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剑”是人们熟知的成语，说是有一个人搭船过河，不小心剑从船上掉了下去，同船的人都为他着急，他却不慌不忙在剑掉下去的船边刻了一道痕迹，嘴里念叨着说“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他满以为沿着这个痕迹能找回自己的剑。船靠岸了，剑当然没能找到。这则寓言故事是小学语文的传统篇目，小学生也知道凭着刻痕是找不回剑的，因为船在动，水在流，刻痕所标的“这里”，已经不是剑所掉下的地方了。
　　读这则寓言故事，谁都会觉得这位“刻舟求剑”者的好笑。然而，再仔细想一想，倘若换成另一种情境，刻舟求剑倒也并非没有可能。一种做法的对或不对，得看处于什么样的背景下。“刻舟”只是做一个标志，起到对方位所在的提示作用。假如船不再動，如已经靠在码头，此时剑掉到了河里，码头内的水流很缓，在剑掉下去的船边刻一道痕迹，不是有助于找回掉下去的剑吗？要是船在河中航行，船在动，水在流，按刻舟的标志就找不到剑。看来错不在“刻舟”，而在于忽略了时间地点的变化。
　　其实，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刻舟的行为，都是在特定的前提下产生的，在给定的前提不变的条件下，理论是可以解释和预测现象的。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社会生活如流水般变动不居，任何既有的理论都是过去的、彼处的，与现实和当下并不能完全吻合。佛教《金刚经》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连“如来所说法”，都认为“皆不可取”“不可说”，这是佛教的“破我执”——一切皆“空”，变动不居。反观我们的某些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念叨着不变的那几句口诀，至多只在说法上稍稍做一点变换，以为永恒的真理。其实，任何理论一写出来就如刻舟求剑，你认为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但实际上，你所分析与解释的社会是发展着的，生活现象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完全从既有的理论出发，这与念叨“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那个人，在思想方法上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说：“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孔子的《论语》，起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讲学习的重要，而且是人的一种精神享受。接下来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与第一句不同的是强调了“知新”，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强调了知识的创新，这在境界上显然推进了一层。当然，新与旧、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古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不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这“道”是根本，是安身立命的东西。
　　任何一位大师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道”。诸如，什么思想贯穿于孔子的理论体系？《论语·里仁》篇作了回答。有一次孔子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真正的大师的理论体系虽然博大精深，但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却相当简单，都是以这个简单的核心思想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如孔子以“忠恕”贯穿其思想体系，老子以“无为”贯穿其思想体系，释迦牟尼以“空”贯穿其思想体系，这便是“一以贯之”。
　　社会生活的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一个学者如何致力于“学”与“思”，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呢？所谓“学以成人”，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大师，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成就于“学而不厌”，此外便是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宋代学者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就会有不懈的追求，就能与时俱进，日新不已，而不是只在船上刻个痕迹，念叨说“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