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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时期张闻天在晋陕调查中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调查研究思想观点，与同时期调查研究比较最为全面、最具代表性。是张闻天思想上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标志，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了充分阐发和创新。
关键词 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 D2－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08)05－0007－03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党内逐步发动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1941年9月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政治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张闻天作两次发言表示毛泽东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并在会议上检讨了自己“个人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为了用实际行动补上缺乏实际经验这一课，1942年1月，张闻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出发到陕北、晋西作农村调查。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农村调查。1943年5月调查人员全部返回延安。调查活动结束。张闻天在晋陕农村调查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形成调查研究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有组织的调查研究活动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张闻天领导的晋陕农村调查，还有西北局调查研究考察和林伯渠率领的陕北考察。而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思想在同时期调查研究中最全面、最具代表性，是张闻天思想上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标志，其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了充分阐发和创新。
一、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的内涵
张闻天1942年在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中对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作了系统的阐述，对于如何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有了正确的答案。
第一，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从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角度出发。张闻天认为共产党的一切领导工作都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
首先，调查研究是制定决策的基础。对于领导者，如果没有对当前的具体情况作出精密的调查研究，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这个客观的实际之后，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
其次，决策的执行也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对于被领导者，在接受了上级规定的任务之后必须考虑一番如何执行任务。不但对于上级所给与的任务应有清楚的认识，而且还必须要有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的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光背诵中央决议，而不去研究实际，不在实际中贯彻中央方向，实际上是违反中央决议精神的。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张闻天深切认识到上级的决定必须很好地估计到不同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原则性；下级在执行上级的决定时，也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点，使决定的执行带有具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步调一致，和谐的合拍的前进。这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基础，是不可能的”。
第二，应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张闻天深谙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应注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他说：“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群众生活、群众中的生产关系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们发现了：人们要生活，必须吃饭穿衣，而要吃饭穿衣必须使用一定的工具来生产，这种生产使人们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叫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试问这种理论不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吗?然而其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因为他所要解决的正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问题”。张闻天切身体会到过去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尤其是关于经济基础的调查研究进行太少，而将调查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方面，使群众认为政治与自身利益无关。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参加革命、支持共产党事业的积极性。
第三。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上认识深入基层调查的重要性。要确认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调查研究是在实际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群众是中央决策的最终执行者。只将干部作为工作检查的对象是不对的。要真正了解政策法令执行的情形，必须深入了解农村的阶级情况。他强调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第四，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整风运动中，张闻天一再强调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要有老实的态度，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决不能有其他的态度。不仅在口头上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更要在实际行动上真能这么做。正确的态度还在于长此以往的坚持，延安时期张闻天通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得到的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思想，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实际。他形象地用射箭来比喻这次调查研究活动： “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联系外，是没有其它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
一年零两个月的晋陕农村调查也使张闻天对于采用何种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有了正确的答案，他总结出科学的调查研究过程：明确调查对象；了解调查对象所处的环境；从群众中了解调查对象的情况，同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联系获得材料，通过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对于历史材料收集书面材料；对于发现的被调查方面的矛盾要全面调查；及时整理调查得来的资料；对于矛盾方面作补充调查等等。
二、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这一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有组织的调查研究活动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张闻天领导的晋陕农村调查，还有西北局 调查研究考察和林伯渠率领的陕北考察，但张闻天领导的调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调查手段最全面，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西北局调查研究考察团主要是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两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共写出调查报告19份和专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部分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状况，这次活动本身从一个或几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延安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情况。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下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2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陕北的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2月9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召开的政务会议上报告了他根据考察团走家串户、亲自调查了解的情况，指出了这两个县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继此之后，1943年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又亲赴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返回后，他写了《农村十日》一文，描述了他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林伯渠两次调查研究活动总共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主要采用实地调查、走家串户的方式深入群众亲自了解情况。当场解决群众问题。他在《农村十日》中感慨：“这次农村小住10日，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他的感想，真切地反映了调查研究对党的干部的启发和激励。
