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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解放初期，西北局、西北军区和习仲勋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积极正确地运用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政治争取为主，晓之以民族团结大义，配合军事清剿，解放了青海省昂拉藏族部落群众，收服了藏族部落头人项谦，顺利平息了这一地区的武装叛乱。这是西北局、西北军区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冲突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身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正确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的绝妙之笔。
1984年4月。习仲勋在与自己的胞弟习仲凯谈话时曾提到过当年收服项谦的往事。他说：青海项谦的问题，那时张仲良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部落是一个游牧部落。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用五个团的兵力解决问题。我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们是八九次。后来，毛泽东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对项谦九擒啊!项谦这个人最后归顺人民后，还当了我们的县长和副州长，到死也没有叛变。所以以后不能“左”。
这件早已尘封的往事，后来还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也被一些媒体屡屡提及，但其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马步芳残余势力怂恿下，项谦发动昂拉叛乱
昂拉部落分布于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上游西岸一带，这里山高林深，地势险要，在解放前属当地千户管辖。千户为封建世袭官职，直属省政府辖制。据1950年统计，青海共有千户26人，总千户1人，副总千户6人。项谦本人于1933年继承千户职位，成为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时年28岁。他的一些亲属多为喇嘛教的活佛、管家，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千户府设在尖巴昂。该地区除少数汉族、回族群众外，其余均为藏族群众。昂拉地区是农牧交错区，以农为主，占80％左右，牧业只占20％。1949年辖区内有8个庄子，7座喇嘛寺院，8000余人，每庄有一个百户，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解放前，青海军阀马步芳曾多次派兵侵扰昂拉。项谦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强悍的武装力量，挫败了马步芳的进攻。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化隆县时，项谦曾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青海贵德县解放后，将昂拉划归贵德县第六区，人民政府仍然承认项谦的千户职位，让他管理昂拉地区，还聘他为省政协委员。由于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还来不及在藏区开展工作，再加上历史上的民族隔阂，藏族群众包括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不了解，项谦本人更是心存疑虑。
1949年12月，潜藏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等县的青海马步芳残余势力，先后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指挥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发生的武装叛乱坚决予以镇压。至1950年3月，叛乱已基本平息。平叛之后，这些地区一些漏网叛匪头目诸如马步芳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逃到了昂拉部落。他们向项谦赠送大量的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进行拉拢。同时，又造谣惑众，怂恿项谦叛乱。起初，项谦对党和政府表面消极应付，暗里积极准备叛乱。后来，便公然违抗人民政府法令，纵容其部属屡次枪杀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并公开抢劫，破坏社会秩序，给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他组织了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并自任军长；参加反动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在昂拉地区强令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扩大力量，形成割据局面。
习仲勋：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有利
昂拉叛乱发生后立即引起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和青海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认为：项谦在叛乱中既有其反动的一面，又有被人利用、可以争取的一面。在解决昂拉问题上，必须把民族问题同反革命叛乱严格区别开来；对项谦必须进行耐心争取和等待；在剿匪问题上，必须坚持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
