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
　　江才健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1.5
　　定价：58.00元
　　
　　近年来的杨振宁热，与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决裂、晚年娶翁帆为妻等社会新闻有关，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西南联大研究正在愈加受到学界的重视。如果说西南联大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桂冠，那么从西南联大走出的杨振宁、李政道、王浩、殷海光、邹承鲁等人便是这顶桂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而这其中又当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影响最大。
　　在江才健近作《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中“昆明的岁月”一章，作者由杨振宁在两万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身份考入西南联大讲起，寥寥数语便介绍了杨振宁在校期间的授课教师情况，专业课方面有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张文裕、吴大猷和王竹溪等留学欧美的专家，而即便是物理系的国文课，也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等名师。谢泳曾在《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一文中谈道：“当时（指西南联大）共179个教授里，留过美国的大概有80多个，留过英国的大概也有30多个，留过日本有三四个，没有留学的不太多，大概只有三四个。而且三个校长，蒋梦麟是留美博士，学哲学的，是杜威的学生；梅贻琦也是留美博士，学物理的；张伯岑虽然没有留过学，但张伯岑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杨振宁的成功并非偶然，除去他天生的才华与家庭的因素，可以说正是西南联大的名师群体为杨振宁日摘取诺贝尔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杨振宁的人生历程中，在求学、科研、婚恋、获得诺奖之外，有一种经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即他在1970年代的几次归国经历，作者江才健将其作为“有生应感国恩宏”一章单独提出，非常必要。我曾将华人在国外过高评价中国的内因归为三点，即：一、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国的强大，毕竟中国的强大对于华人在国外的地位提高有所帮助，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作怪；二、受到中国国内假象或国际社会所提供错误信息的影响；三、参考对象的不同。而这三点在杨振宁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入地辨析。
　　书中有一个例子非常能够说明杨振宁需要中国的强大来维系自己的尊严：杨振宁和太太杜致礼在普林斯顿附近的一个新开发的地区，付了几百美元的订金，准备买房子。过了几个周，开发商告诉他们说，他必须退还他们的订金，原因是他们是中国人，他担心中国人买了那个区域的房子，会影响房屋的销售。这在主观上增强了杨振宁的民族责任感，如江才健所写的：“他（指杨振宁）慢慢更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以及对于较广大中国人社群的一份责任，这也使得他后来从纯粹的物理世界走出来，在政治和社会上陷入一些争议的处境。”
　　其次，是受到中国国内假象或国际社会所提供错误信息的影响。这一点在杨振宁的好友何炳棣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就是这位1977年在新疆乌鲁木齐机场专程等候杨振宁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此前的1974年写出了堪称当世奇文的《论文化大革命》，文章结尾处，何炳棣总结到：“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这样的少作自然不能不悔，很有盲人摸象的味道。杨振宁自然无法“幸免”，每一个在他身边所谓保护他或是陪伴他的人，都可能是使其做出错误判断的卧底，包括他的亲人；而国际社会的背景则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普遍对于左翼运动有着浪漫的看法。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反越战的学生运动，都为这种思潮提供了滋养的环境，因此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有着一份好奇和向往。”
　　最后一点，参考对象的不同。正如书中所说：“杨振宁第一次访问中国，停留到8月17日才离开，差不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中间除了在上海和家人相聚，每天探望住院的父亲，也去了合肥、北京和大寨等一些地方，见到许多老朋友，看到许多新的发展。他比较1945年离开中国时的印象，感受到二十六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情感上的复杂非谚语所能描述。”虽然在国外的二十六年间，杨振宁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中国，但是他头脑中的中国是1945年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刚刚抗日胜利，百废俱兴；而现在的中国，纵然正经历着“文革”的浩劫，但毕竟已经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余年的发展，自然要比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昆明好得多。
　　江才健笔下的杨振宁传虽然缺乏对于杨振宁所从事的科研项目的专业而深入的分析，虽然对于杨振宁晚年的心理变化缺乏细致入微的描写，但是在杨振宁一生的关键结点上，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成功刻画了杨振宁这位中华优秀儿女的伟岸形象，留给读者以无限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