相比之下，张闻天率领的晋陕农村调查，有三个显著的特点：时间长，1942年1月，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出发到陕北、晋西作农村调查，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农村调查，1943年5月调查人员全部返回延安，调查活动终止。历时一年又两个月；范围广，调查区域涉及陕北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米脂县杨家沟村、米脂县城内经济、绥德市商业以及晋西北兴县二区14个村；调查手段全面。运用找群众谈话、深入实际调查、收集材料、开调查会等方式。
此次调查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此来检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并通过具体分析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而进一步完善党的抗战政策。调查团根据不同的调查地点，其调查内容各有侧重。陕北神府县的调查内容涉及该地地理环境、社会状况、经济条件、政治面貌等每一个层面，主题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兴县调查过程中以土地占有的变化与租佃关系为重点；在神府县和兴县的调查过程中张闻天特别关注农村政权领导的情况。
在这次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团每到一处就和群众谈话、开调查会了解情况，还参加了碧村、任家湾的选举活动，调查团成员不断对调查活动做出总结，写出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决策的依据，充分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三、张闻天对调查研究认识的根本转变
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质的飞跃，思想和工作作风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困扰，这对于张闻天本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遵义会议以前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高领导人之一，是以擅长做理论工作著称的。虽然他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将自己所学的理论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这一环。张闻天无法摆脱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干扰。第四次反围剿前。张闻天未看到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大的变动，把抗日的政治力量拒在统一战线的门外。1933年新的中共中央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成立，面临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以博古为首、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局领导人急躁冒进，对罗明等同志从实际出发反映闽西东部的情况和提出的“边区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动员群众，发动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军事战斗部署上，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连城南部、长汀东南部发展”的意见，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发动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这场错误斗争很快扩大到红军部队、政府机关和革命群众之中，错误地批判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打击了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同“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党政军干部，毛泽东也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作为参与领导其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多次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整风运动前夕。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次谈话中说到过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实际情况缺乏调查研究。1942年张闻天在结束神府调查后的一次同调查团几个同志谈话时说道：“人不经过本身的实际考验，对一些道理是不能心服的，比如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这个真理，人们常常不肯运用，而我们在这次调查中则体会到这个真理的灵妙了”。如果这个资料值得推敲，那么分析讲话的场合，笔者认为这是最能反映张闻天对于调查研究的认识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证据。
四、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张闻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研究的实际，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对整风运动伊始毛泽东提出的调查研究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第一，从“对立统一，阶级斗争”到“分析与综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提到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即先分析被调查对象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被调查对象的内在规律。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一文中对此作了丰富和发展，他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将分析与综合归结为认识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将调查和研究看作一个体系的两个部分，“我们的思想从全体的认识到部分的认识的过程，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这种分析，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需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反言之，“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导致对于这个事物的整体同样得不到了解，或者得到完全错误的了解。所以“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方法来补充”，使分析出来的部分不脱离整体而存在。“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中关于分析与综合的理论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现了张闻天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质有了深刻的理解。
第二，从“详细地占有资料，抓住要点”到“着重典型”。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提到的另一个调查 研究的方法是“详细地占有资料，抓住要点”。他指出“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收集统计数据和材料“并不是要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张闻天将这一理论在《出发归来记》中发展成为“着重典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发现典型研究对于一件事物虽然花费时间比走马观花式的要超过好多倍，然而它看得深入、看得透彻，能够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而且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这是在他一年来的调查研究工作中被证明了的。在《神府调查经验谈》中，张闻天指出：“贺家川的调查经验，是抓住一个自然村作深入的调查”，“就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也不能把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加以研究，而不能不以英国的资本主义为典型来研究”。
同时，张闻天强调研究典型又必须从具体事物的调查研究出发，因为普遍的东西决不会在单独的东西之外，从某一事物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能硬套在其他一切同类事物的头上。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其他同类个别事物的具体解决，仍须对该事物作具体的研究。关于典型的选择，应该是最能做同类事物代表的具体事物，典型选择得越好，则得出的结论就越带有普遍性，但要选择这样的典型，如果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一类事物的一般的了解仍然是需要的，但这种了解也要有先前深入的典型的研究做它的基础。同样在《神府调查经验谈》中，张闻天总结到：“调查应该由最具体的东西调查起，由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人调查起，只描写一个轮廓是不行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分析的方法，一定要分析下去，最后分析到每一个人。”除以上提到的两种方法，张闻天还对具体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提出新的创建，如：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因为“关于过去的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利用发现的被调查对象的各种矛盾进行调查；经常整理调查材料，补充和完善不足的地方，校正矛盾的地方；研究要紧接在调查之后，对不能说清情况的材料要做补充调查搜集材料，因为“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