据此，身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多次提出，解决好昂拉问题，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共产党在青海及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顺利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会产生大的影响。他主张在充分做好军事准备的基础上采取政治瓦解为主的方针，以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政策应该更为宽大，反复说服争取。针对急于军事进剿的主张，习仲勋曾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决不能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喜饶嘉措是青海省副主席，是我们的宗教上层爱国人士。他确实爱国，先信国民党，后信共产党。蒋介石还给他一个银印，一个封号，我们没有给他封号，但他对我们比对国民党好得多。”
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青海省委、省政府对项谦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
1950年8月，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项谦来西宁参加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朴的吊唁活动，并向省党政军领导报告了他受匪特蛊惑的经过。省领导表示不咎既往，并专门召开座谈会对项谦来西宁表示欢迎。项谦在座谈中说：“由于我对政府政策不了解，曾派人到甘州和解放军接过头，以后解放军和土匪发生了战争，又听了坏分子的谣言。而对政府发生误会。今天来到政府，蒙各位首长热情招待，今后我一定要坚决靠近政府。”但是，项谦回昂拉后，又自食其言，继续与人民政府对抗。
此后，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青海省委、省政府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各界爱国上层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去昂拉劝说项谦归顺，并答应只要他与青海残匪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昂拉地区的土匪、特务，使群众安居乐业，人民政府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其千户和省政协委员等职位。
1951年9月，在第八次政治争取项谦失败之际，正值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在西宁召开。与会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坚决要求政府剿灭项谦叛乱集团。据此，青海省委请示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要求m兵清剿项谦。
9月11日凌晨，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张宗逊、阎揆要报中央：进剿昂拉是十分重大的民族问题，已请示中央，得批准后始可行动；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故预剿日期应作更改，候中央指示到再定。昂拉在藏族部落中是否已经孤立，目前各方反映尚不足说明究竟。即使在各部落孤立，但昂拉下户目前又未必在本部落孤立。这时进剿是否过早，是否惊动太大，是否使昂拉群众认为是打他们部落。只有昂拉千户在其本部落中孤立了。才是进剿的适当时机。解放后匪从未与藏族部落发生武装冲突。这次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凡～切 和我关系疏远者必增戒备之心理，团结闲难，总之迟比早稳妥。对昂拉问题早作宣传是不策略的。在塔尔寺作专题报告会陷自己于被动，使人怀疑我要打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枪是很难决定的。因此，在各代会(指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最后一天公开讨论，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即中央批准可打与打同时动员亦为时不晚。过早向党内外动员事实上等于泄密。请再考虑并请中央对此问题即作示复为盼。
西北局和习仲勋还通过不同方式与青海省领导一起分析形势，研究探讨和平解决昂拉叛乱的方针政策。习仲勋认为：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藏族仁人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鄙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考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Ⅱ向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会因流窜引起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予以推迟。习仲勋还一再叮咛“时刻要防止急躁情绪”。
军事进剿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
青海省委、省政府根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继续加强政治争取项谦的工作。仅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三次亲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次派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去劝说，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担保项谦只要与匪特划清界限，改恶从善，人民政府就会予以宽大处理。但是，项谦不但不翻然悔悟，还肆意凌辱甚至企图扣留、谋杀政府派去的代表，明目张胆地抗粮抗税，不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阻止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进入昂拉地区，强迫群众大面积种植鸦片，外出贩卖换取军火：四处抢劫，残害群众，数次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和武工队、工作组，杀伤解放军官兵。至此，受害地区群众和全省各族各界人士多次上书青海省人民政府，要求迅速肃清昂拉叛乱。昂拉地区藏族群众也对项谦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其时，项谦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心怀异志。其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就主动脱离昂拉部落，到西宁反映情况。
