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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德·迈斯特伯爵的《论法国》（一七九六）是一本奇书。这个薄薄的小册子，其实应该叫作《论法国大革命》，或者不如干脆叫作《反法国大革命》。作者因为这一册小书，被描绘成这样一副形象：“一个狂热的绝对专制主义者，一个激进的神权主义者，一个毫不妥协的严刑酷法论者，一个教皇、国王和刽子手三位一体说的使徒。他是最严格、最狭隘、最不容更改的教义的始终如一的鼓吹者。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幽灵，集博学之士、检察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身份于一身。”—这乃是十九世纪人们对迈斯特“牢不可破的成见”，也是他在那一百年里“常见的肖像”（以赛亚·伯林：《论法国》“导言”）。这一评语之酷烈，在西方思想史当中立场与之相近的人物里面，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英国的霍布斯与菲尔默，还是法国本土的博丹与波舒哀，其声誉都达不到这种极端的程度;能与之等量齐观的，大概唯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领袖。—反法国大革命的迈斯特曾出人意料地对雅各宾党人表示赞赏，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这样一册给作者招致了恶名的书，却令读者深深为之着迷，“自始流行甚广，以迄于今”。这本身并不为奇，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名誉更差，流行也更广，人心向来如此。迈斯特这本奇书，奇就奇在，伯爵在书中以绝对的自信大胆预测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结局，但是与神一般的托克维尔相反，作者的预言最终全部落空。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此书自始至终大受欢迎，不知靠的是什么？
迈斯特伯爵在《论法国》一书中悍然说道：“大自然和人类历史无不证明，建立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共和国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个辽阔的自由国家不可能存在于共和政体之下”，“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大共和国”，“法国革命试图建立的大共和国只是大话空话，共和国的作家朋友们关于共和政体之稳定性的一切言论不过是热望的梦幻”。
迈斯特在这里看似言辞激烈，其实不过是复述了十八世纪孟德斯鸠、卢梭等关于共和国的“常识”，即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那么法国作为“大国”，是不可能建立共和国的。伯爵预言：“法国现存政府所颁布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持久，所向披靡的大自然将再次带回君主政体。”迈斯特说这话是在一七九六年法国督政府期间，法国的共和制实验刚刚起步，果不其然，数年之后拿破仑称帝（一八零四），又十年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一四），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要到一八四八年才出现。待到迈斯特一八二一年去世，就他自身经验而言，一切可谓如其所料，预言应验如仪。迈斯特伯爵自信满满地说：“四千年来，所谓命运女神一直在不停掷骰子。她可曾掷出过大共和国？没有，骰子上从来就没有这个数。”然而，在我们这些后人眼中，“所向披靡的大自然”几番翻云覆雨，固然再次带回了君主政体，可最终带回的仍是共和政体。命运女神的骰子，在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之后，接连掷出了法兰西第三、第四、第五共和国，共和政体终于在法兰西生根。伯爵猜中了前头，可是没猜到这结局。
共和国的疆域及与之对应的政体问题，也是美国建国国父们念念在兹的命题。汉密尔顿注意到，孟德斯鸠虽然提出共和国范围宜小，但仍指出有一种可能的大型共和政体：它由小共和国组成，因而享有各共和国的内部幸福，同时对外而言，由于联合又具有大君主国的一切优点，这便是“联邦共和国”（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继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著名的第十篇书信中，首先指出共和政体不同于民主政体，二者有两大区别：一、共和政体采用代表制，二、共和政体国民人数较多、疆域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在麦迪逊这里，共和政体的规定性发生反转，“疆域较大”第一次成了共和政体的特征。麦迪逊接着说，党争乃是民主政体的死穴，在控制党争影响方面，共和政体优于民主政体，这也是大共和国优于小共和国、联邦优于组成联邦的各州之处。
