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静止地刻画人物性格，而是注意紧扣人物的身份、地位、环境等，写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特点在对林冲这一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也算有不低的社会地位，加上优厚的俸禄，小康的生活，美貌贤惠的妻子，温暖美满的家庭，这一切使林冲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同时，教头的身份和高强的武艺，又使他有机会结交四方江湖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的品格，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想保住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对统治者，特别是顶头上司的加害一再隐忍，另一方面，在他“忍”的性格中，又蕴藏着“不能忍”的因素，聚集着复仇的怒火。他就在这种“隐忍”和“不能忍”的矛盾之中苦苦挣扎，直到最后实在“不能忍”时，才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显露出一个英雄的本色。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性格出现了“三忍”和“三反”的反复。高中语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就是节选的描写林冲从隐忍走向反抗的重要章节。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性格变化轨迹吧。
　　林冲在小说中刚一出场，就遇到“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拦路调戏他妻子，他闻讯赶来，“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正欲下拳打时，“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软了”，甚至阻拦前来帮忙的鲁智深去追打，说是“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回家后，虽然“心中只是郁郁不乐”，可就因为高俅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不想因得罪顶头上司而丢失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在爱妻遭戏的奇耻大辱面前，第一次显示了他屈辱忍让的性格。
　　林冲以为忍下这口气，事情就过去了，但事情绝非他想的那么简单，接下来富安和陆谦共同设计，调开林冲，为高衙内凌辱他妻子创造条件。当他怒闯陆谦家救回妻子后，他再也忍不下去了，拿了尖刀，追寻陆谦，爆发了第一次反抗，表现了他性格中反抗的一面。可是他只是把矛头指向陆谦，而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高衙内。这一方面说明他思想中还是“不怕官，只怕管”的观念在作祟，另一方面，他对统治者还抱有一丝的幻想，所以在接下来的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路、遇险野猪林等一个接一个的打击迫害中，他依然从隐忍退让中寻求苟安，希望等到“早晚天可怜见”，“挣扎着回来”，“依旧夫妻完聚”，以至到沧州后还告诉李小二“我因恶了高太尉”，“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再次表现出了他隐忍的性格。
　　林冲的第二次反抗是在沧州。当他听了李小二描述的“从东京来的尴尬人”和偷听到的只言片语后，知道来人“正是陆虞候”，并断定是“来这里害我”。这时他的反抗意识又一次爆发了出来，发狠说：“休要撞着我，只叫他骨肉为泥！”并立即“买了一把解腕尖刀，前街后巷里寻了三五日”，一个铮铮好汉形象出现在了读者面前。与第一次反抗相比，不论是反抗的意识还是反抗的力度，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但是林冲毕竟不是鲁智深，反抗本不是他骨子里的愿望，或者说他直到这时还没有彻底丢掉刑满回京，与妻子团聚的幻想，所以当他在“街上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时，他“也自心下慢了”，乃至第六日管营告诉他要他去管草料场时，也只是有点疑虑：“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根本就没有想会有更大的阴谋在等着他，甚至还真以为是看了“柴大官人的面皮”，对他的“抬举”，早已把陆谦到沧州来一事抛到了脑后，又过起了他那随遇而安的生活，甚至当他在草料场“向火”“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风吹撼，摇振得动”时，他还想“待雪晴了，去城里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准备在此度过他的刑期，回京城去与妻子团聚。隐忍的性格第三次显现了出来。
　　可是事情绝不像林冲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天真，林冲在山神庙无意中听到的陆谦、富安、差拨的对话，彻底打破了他美好的幻想，高俅并没有因为他林冲的一再隐忍而放过他，而是设计一次比一次阴毒。这次的火烧草料场就是要烧死他而不留痕迹，即使不能烧死，“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用心何其毒也！被逼上绝路的林冲终于彻底丢掉了幻想，奋起反抗，你看：“林冲举手，肐察的一枪，先搠倒差拨”，“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里一枪，又搠倒了”，“翻身回来，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林冲“劈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动作多么干净利落！这么长时间的冤仇、屈辱，终于彻底爆发了出来。如果说林冲一而再，再而三地隐忍，是因为他对高太尉之流还抱有幻想，以至前两次的反抗还在犹豫彷徨之中，所以不够彻底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反抗就是他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走向反抗道路的彻底转变，完成了从隐忍的教头到反抗的英雄的身份的转变，充分显露出了他那英雄豪杰的本色。杀了陆谦等人后，林冲在投奔梁山的途中，在朱贵酒店的粉墙上写下了一首诗：“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这首诗概括了自己由一名禁军教头被逼得“落草为寇”的原因和经过，诗中回荡着一位反抗英雄的悲壮气概。
　　如果小说对林冲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此搁笔，那林冲只能算是一个为报私仇、泄私愤而走上反抗道路的英雄，未免显得狭隘。所以，小说又安排了林冲在梁山火并王伦的情节。林冲满怀造反热情和高昂斗志来到梁山，却遇到了寨主王伦的冷面孔，经过好说歹说，甚至是屈辱，才勉强被留了下来。不久，晁盖等人也上了梁山要求入伙，王伦又要把他们撵走。林冲看出了王伦为了一己私利，不愿留下铁心反抗官府的英雄豪杰。如此下去，梁山的造反大业就要葬送在他手里。于是他“即时拿住王伦，又骂了一顿，去心窝里只一刀，肐察地搠倒在亭上”，“把王伦首级割下来，提在手里”。林冲杀王伦，完全是出于公心，而不是泄私愤，更不是为了谋私利，所以当吴用要推他做梁山之主时，林冲大叫道：“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若欲相逼，宁死而已！”多么浩然磊落！到此，林冲才真正完成了从隐忍到反抗的转变，一位大义凛然、气魄宏大的造反英雄形象矗立在了读者的面前。同时，小说也通过林冲的性格变化轨迹，深刻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