鉴于先后十余次政治争取无效，中共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央指示报告中共中央，拟于1952年4月下旬进剿昂拉匪部，4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4月21日，中共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火的指示，为打击这一地区反动势力的搽张气焰，巩固民族团结及人民民主々政，决定对尖扎地区以马全彪、怖起禄、项谦为首的反动武装坚决予以剿火、
1952年5月1Ij，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到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昂拉武装叛乱。项谦只带着少数人马逃离昂拉，隐匿在同仁县境内的森林中。至5月12日，剿匪部队共计毙伤叛匪264人，俘467人。争取投降864人，缴获符种怆1036支，符种枪弹29809发、在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部队主力在完成作战任务后于20日返回原驻防地，
1952年5月13日，西北局和习仲勋致电青海省委并西北军区：对项谦及其他逃跑之匪，务必组织骑兵追击部队坚决跟踪迫歼，并结合各方面积极进行争取，迅速彻底解决：乘此胜利，发动各族人民普遍开展剿匪运动，对成股上匪应配合部队坚决清剿，务希借此机会严厉打击恶霸、特务的破坏活动；经与喜饶嘉措谈好，请他仍到昂拉出面安抚各部落并争取逃散之匪。昂拉地区工作可由他出面领头，团结当地及各方有关人士去进行，不必设立治安委员会，待秩序恢复即可组织区域自治委员会继续工作；同意当地目前工作以安定群众、争收大小头日、肃清散雕为中心的方针。所提对俘虏当地藏族匪首和匪众的政策，对匪首家属的政策是正确的，可照此执行，项谦家属已经查出，需切实加以宽待并鼓励其派人说降项谦。当地救济工作请即大力进行，做好了就打下了以后进行工作的良好基础。所有剿匪战斗中负伤的群众和匪众，都要很好收容治疗。
青海省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了“继军事清剿之后继之以政治争取”的方针，他们为解决昂拉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做了大量安置救济工作，对战斗中负伤的匪众一律收留安置，予以治疗；对于战俘，包括藏族头日、宜人，即擒即放。对项谦的妻儿、胞妹给予特别保护，项谦的母亲患病卧床，政府派医护人员为其精心治疗直至康复、对项谦购物，、原物归还其亲属，并加以保护。
与此同时，青海省委、省政府赴昂拉工作组和中共尖扎工委决定，派出曾参加叛乱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完德太等11人，持昂拉八庄及项谦家属手书信件，加紧寻找项谦。7月11日，寻找人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奔波寻访、说服感化，终于使项谦返回到昂拉地区，并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0发，望远镜1架，马5匹。尽管项谦回到了昂拉，但是使其真正回心转意，归顺人民，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在此期间，尖扎工委先后几次向青海省委、西北局作了报告。青海省委也在7月8日、12日回复尖扎工委并报告了西北局。
习仲勋：不管项谦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
1952年7月15日，正在新疆出席中共新疆分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习仲勋收到了西北局于14日发来的一份电报。这是西北局对青海省委“关于争取项谦问题的指示”电。尽管新疆党代表会议当日开幕，习仲勋要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促，但是他还是抽暇仔细审阅了这份电报稿。冈为他一直惦记着关于争取项谦的事情。离开西安时，他特别嘱咐要准确掌握争取项谦的动态，严格执行政策，及时报告军事政治斗争进展情况并发出指示。
西北局指示电包括五项内容：(一)争取项谦来归，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基层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区(指青海省果洛地区，现为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工作，打击傅秉勋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应首先不动摇地耐心地坚持这一方针。(二)在我军进剿胜利，尤其足进剿之前、之中、之后在昂批地区内外藏族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并充分掌握了政策，连项谦周围最亲密的一些人也有部分来归了的，现在项谦来归的可能不可以说是不大的，而应当说这个可能是比过去大了。(三)项谦来归，不管是否还与其他反革命有联系甚至有新阴谋(这点现时还无证据)，只要他来归了，就对我十分有利。如果我们不惮多次地仁至义尽地去争取，项谦仍然不回来，那时他就会在昂拉及其周围地区以至其他所有藏族中确实陷于孤立，而我们则更加主动。(四)尖扎工委布置一面组织藏族人士去争取，一面又秘密组织其中的人设法(不管做得如何“巧妙”，绝不可能一点也不暴露)搞掉项谦，这样做只 会使少数民族增加对我们的不信任，所贻恶果就太大了。务必立即停止此项布置。如果已经交了这项任务，必须立即改正，并指明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不用这种办法。(五)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
电报还提出做好争取工作的三点意见：青海省委、省政府可以请喜饶赢措副主席再去尖扎一次，如能多争取几个有关藏族各方人士更好，省委亦应派人卜司去：项谦来归仍坚决按《告各族人民书》所定四条办事，不必附加什么条件；此项争取工作，必须诚心诚意地表里如一地去做，时时谨慎，力戒骄躁。从这份电报内容可以看出“，两北局在作出上述指示时。还没有得到项谦已于三天前回到昂拉地区的消息。
