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野是高三那年转到我们班的。
　　高中生活很无聊，所以“转学生”的消息才从办公室里走漏，班里同学就交头接耳地期待起来。但毕野不吃这套，他不爱吱声，自我介绍就轻飘飘的“我叫毕野”四个字。老师问他想坐哪儿，他抬个眼说：“都行。”一句废话也不多说，四两拨千斤地把一屋沸水给凉没了。
　　我旁边正好空着个位置，于是毕野就成了我的同桌。一起坐了快两个月，我从没见他上课抬过头，仿佛黑板长在他课桌上。
　　他不听课，我也不听课，两个人自然地就站到了同一阵线上。我有时看看整个班繁荣向上的好学模样，又瞧瞧身边低着头的毕野，顿时会生出一些相惜的“革命情谊”。直到一节生物课，老师在上面讲题，我偷偷在袖子里藏了块饼干，捂着嘴巴碎碎地啃着，一抬头，老师正拿着作业本，盯着我们这边。
　　我多善良啊，看了眼依旧低着头的毕野，连忙杵杵他胳膊，嘴里含含糊糊地提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