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体系完整丰富，提出的方法可操作性强，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改革和建设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黎 峰
关键词 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 D2－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08)05－0007－03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党内逐步发动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1941年9月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政治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张闻天作两次发言表示毛泽东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并在会议上检讨了自己“个人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为了用实际行动补上缺乏实际经验这一课，1942年1月，张闻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出发到陕北、晋西作农村调查。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农村调查。1943年5月调查人员全部返回延安。调查活动结束。张闻天在晋陕农村调查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形成调查研究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有组织的调查研究活动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张闻天领导的晋陕农村调查，还有西北局调查研究考察和林伯渠率领的陕北考察。而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思想在同时期调查研究中最全面、最具代表性，是张闻天思想上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标志，其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了充分阐发和创新。
一、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的内涵
张闻天1942年在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中对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作了系统的阐述，对于如何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有了正确的答案。
第一，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从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角度出发。张闻天认为共产党的一切领导工作都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
首先，调查研究是制定决策的基础。对于领导者，如果没有对当前的具体情况作出精密的调查研究，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这个客观的实际之后，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
其次，决策的执行也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进行。对于被领导者，在接受了上级规定的任务之后必须考虑一番如何执行任务。不但对于上级所给与的任务应有清楚的认识，而且还必须要有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的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法。光背诵中央决议，而不去研究实际，不在实际中贯彻中央方向，实际上是违反中央决议精神的。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研究，张闻天深切认识到上级的决定必须很好地估计到不同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原则性；下级在执行上级的决定时，也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点，使决定的执行带有具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步调一致，和谐的合拍的前进。这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基础，是不可能的”。
第二，应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张闻天深谙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应注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他说：“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群众生活、群众中的生产关系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们发现了：人们要生活，必须吃饭穿衣，而要吃饭穿衣必须使用一定的工具来生产，这种生产使人们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叫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试问这种理论不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吗?然而其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因为他所要解决的正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问题”。张闻天切身体会到过去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尤其是关于经济基础的调查研究进行太少，而将调查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方面，使群众认为政治与自身利益无关。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参加革命、支持共产党事业的积极性。
第三。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上认识深入基层调查的重要性。要确认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调查研究是在实际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群众是中央决策的最终执行者。只将干部作为工作检查的对象是不对的。要真正了解政策法令执行的情形，必须深入了解农村的阶级情况。他强调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第四，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整风运动中，张闻天一再强调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要有老实的态度，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决不能有其他的态度。不仅在口头上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更要在实际行动上真能这么做。正确的态度还在于长此以往的坚持，延安时期张闻天通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得到的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思想，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实际。他形象地用射箭来比喻这次调查研究活动： “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联系外，是没有其它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
一年零两个月的晋陕农村调查也使张闻天对于采用何种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有了正确的答案，他总结出科学的调查研究过程：明确调查对象；了解调查对象所处的环境；从群众中了解调查对象的情况，同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联系获得材料，通过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对于历史材料收集书面材料；对于发现的被调查方面的矛盾要全面调查；及时整理调查得来的资料；对于矛盾方面作补充调查等等。
二、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这一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有组织的调查研究活动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张闻天领导的晋陕农村调查，还有西北局 调查研究考察和林伯渠率领的陕北考察，但张闻天领导的调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调查手段最全面，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西北局调查研究考察团主要是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两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共写出调查报告19份和专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部分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状况，这次活动本身从一个或几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延安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情况。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下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2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陕北的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2月9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召开的政务会议上报告了他根据考察团走家串户、亲自调查了解的情况，指出了这两个县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继此之后，1943年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又亲赴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返回后，他写了《农村十日》一文，描述了他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林伯渠两次调查研究活动总共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主要采用实地调查、走家串户的方式深入群众亲自了解情况。当场解决群众问题。他在《农村十日》中感慨：“这次农村小住10日，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他的感想，真切地反映了调查研究对党的干部的启发和激励。