习仲勋认真分析了争取项谦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和西北局、青海省委的电报，并与有关方面交换了意见，特别是为了记取项谦屡次不守诺言、动摇多变的经验教训，于7月16日、17日两次致电西北局和张仲良，就政治争取项谦提出意见。16日的电文如下：(一)项谦完全势穷力孤，走投无路，义闪我之正确政策的影响，争取项谦来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要将昂拉区的工作做好，不犯错误，就可更快地解决项谦问题。(二)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决心来归，一定对他负责到底。能将项谦问题尽快解决，则对我好处甚多。(三)也许项谦顾虑很大，想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减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成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任何形式逃跑，我都应当提高警惕，准备冉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为止。(四)部队不可全撤，务必留下足够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
这时，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尖扎工委争取项谦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两北局把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习仲勋，习仲勋看到电报后心情异常欣慰，即于17日由新疆复电西北局转张仲良：“顷接来电，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的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谦如日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不是增加他的顾虑，望严加注意。”7月21日，西北局电告青海省委，要切实贯彻执行习仲勋的指示精神。
习仲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中后，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所有财产保护完好，对他的家人照顾得非常周到，尖扎区人民在政府领导下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这些使他感动不已。他主动找到尖扎工委书记王鹏远，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和对人民犯下的罪过表示忏悔。他说自己杀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过解放军，罪恶很大，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仁至义尽，今后一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改正错误，与土匪脱离关系，再不做坏事。1952年7月31日，项谦来到西宁，受到青海省党政领导的亲切接见。省委书记张仲良、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在接见项谦时明确表示对其既往不咎，保留其下户职位，
8月10日，项谦从西宁起程去兰州，参加了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这时，习仲勋在参加完新疆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后途经甘肃视察工作，在兰州接见了项谦。项谦向习仲勋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刘格平等人敬献了哈达。11日，习仲勋为欢迎项谦举行招待晚宴。
习仲勋在宴会期问关切地询问项谦：为什么过去劝告你过来，你不过来，这次才回来?项谦虔诚地回符说：“没路可走了。我原来想，回来后会让你们杀掉的。”习仲勋当即勉励项谦：“不会的，我们希望你下决心立功赎罪。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土匪特务的欺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项谦对党的宽大为怀的政策深受感动，在《青海日报》发表了他写的《归向人民的感想》，对自已受青海马步芳匪特拉拢、利用、煽动，走向反动，对抗政府，危害人民的罪恶深表忏悔。他说：“我的罪恶之大，杀了头也不足以消除的。”刘‘党和人民政府反复争取他走向光明，他深表感谢：“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的恩典，我将永远感激。”
后来，项谦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剐州长，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于1959年3月病逝。
西北局、两北军区和习仲勋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重视。中央先后转发了《尖扎工委在昂拉地区工作的经验》和西北局《关于平息昂拉、两吉等少数民族地区判乱的报告》，认为这些经验是成熟的、正确的，各地党委都有认真一读的必要，特圳址民族聚居和杂居区的党委更心详加研究。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介绍了剿扰兼施，收服项谦，平息叛乱的经过和经验。
随后，习仲勋在一份报告中也总结性地讲道：青海的昂拉部落，解放以后曾和我们有些来往，以后又弄翻了。现在检查也有我们的政策没有搞好的问题，以致这个部落的头目到处出来抢人。两年来一直是由喜饶嘉措、扎喜(指扎喜旺徐，藏族，四川甘孜人)亲争取了十七次才过来。像这样的人，还不使人气愤吗?不打还行吗?但是我们没有打，慢慢地来争取。因为不是消火他一个人的问题。要杀也很容易，调上一万军队开进那里，他再往哪里跑?但我们不这样办。因为他一个人影响很多人。直至争取到十七次还是不行，我们就打，但是这个打。还是为了争取他。结果俘虏了七八百人，剩下项谦本人带了几十个人逃跑了。我们军队纪律很好，对他家中财产保护。他母亲、老婆患病我们给看、这样我们又派人去争取，他很受感动，于是在7月11日带全部人马都叫来了，现在项谦还是原官原职，这样做的结果使7000多藏民群众的昂拉部落地区安定下来了。同时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头领人物也影响很大。
