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陈独秀，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应该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陈独秀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一至五届党中央总书记。不论是他的贡献和积极方面，还是他对历史的消极影响，都曾一度和党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对他的评价和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无论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无论他的错误造成过多大的危害，但只要他没有走向反共反人民、甚至充当汉奸卖国贼的道路，后世的人民总会全面地评价其功过，总会把他们放在应得的公正的历史地位上。”我们深入研究陈独秀，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全面的评价其功过”，把他“放在应得的公正的历史地位上”。
　　第二、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辛亥革命失败后，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就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为开启民众心智，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猛烈地抨击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就更加突出了刊物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则开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评价指出，“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毛泽东于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泽东于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中又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他人生辉煌的篇章。即便说，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或者说，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而只有领导、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一段历史，那历史上也会给他大书特书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从研究新文化运动这个角度，从研究党史这个角度，深入研究陈独秀，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对陈独秀这位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科学的评价，就必须深入研究。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的定性，一直处于变化之中。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后，“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定性，被一直沿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作用，予以了客观和充分评价。但是，对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评价，则一般还是维持原来的结论，即认为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资料表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100多次会议，做出了700多个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指示还不包括在内），要中共中央执行。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道：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在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说，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归在陈独秀身上，确实有点冤枉。
　　由于前苏联一些档案资料的解密，我们对共产国际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历史资料的发掘，对像陈独秀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研究要不断地深入。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成败、功过、得失、是非，把他放到应得的公正的历史地位上，也才能很好地通过他的错误、他的教训，把我们党的教训总结得更深刻，为现在和今后提供历史借鉴。所以，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党的历史人物，既不能褒过头，也不能贬过头。
　　第四，陈独秀这个人物非同寻常，值得深入地研究。陈独秀开天辟地，一生上演了两部正剧：一部是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扮演了总司令的角色。这个角色早已深入人心；一部是他同李大钊等人，共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携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扮演了总书记的角色。这个角色更是深入人心。他又演了两出悲剧，一出是由于共产国际领导失误和他本人的右倾错误等原因，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因参加托派组织，公开反对中共的路线被开除党籍。另一出悲剧，是他的晚年，走出国民党监狱后，流落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市），寓居鹤山坪石墙院，深居简出，贫困孤寂，仍遭受国民党当局监控和王明、康生造谣诬蔑，在贫病交加中，背着莫须有的“汉奸、间谍”的罪名，走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段岁月。这样一位大起大落、富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对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陈独秀节操过人，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五次被捕都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常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又说：“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被捕和砍头视为等闲事。陈独秀53岁那年在上海第五次被捕，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此时，正是1932年末蒋介石拱手放弃东北、民怨沸腾之时。虽身陷囹圄，陈独秀却志不可夺，在狱中，他奋笔写下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宏”等名句名联，处处表现了他那一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硬骨头精神。他在南京法庭上的辩诉，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势若雄狮。法官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回答是：“这是事实，不否认。”“现在是刺刀政治；人民穷到极点，军阀官僚却把金钱存入银行；人民要抗日，政府却退让。”法官指控他“危害民国”，他答辩：“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法官又问：“你认识哪几个被捕的人？”回答：“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不能做政府的侦探！” 铁骨铮铮，豪气万丈！1937年，在国内民主势力的压力下，陈独秀被南京当局释放。出狱后，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劝说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他拒不参加，义愤填膺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看到这些资料，我为陈独秀的高尚人格所动容，所景仰！就凭陈独秀这些高尚的气节表现，也值得我们史学工作者很好地进行研究。
　　第六，陈独秀的家庭是个革命家庭，值得好好地研究。1927年5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3人同时选入31名中央委员之中，陈连任五届总书记，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为革命而牺牲，他们的革命品格和牺牲精神，为无数共产党人所称颂。两个儿子先后壮烈牺牲，身为父亲的陈独秀,正处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处于常人无法承受的内外压力之下，却对失去两位爱子无怨无悔，从未表示过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只是在南京监狱得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后，与狱中友人备酒相贺，并酹酒悼念“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同时为“延年和乔年”酹酒祭奠，才宣泄了积压多年的亲情厚爱，以致“老泪横流，痛哭失声”。
　　第七，陈独秀是全党、全国性的研究人物，同时也是安徽史学界应该好好研究的人物。尽管陈独秀的主要活动不在安徽，但他在安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革命的足迹。早年，他在安庆、芜湖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团结、培育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架起了桥梁。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首先是通过传入各种进步书刊开始的。传入芜湖、安庆等地的进步书刊主要有：《新青年》、《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新潮》、《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1904年，陈独秀应进步人士、知交甚深的汪孟邹的邀请，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他一边办报，一边邀集一批有识之士，经常在这里碰头切磋，批评时弊。从此，报社不仅成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阵地，也成了酝酿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次年，陈独秀联络安徽公学教员柏文蔚和学生常恒芳，创建岳王会。同年，与吴樾、赵声等人策划了轰动全国的吴樾炸清廷出洋五大臣一案。从这里，一批青年学生，如蒋光慈、王稼祥走上了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十分关注安徽地方党组织的建立。1923年初，陈独秀委派中共党员柯庆施，到安庆恢复团组织活动，建立中共组织。6月中旬，安庆青年团得到恢复，并在团员中发展了部分党员。1923年冬，柯庆施在安庆北门万安局濮家老屋主持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安庆支部，柯庆施任书记，党员有王步文、许继慎、濮清泉、杨溥泉、薛卓俊等人。会上，柯庆施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说明党和团的关系，强调作为党员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必要时能够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
　　所以，我们安徽陈独秀研究会的同志、安徽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应该注意收集有关陈独秀在安徽的资料，对他在安徽的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不仅对陈独秀整体研究有帮助，而且可以深化安徽地方党史的研究。
　　第八，中央领导同志对陈独秀的客观评价，学术界对陈独秀研究的成果被中央运用，这应该成为我们深入研究陈独秀巨大的精神动力。毛泽东于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陈独秀的功劳。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离今天已经60多年了。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到陈独秀。“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胡耀邦十分关注对陈独秀的评价，1984年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长时间对陈独秀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人。”2000年12月3日，江泽民邀请8位老同学开座谈会，谈到陈独秀，赞扬陈独秀保持了晚节，没有受国民党威胁利诱而反共。2001年和2002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相继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前者用的“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提法，后者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说，不再使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说法，这就是一个大的改变，大的进步！
　　2004年4月30日，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任弼时同志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这句话告诉我们：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的是“右倾错误”，而且是“共产国际”在前，陈独秀在后。这表明：戴在陈独秀头上77年“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被摘掉了。这是70多年来，中共中央领导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性质的重新认定。不再使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这显然又是一个大的改变，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