相比之下，张闻天率领的晋陕农村调查，有三个显著的特点：时间长，1942年1月，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出发到陕北、晋西作农村调查，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农村调查，1943年5月调查人员全部返回延安，调查活动终止。历时一年又两个月；范围广，调查区域涉及陕北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米脂县杨家沟村、米脂县城内经济、绥德市商业以及晋西北兴县二区14个村；调查手段全面。运用找群众谈话、深入实际调查、收集材料、开调查会等方式。
此次调查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此来检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并通过具体分析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而进一步完善党的抗战政策。调查团根据不同的调查地点，其调查内容各有侧重。陕北神府县的调查内容涉及该地地理环境、社会状况、经济条件、政治面貌等每一个层面，主题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兴县调查过程中以土地占有的变化与租佃关系为重点；在神府县和兴县的调查过程中张闻天特别关注农村政权领导的情况。
在这次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团每到一处就和群众谈话、开调查会了解情况，还参加了碧村、任家湾的选举活动，调查团成员不断对调查活动做出总结，写出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决策的依据，充分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三、张闻天对调查研究认识的根本转变
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质的飞跃，思想和工作作风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困扰，这对于张闻天本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遵义会议以前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高领导人之一，是以擅长做理论工作著称的。虽然他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将自己所学的理论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这一环。张闻天无法摆脱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干扰。第四次反围剿前。张闻天未看到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大的变动，把抗日的政治力量拒在统一战线的门外。1933年新的中共中央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成立，面临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以博古为首、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局领导人急躁冒进，对罗明等同志从实际出发反映闽西东部的情况和提出的“边区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动员群众，发动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军事战斗部署上，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连城南部、长汀东南部发展”的意见，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发动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这场错误斗争很快扩大到红军部队、政府机关和革命群众之中，错误地批判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打击了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同“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党政军干部，毛泽东也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作为参与领导其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多次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整风运动前夕。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次谈话中说到过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实际情况缺乏调查研究。1942年张闻天在结束神府调查后的一次同调查团几个同志谈话时说道：“人不经过本身的实际考验，对一些道理是不能心服的，比如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这个真理，人们常常不肯运用，而我们在这次调查中则体会到这个真理的灵妙了”。如果这个资料值得推敲，那么分析讲话的场合，笔者认为这是最能反映张闻天对于调查研究的认识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证据。
四、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张闻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调查研究的实际，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对整风运动伊始毛泽东提出的调查研究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第一，从“对立统一，阶级斗争”到“分析与综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提到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即先分析被调查对象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被调查对象的内在规律。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一文中对此作了丰富和发展，他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将分析与综合归结为认识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将调查和研究看作一个体系的两个部分，“我们的思想从全体的认识到部分的认识的过程，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这种分析，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需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反言之，“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导致对于这个事物的整体同样得不到了解，或者得到完全错误的了解。所以“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方法来补充”，使分析出来的部分不脱离整体而存在。“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中关于分析与综合的理论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现了张闻天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质有了深刻的理解。
第二，从“详细地占有资料，抓住要点”到“着重典型”。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提到的另一个调查 研究的方法是“详细地占有资料，抓住要点”。他指出“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收集统计数据和材料“并不是要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张闻天将这一理论在《出发归来记》中发展成为“着重典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发现典型研究对于一件事物虽然花费时间比走马观花式的要超过好多倍，然而它看得深入、看得透彻，能够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而且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这是在他一年来的调查研究工作中被证明了的。在《神府调查经验谈》中，张闻天指出：“贺家川的调查经验，是抓住一个自然村作深入的调查”，“就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也不能把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加以研究，而不能不以英国的资本主义为典型来研究”。
同时，张闻天强调研究典型又必须从具体事物的调查研究出发，因为普遍的东西决不会在单独的东西之外，从某一事物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能硬套在其他一切同类事物的头上。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其他同类个别事物的具体解决，仍须对该事物作具体的研究。关于典型的选择，应该是最能做同类事物代表的具体事物，典型选择得越好，则得出的结论就越带有普遍性，但要选择这样的典型，如果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一类事物的一般的了解仍然是需要的，但这种了解也要有先前深入的典型的研究做它的基础。同样在《神府调查经验谈》中，张闻天总结到：“调查应该由最具体的东西调查起，由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人调查起，只描写一个轮廓是不行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分析的方法，一定要分析下去，最后分析到每一个人。”除以上提到的两种方法，张闻天还对具体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提出新的创建，如：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因为“关于过去的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利用发现的被调查对象的各种矛盾进行调查；经常整理调查材料，补充和完善不足的地方，校正矛盾的地方；研究要紧接在调查之后，对不能说清情况的材料要做补充调查搜集材料，因为“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
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体系完整丰富，提出的方法可操作性强，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改革和建设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