30年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在全围统战工作会议上回忆说对项谦的几擒儿放，当时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放得少了，我们来各十擒十放。
1984年4月。习仲勋在与自己的胞弟习仲凯谈话时曾提到过当年收服项谦的往事。他说：青海项谦的问题，那时张仲良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部落是一个游牧部落。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用五个团的兵力解决问题。我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们是八九次。后来，毛泽东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对项谦九擒啊!项谦这个人最后归顺人民后，还当了我们的县长和副州长，到死也没有叛变。所以以后不能“左”。
这件早已尘封的往事，后来还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也被一些媒体屡屡提及，但其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马步芳残余势力怂恿下，项谦发动昂拉叛乱
昂拉部落分布于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上游西岸一带，这里山高林深，地势险要，在解放前属当地千户管辖。千户为封建世袭官职，直属省政府辖制。据1950年统计，青海共有千户26人，总千户1人，副总千户6人。项谦本人于1933年继承千户职位，成为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时年28岁。他的一些亲属多为喇嘛教的活佛、管家，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千户府设在尖巴昂。该地区除少数汉族、回族群众外，其余均为藏族群众。昂拉地区是农牧交错区，以农为主，占80％左右，牧业只占20％。1949年辖区内有8个庄子，7座喇嘛寺院，8000余人，每庄有一个百户，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解放前，青海军阀马步芳曾多次派兵侵扰昂拉。项谦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强悍的武装力量，挫败了马步芳的进攻。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化隆县时，项谦曾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青海贵德县解放后，将昂拉划归贵德县第六区，人民政府仍然承认项谦的千户职位，让他管理昂拉地区，还聘他为省政协委员。由于解放初期人民政府还来不及在藏区开展工作，再加上历史上的民族隔阂，藏族群众包括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不了解，项谦本人更是心存疑虑。
1949年12月，潜藏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等县的青海马步芳残余势力，先后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青海部队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指挥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发生的武装叛乱坚决予以镇压。至1950年3月，叛乱已基本平息。平叛之后，这些地区一些漏网叛匪头目诸如马步芳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逃到了昂拉部落。他们向项谦赠送大量的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进行拉拢。同时，又造谣惑众，怂恿项谦叛乱。起初，项谦对党和政府表面消极应付，暗里积极准备叛乱。后来，便公然违抗人民政府法令，纵容其部属屡次枪杀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并公开抢劫，破坏社会秩序，给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他组织了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并自任军长；参加反动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在昂拉地区强令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扩大力量，形成割据局面。
习仲勋：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有利
昂拉叛乱发生后立即引起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和青海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认为：项谦在叛乱中既有其反动的一面，又有被人利用、可以争取的一面。在解决昂拉问题上，必须把民族问题同反革命叛乱严格区别开来；对项谦必须进行耐心争取和等待；在剿匪问题上，必须坚持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
据此，身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多次提出，解决好昂拉问题，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共产党在青海及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顺利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会产生大的影响。他主张在充分做好军事准备的基础上采取政治瓦解为主的方针，以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政策应该更为宽大，反复说服争取。针对急于军事进剿的主张，习仲勋曾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决不能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喜饶嘉措是青海省副主席，是我们的宗教上层爱国人士。他确实爱国，先信国民党，后信共产党。蒋介石还给他一个银印，一个封号，我们没有给他封号，但他对我们比对国民党好得多。”
