员带走开房。
四、独生代背景下，
“90后”学生冲动型犯罪增加
“90后”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享受着几代人的呵护。家庭溺爱助长了他们的任性，当遭遇挫折时他们往往采取过激的方式来应对，而不考虑后果。比如，2014年9月23日，沈阳某中学一名男同学上课时间玩手机，被老师发现并没收，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该同学一刀刺入老师体内，导致老师脾脏摘除。
五、信息化背景下，学校安全危机
事件传播速度加快
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新闻媒体的敏感关注，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快速发展，学校安全危机事件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以往，并且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掩盖、封锁消息。所以，如何预防谣言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第一时间澄清事实，将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新课题。
学校安全涉及师生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新时期，学校中的渐进性、常规性的安全问题没有减少，而突发性、独特性的安全问题又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我们必须加强常规性的安全工作，同时不断研究学校安全的新问题、新特点，才能尽最大可能保证学校安全，使青少年健康成长，使广大教师愉快地工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