一七九二年《联邦党人文集》在巴黎出版了法文译本。就是在这一年，迈斯特流亡国外，终其一生再未回到法国。一七九六年《论法国》问世的时候，迈斯特正在瑞士过着流亡的生活。面对美国的建国经验，迈斯特伯爵的反应是嗤之以鼻：“有人拿美国的例子反驳我们;我不知道他们对襁褓中的婴儿如此颂扬是否令人厌烦。还是先让美国长大了再说吧！”不过，迈斯特紧接着做了几点补充，指出美国（相较法国）有四个优胜之处：一、国王不在场;二、拥有民主因素;三、移民充满共和精神;四、在三权分立制度方面进行了建设，不像法国人那样做了彻底破坏。看来迈斯特并非完全无视美国的动向，反倒是对美国精神颇具洞见。如果沿着这个意思再发挥下去，我们可能就要看到一个托克维尔了。然而，伯爵就此打住，话锋陡转：“但是，他们制度中真正新创的一切，以及经由共同协商产生的一切，却是世界上最脆弱的。”“我不相信美国政体会稳定下来。”迈斯特讥讽地说，各个城市由于嫉妒心理，都没法商定一个国会驻地，结果只好建一座新城，名叫华盛顿。面对这样一桩经国伟业，伯爵做出了如下预言：“有人可能会以千对一打赌：这个城市建不成，要么不会叫华盛顿，要么国会不会驻在那里。”这个“千对一”的豪赌还好只是说说而已。
迈斯特的预言看似已经可耻地全告落空，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他似乎熟知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一七九零），因此在《论法国》一书中说：看到法国三届国民议会所制定的不可胜计的法律，“你会跟柏克先生一样深感震惊”。迈斯特说：三权分立并非新鲜事物，代议制度也根本不是现代的新发现，而是过去封建政体的一种产物，这些东西已经充分体现在法国的旧宪法中，越是写在纸上的制度越是脆弱，那些拥有非凡权利的立法者本人，向来只是命人收集民众的习惯和性格中早已存在的材料，民众的权利从不成文，成文的基本法向来只是宣布先前已有的权利而已，革命不过是一项伟大计划的次要目标，从而复辟（恢复旧宪法—旧制度）才是革命的唯一出路。言之有理，那么试问法国的旧宪法为何？迈斯特在《论法国》第八章“论法国旧宪法”里做了详尽的回顾与说明：“国王只能依法治国”，“国王由国民设法产生”，“三个等级，三类议会，三种协商，这便代表了全体国民”，“王国的法律只能经三个等级一致同意后方可确定”，“制定税收制度必须经国民同意”，“国王不得触动法律，否则三个等级对他有否决权”……为了证明法国旧宪法之好，迈斯特还援引了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那便是“伟大的政治家和热烈的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里”曾赞美过法国的政体。马基雅维里确实在《论李维》（一五一七）一书中称赞了法国君主制，但他的意思是说：专制君主要争取人民，先要观察人民的欲望，人民恢复自由的愿望君主是无法满足的，不过当他明察人民向往自由的原因，他会发现大多数人要求自由只是为了活得安稳，因此只要运用权力，制定确保普遍安全的秩序与法律，大多数人就会心满意足。正是在这里，马基雅维里说，“法兰西王国可作为一例”。其实，我们看一看出处的章节题目“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假如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也应该明白马基雅维里的用意了。然而，迈斯特仍然坚持说：“看到这个权威人士早在三个世纪前就如此看好法国君主制的基本法律，谁能不被深深打动呢？”
这样一册给作者招致了恶名的书，却令读者深深为之着迷，“自始流行甚广，以迄于今”。这本身并不为奇，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名誉更差，流行也更广，人心向来如此。迈斯特这本奇书，奇就奇在，伯爵在书中以绝对的自信大胆预测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结局，但是与神一般的托克维尔相反，作者的预言最终全部落空。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此书自始至终大受欢迎，不知靠的是什么？
迈斯特的预言
迈斯特伯爵在《论法国》一书中悍然说道：“大自然和人类历史无不证明，建立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共和国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个辽阔的自由国家不可能存在于共和政体之下”，“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大共和国”，“法国革命试图建立的大共和国只是大话空话，共和国的作家朋友们关于共和政体之稳定性的一切言论不过是热望的梦幻”。