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青海省委、省政府对项谦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
1950年8月，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项谦来西宁参加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朴的吊唁活动，并向省党政军领导报告了他受匪特蛊惑的经过。省领导表示不咎既往，并专门召开座谈会对项谦来西宁表示欢迎。项谦在座谈中说：“由于我对政府政策不了解，曾派人到甘州和解放军接过头，以后解放军和土匪发生了战争，又听了坏分子的谣言。而对政府发生误会。今天来到政府，蒙各位首长热情招待，今后我一定要坚决靠近政府。”但是，项谦回昂拉后，又自食其言，继续与人民政府对抗。
此后，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青海省委、省政府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各界爱国上层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去昂拉劝说项谦归顺，并答应只要他与青海残匪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昂拉地区的土匪、特务，使群众安居乐业，人民政府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其千户和省政协委员等职位。
1951年9月，在第八次政治争取项谦失败之际，正值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在西宁召开。与会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坚决要求政府剿灭项谦叛乱集团。据此，青海省委请示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要求m兵清剿项谦。
9月11日凌晨，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张宗逊、阎揆要报中央：进剿昂拉是十分重大的民族问题，已请示中央，得批准后始可行动；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故预剿日期应作更改，候中央指示到再定。昂拉在藏族部落中是否已经孤立，目前各方反映尚不足说明究竟。即使在各部落孤立，但昂拉下户目前又未必在本部落孤立。这时进剿是否过早，是否惊动太大，是否使昂拉群众认为是打他们部落。只有昂拉千户在其本部落中孤立了。才是进剿的适当时机。解放后匪从未与藏族部落发生武装冲突。这次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凡～切 和我关系疏远者必增戒备之心理，团结闲难，总之迟比早稳妥。对昂拉问题早作宣传是不策略的。在塔尔寺作专题报告会陷自己于被动，使人怀疑我要打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枪是很难决定的。因此，在各代会(指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最后一天公开讨论，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即中央批准可打与打同时动员亦为时不晚。过早向党内外动员事实上等于泄密。请再考虑并请中央对此问题即作示复为盼。
西北局和习仲勋还通过不同方式与青海省领导一起分析形势，研究探讨和平解决昂拉叛乱的方针政策。习仲勋认为：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藏族仁人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鄙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考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Ⅱ向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会因流窜引起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予以推迟。习仲勋还一再叮咛“时刻要防止急躁情绪”。
军事进剿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
青海省委、省政府根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示，继续加强政治争取项谦的工作。仅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三次亲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次派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去劝说，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担保项谦只要与匪特划清界限，改恶从善，人民政府就会予以宽大处理。但是，项谦不但不翻然悔悟，还肆意凌辱甚至企图扣留、谋杀政府派去的代表，明目张胆地抗粮抗税，不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阻止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进入昂拉地区，强迫群众大面积种植鸦片，外出贩卖换取军火：四处抢劫，残害群众，数次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和武工队、工作组，杀伤解放军官兵。至此，受害地区群众和全省各族各界人士多次上书青海省人民政府，要求迅速肃清昂拉叛乱。昂拉地区藏族群众也对项谦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其时，项谦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心怀异志。其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就主动脱离昂拉部落，到西宁反映情况。
鉴于先后十余次政治争取无效，中共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央指示报告中共中央，拟于1952年4月下旬进剿昂拉匪部，4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4月21日，中共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火的指示，为打击这一地区反动势力的搽张气焰，巩固民族团结及人民民主々政，决定对尖扎地区以马全彪、怖起禄、项谦为首的反动武装坚决予以剿火、
1952年5月1Ij，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到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昂拉武装叛乱。项谦只带着少数人马逃离昂拉，隐匿在同仁县境内的森林中。至5月12日，剿匪部队共计毙伤叛匪264人，俘467人。争取投降864人，缴获符种怆1036支，符种枪弹29809发、在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部队主力在完成作战任务后于20日返回原驻防地，
1952年5月13日，西北局和习仲勋致电青海省委并西北军区：对项谦及其他逃跑之匪，务必组织骑兵追击部队坚决跟踪迫歼，并结合各方面积极进行争取，迅速彻底解决：乘此胜利，发动各族人民普遍开展剿匪运动，对成股上匪应配合部队坚决清剿，务希借此机会严厉打击恶霸、特务的破坏活动；经与喜饶嘉措谈好，请他仍到昂拉出面安抚各部落并争取逃散之匪。昂拉地区工作可由他出面领头，团结当地及各方有关人士去进行，不必设立治安委员会，待秩序恢复即可组织区域自治委员会继续工作；同意当地目前工作以安定群众、争收大小头日、肃清散雕为中心的方针。所提对俘虏当地藏族匪首和匪众的政策，对匪首家属的政策是正确的，可照此执行，项谦家属已经查出，需切实加以宽待并鼓励其派人说降项谦。当地救济工作请即大力进行，做好了就打下了以后进行工作的良好基础。所有剿匪战斗中负伤的群众和匪众，都要很好收容治疗。
青海省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了“继军事清剿之后继之以政治争取”的方针，他们为解决昂拉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做了大量安置救济工作，对战斗中负伤的匪众一律收留安置，予以治疗；对于战俘，包括藏族头日、宜人，即擒即放。对项谦的妻儿、胞妹给予特别保护，项谦的母亲患病卧床，政府派医护人员为其精心治疗直至康复、对项谦购物，、原物归还其亲属，并加以保护。
与此同时，青海省委、省政府赴昂拉工作组和中共尖扎工委决定，派出曾参加叛乱被政府宽大释放的完德太等11人，持昂拉八庄及项谦家属手书信件，加紧寻找项谦。7月11日，寻找人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奔波寻访、说服感化，终于使项谦返回到昂拉地区，并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0发，望远镜1架，马5匹。尽管项谦回到了昂拉，但是使其真正回心转意，归顺人民，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在此期间，尖扎工委先后几次向青海省委、西北局作了报告。青海省委也在7月8日、12日回复尖扎工委并报告了西北局。
习仲勋：不管项谦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
1952年7月15日，正在新疆出席中共新疆分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习仲勋收到了西北局于14日发来的一份电报。这是西北局对青海省委“关于争取项谦问题的指示”电。尽管新疆党代表会议当日开幕，习仲勋要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促，但是他还是抽暇仔细审阅了这份电报稿。冈为他一直惦记着关于争取项谦的事情。离开西安时，他特别嘱咐要准确掌握争取项谦的动态，严格执行政策，及时报告军事政治斗争进展情况并发出指示。
西北局指示电包括五项内容：(一)争取项谦来归，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基层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区(指青海省果洛地区，现为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工作，打击傅秉勋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应首先不动摇地耐心地坚持这一方针。(二)在我军进剿胜利，尤其足进剿之前、之中、之后在昂批地区内外藏族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并充分掌握了政策，连项谦周围最亲密的一些人也有部分来归了的，现在项谦来归的可能不可以说是不大的，而应当说这个可能是比过去大了。(三)项谦来归，不管是否还与其他反革命有联系甚至有新阴谋(这点现时还无证据)，只要他来归了，就对我十分有利。如果我们不惮多次地仁至义尽地去争取，项谦仍然不回来，那时他就会在昂拉及其周围地区以至其他所有藏族中确实陷于孤立，而我们则更加主动。(四)尖扎工委布置一面组织藏族人士去争取，一面又秘密组织其中的人设法(不管做得如何“巧妙”，绝不可能一点也不暴露)搞掉项谦，这样做只 会使少数民族增加对我们的不信任，所贻恶果就太大了。务必立即停止此项布置。如果已经交了这项任务，必须立即改正，并指明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不用这种办法。(五)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
电报还提出做好争取工作的三点意见：青海省委、省政府可以请喜饶赢措副主席再去尖扎一次，如能多争取几个有关藏族各方人士更好，省委亦应派人卜司去：项谦来归仍坚决按《告各族人民书》所定四条办事，不必附加什么条件；此项争取工作，必须诚心诚意地表里如一地去做，时时谨慎，力戒骄躁。从这份电报内容可以看出“，两北局在作出上述指示时。还没有得到项谦已于三天前回到昂拉地区的消息。