迈斯特在这里看似言辞激烈，其实不过是复述了十八世纪孟德斯鸠、卢梭等关于共和国的“常识”，即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那么法国作为“大国”，是不可能建立共和国的。伯爵预言：“法国现存政府所颁布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持久，所向披靡的大自然将再次带回君主政体。”迈斯特说这话是在一七九六年法国督政府期间，法国的共和制实验刚刚起步，果不其然，数年之后拿破仑称帝（一八零四），又十年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一四），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要到一八四八年才出现。待到迈斯特一八二一年去世，就他自身经验而言，一切可谓如其所料，预言应验如仪。迈斯特伯爵自信满满地说：“四千年来，所谓命运女神一直在不停掷骰子。她可曾掷出过大共和国？没有，骰子上从来就没有这个数。”然而，在我们这些后人眼中，“所向披靡的大自然”几番翻云覆雨，固然再次带回了君主政体，可最终带回的仍是共和政体。命运女神的骰子，在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之后，接连掷出了法兰西第三、第四、第五共和国，共和政体终于在法兰西生根。伯爵猜中了前头，可是没猜到这结局。
共和国的疆域及与之对应的政体问题，也是美国建国国父们念念在兹的命题。汉密尔顿注意到，孟德斯鸠虽然提出共和国范围宜小，但仍指出有一种可能的大型共和政体：它由小共和国组成，因而享有各共和国的内部幸福，同时对外而言，由于联合又具有大君主国的一切优点，这便是“联邦共和国”（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继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著名的第十篇书信中，首先指出共和政体不同于民主政体，二者有两大区别：一、共和政体采用代表制，二、共和政体国民人数较多、疆域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在麦迪逊这里，共和政体的规定性发生反转，“疆域较大”第一次成了共和政体的特征。麦迪逊接着说，党争乃是民主政体的死穴，在控制党争影响方面，共和政体优于民主政体，这也是大共和国优于小共和国、联邦优于组成联邦的各州之处。
一七九二年《联邦党人文集》在巴黎出版了法文译本。就是在这一年，迈斯特流亡国外，终其一生再未回到法国。一七九六年《论法国》问世的时候，迈斯特正在瑞士过着流亡的生活。面对美国的建国经验，迈斯特伯爵的反应是嗤之以鼻：“有人拿美国的例子反驳我们;我不知道他们对襁褓中的婴儿如此颂扬是否令人厌烦。还是先让美国长大了再说吧！”不过，迈斯特紧接着做了几点补充，指出美国（相较法国）有四个优胜之处：一、国王不在场;二、拥有民主因素;三、移民充满共和精神;四、在三权分立制度方面进行了建设，不像法国人那样做了彻底破坏。看来迈斯特并非完全无视美国的动向，反倒是对美国精神颇具洞见。如果沿着这个意思再发挥下去，我们可能就要看到一个托克维尔了。然而，伯爵就此打住，话锋陡转：“但是，他们制度中真正新创的一切，以及经由共同协商产生的一切，却是世界上最脆弱的。”“我不相信美国政体会稳定下来。”迈斯特讥讽地说，各个城市由于嫉妒心理，都没法商定一个国会驻地，结果只好建一座新城，名叫华盛顿。面对这样一桩经国伟业，伯爵做出了如下预言：“有人可能会以千对一打赌：这个城市建不成，要么不会叫华盛顿，要么国会不会驻在那里。”这个“千对一”的豪赌还好只是说说而已。
迈斯特的寓言
迈斯特的预言看似已经可耻地全告落空，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他似乎熟知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一七九零），因此在《论法国》一书中说：看到法国三届国民议会所制定的不可胜计的法律，“你会跟柏克先生一样深感震惊”。迈斯特说：三权分立并非新鲜事物，代议制度也根本不是现代的新发现，而是过去封建政体的一种产物，这些东西已经充分体现在法国的旧宪法中，越是写在纸上的制度越是脆弱，那些拥有非凡权利的立法者本人，向来只是命人收集民众的习惯和性格中早已存在的材料，民众的权利从不成文，成文的基本法向来只是宣布先前已有的权利而已，革命不过是一项伟大计划的次要目标，从而复辟（恢复旧宪法—旧制度）才是革命的唯一出路。言之有理，那么试问法国的旧宪法为何？迈斯特在《论法国》第八章“论法国旧宪法”里做了详尽的回顾与说明：“国王只能依法治国”，“国王由国民设法产生”，“三个等级，三类议会，三种协商，这便代表了全体国民”，“王国的法律只能经三个等级一致同意后方可确定”，“制定税收制度必须经国民同意”，“国王不得触动法律，否则三个等级对他有否决权”……为了证明法国旧宪法之好，迈斯特还援引了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那便是“伟大的政治家和热烈的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里”曾赞美过法国的政体。马基雅维里确实在《论李维》（一五一七）一书中称赞了法国君主制，但他的意思是说：专制君主要争取人民，先要观察人民的欲望，人民恢复自由的愿望君主是无法满足的，不过当他明察人民向往自由的原因，他会发现大多数人要求自由只是为了活得安稳，因此只要运用权力，制定确保普遍安全的秩序与法律，大多数人就会心满意足。正是在这里，马基雅维里说，“法兰西王国可作为一例”。其实，我们看一看出处的章节题目“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假如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也应该明白马基雅维里的用意了。然而，迈斯特仍然坚持说：“看到这个权威人士早在三个世纪前就如此看好法国君主制的基本法律，谁能不被深深打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