习仲勋认真分析了争取项谦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和西北局、青海省委的电报，并与有关方面交换了意见，特别是为了记取项谦屡次不守诺言、动摇多变的经验教训，于7月16日、17日两次致电西北局和张仲良，就政治争取项谦提出意见。16日的电文如下：(一)项谦完全势穷力孤，走投无路，义闪我之正确政策的影响，争取项谦来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要将昂拉区的工作做好，不犯错误，就可更快地解决项谦问题。(二)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决心来归，一定对他负责到底。能将项谦问题尽快解决，则对我好处甚多。(三)也许项谦顾虑很大，想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减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成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任何形式逃跑，我都应当提高警惕，准备冉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为止。(四)部队不可全撤，务必留下足够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
这时，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尖扎工委争取项谦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两北局把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习仲勋，习仲勋看到电报后心情异常欣慰，即于17日由新疆复电西北局转张仲良：“顷接来电，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的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谦如日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不是增加他的顾虑，望严加注意。”7月21日，西北局电告青海省委，要切实贯彻执行习仲勋的指示精神。
习仲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中后，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所有财产保护完好，对他的家人照顾得非常周到，尖扎区人民在政府领导下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这些使他感动不已。他主动找到尖扎工委书记王鹏远，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和对人民犯下的罪过表示忏悔。他说自己杀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过解放军，罪恶很大，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仁至义尽，今后一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改正错误，与土匪脱离关系，再不做坏事。1952年7月31日，项谦来到西宁，受到青海省党政领导的亲切接见。省委书记张仲良、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在接见项谦时明确表示对其既往不咎，保留其下户职位，
8月10日，项谦从西宁起程去兰州，参加了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这时，习仲勋在参加完新疆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后途经甘肃视察工作，在兰州接见了项谦。项谦向习仲勋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刘格平等人敬献了哈达。11日，习仲勋为欢迎项谦举行招待晚宴。
习仲勋在宴会期问关切地询问项谦：为什么过去劝告你过来，你不过来，这次才回来?项谦虔诚地回符说：“没路可走了。我原来想，回来后会让你们杀掉的。”习仲勋当即勉励项谦：“不会的，我们希望你下决心立功赎罪。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土匪特务的欺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项谦对党的宽大为怀的政策深受感动，在《青海日报》发表了他写的《归向人民的感想》，对自已受青海马步芳匪特拉拢、利用、煽动，走向反动，对抗政府，危害人民的罪恶深表忏悔。他说：“我的罪恶之大，杀了头也不足以消除的。”刘‘党和人民政府反复争取他走向光明，他深表感谢：“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的恩典，我将永远感激。”
后来，项谦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剐州长，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于1959年3月病逝。
西北局、两北军区和习仲勋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重视。中央先后转发了《尖扎工委在昂拉地区工作的经验》和西北局《关于平息昂拉、两吉等少数民族地区判乱的报告》，认为这些经验是成熟的、正确的，各地党委都有认真一读的必要，特圳址民族聚居和杂居区的党委更心详加研究。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介绍了剿扰兼施，收服项谦，平息叛乱的经过和经验。
随后，习仲勋在一份报告中也总结性地讲道：青海的昂拉部落，解放以后曾和我们有些来往，以后又弄翻了。现在检查也有我们的政策没有搞好的问题，以致这个部落的头目到处出来抢人。两年来一直是由喜饶嘉措、扎喜(指扎喜旺徐，藏族，四川甘孜人)亲争取了十七次才过来。像这样的人，还不使人气愤吗?不打还行吗?但是我们没有打，慢慢地来争取。因为不是消火他一个人的问题。要杀也很容易，调上一万军队开进那里，他再往哪里跑?但我们不这样办。因为他一个人影响很多人。直至争取到十七次还是不行，我们就打，但是这个打。还是为了争取他。结果俘虏了七八百人，剩下项谦本人带了几十个人逃跑了。我们军队纪律很好，对他家中财产保护。他母亲、老婆患病我们给看、这样我们又派人去争取，他很受感动，于是在7月11日带全部人马都叫来了，现在项谦还是原官原职，这样做的结果使7000多藏民群众的昂拉部落地区安定下来了。同时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头领人物也影响很大。
30年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在全围统战工作会议上回忆说对项谦的几擒儿放，当时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放得少了，我们来各十擒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