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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不仅是“乱”与“篡”的时代，更是世家大族大放异彩的时期。本文将从现存的诗歌来探析两个侨姓大族“王、谢”之间的交往，呈现两个家族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探索诗歌交游背后深层的政治历史因素，以及王谢家族文学交往和当时出现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王谢”家族；文学交往；玄言诗；山水诗
作者简介：刘伟（1993-），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在魏晋南朝这样一个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段，家族诗歌研究算是一个重大主题，而在家族诗歌的研究中尤以对王谢家族的研究较为完善，但这两个家族的研究成果，多是在论述各自的家风家学，关于他们之间诗歌交往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从王、谢家族在这段时期的文学交往入手，一探王谢家族的诗歌交往，二探其诗歌交往和当时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集体创作
东晋南朝时期，涉及到王谢家族成员之间诗歌交往的集体创作，主要有兰亭修禊和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西邸文人集团的集会。
晋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三日修禊盛会，当时有四十二位明贤时彦聚首兰亭，同题赋诗。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参与创作的有九人，产生的《兰亭诗》计十五首，谢氏家族参与创作两人，《兰亭诗》各二首。当时与会的人员除去王氏父子和谢氏兄弟是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外，其余人士也多是士族出身，几乎全是贵族子弟。虽然兰亭会的时候，王羲之和谢安、謝万还没有结为儿女亲家，但共游东山也是常有之事，兰亭集会不过是以王羲之、谢安为代表的贵族子弟闲暇之余借修禊组织的一次聚会。
这次兰亭集会产生的诗作几乎全涉玄理，只是创作主体在借修禊机会寄托和诉说，并非是彼此之间的赠答之作：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兰亭诗》）
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1]（谢安《兰亭诗》）
以兰亭集会为典型，在东晋朝廷，以群体出现的王谢家族成员的文学交往中，其生产的诗作大多可以归类为玄言诗。东晋时，王谢家族具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兼具充裕的经济基础，虽然朝廷实行了“土断”[2]的经济政策，但是仍然不可能侵犯世家大族的利益，抢田占地，携藏户口的现象仍然存在。王谢家族，偏安一隅，他们希望君主不作为，以保证门阀政治持续存在，他们推崇无为而治的老庄，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家族成员之间谈玄论道，大作玄言诗。
南朝时期，王谢家族成员以群体形式赋诗赠答的聚会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西邸文士的集会了。《梁书·武帝纪上》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3]八友大多与王俭有密切的联系，谢朓曾在永明初年做过王俭的祭酒。“竟陵八友或奉诏而作，或相互唱和，其集中创作而又有时间可考的主要有四次”[4]，其中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上巳节的芳林修禊可谓规模盛大，当时齐武帝幸芳林园华光殿，西邸文士奉旨参加，竟陵王府宾客聚于一处，四十五人。谢朓、王融在西邸文人集团中甘做文学侍从，以乞垂爱，其实是当时家族地位被削弱，寒士崛起，皇权加强的局面下不想被体制边缘化的表现，二人之间也产生了部分赠答的诗作。
除去芳林的这次集会，西邸文人还热衷于同题咏唱，郭茂倩《乐府诗集》说：“《永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5]王融、谢朓现各存十首。这些作品几乎全是五言诗，其内容缺乏深刻的思想，也没有深沉的情感，主要是当时西邸文士生活侧面的描绘。西邸文士的集会的内容大同小异，或聚众讲佛，或奉召咏唱，或离别赋诗。
《南齐书·陆厥传》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水明体’。”[6]“永明体”与四声紧密联系，四声的发现促进了“永明体”的产生，“永明体”诗歌的大量创作便是对四声应用到诗歌中的具体实践，而四声的发现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据相关史料记载，周颙曾追随过鸠摩罗什的徒弟僧朗，并且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学且爱好文学，谢朓、王融等常常聚集在萧子良身边，时常会和僧人打交道，那些僧人谈佛诵经的音调便影响到文士的创作，王融本人也作过不少“称赞佛经教义的诗文，如《净住子颂》、《法门颂启》《法乐辞》等”[7]。谢朓、王融等人在永明年间大量实践这种新诗体，据《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所记载的诗歌来看，二人创作永明体诗歌的具体数量是“谢朓76首，王融42首”[8]，“永明体”因为他们的实践而获得更多文士的认可和推崇。
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无论是玄言诗还是永明体，领军人物都是王谢家族的成员，不同的是，前者是王谢故意而为之，后者却是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去顺应当权者的喜好而为之，但不论是东晋还是南朝，王谢家族成员参与的集会都难脱功利性。通过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也给了我们一个角度一窥魏晋六朝时期皇权和士权的情况。
二、个人赠答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风流宰相”谢安的著作在梁时还有集十多卷，现多散佚，除两首《兰亭诗》外，还有一首六章的《与王胡之诗》存世，王胡之也曾作《答谢安诗》一首八章，这十四章诗述理想、叙友情、谈人格以及说志趣，是较完整地展现了王、谢二人之间的赠答唱和。《与王胡之诗》中“余与仁友，不涂不笱。默匪严穴，语无滞事。”[9]写二人无话不谈，心领神会的深厚友情，整首诗下来清新雅致且颇有玄言色彩，既赠王胡之也是其生活和志趣的写照。王胡之回赠谢安的《答谢安诗》其情感基调和事理言说和谢安的赠诗基本一致，“哲人秀兴，和璧夜朗。”[10]，不无对谢安人格才能的仰慕与称赞，“利交甘绝，仰违玄指。君子淡亲，湛若澄水”[11]，表达了他与谢安通达共显贵，忧伤同悲戚的君子之交。琅琊王胡之未出仕时生活贫困，《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令陶范送米给王胡之，王胡之不接受：“王修龄（王胡之字）若饥，自当就谢仁祖食，不须陶胡奴米。”[12]一来是王胡之与谢尚之间关系密切的佐证，二也反映了其对寒门士族的不屑。 这十四章是四言诗，诗中谈玄论道，阐述佛理，是东晋时较为典型的玄言诗。谢安出将入相，位极人臣，采用玄言诗的形式，除去他本人推崇老庄，喜好谈玄之外，多作玄言诗可以顺应东晋文坛玄风盛行的风尚，标榜清雅，取誉士林。在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文学与政治都在家族中传承，谢安陈郡谢氏的家族地位和他本人的仕途位遇，加速了玄言诗的生产，同时玄言诗的大量创作，也助其愈发显达。
王弘和谢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他本人是琅琊王氏，名重当时，在《南史·谢晦传附谢瞻传》中提到谢瞻“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13]，可见王弘对三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但是在《宋书·王弘传》中，也有记载当时官至尚书仆射的王弘以“罔顾宪轨，忿杀自由”[14]为弹词，上书弹劾谢灵运，致使谢灵运被免官。除此在《宋书·谢晦传》中，刘义隆在杀掉辅国大臣徐羡之、傅亮以及谢晦在朝做官的家属后，又遣兵征讨谢晦，在这时候谢晦上表除了陈述自己的心迹，为徐羡之和傅亮辨白，就是反复指责“王弘兄弟，轻躁昧进”[15]，但谢晦的表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快和他的兄弟子侄都被杀害。然而这次事件之后不久，王弘成为宰相。宋少帝景平元年，谢灵运创作了《辨宗论》、《答王卫军问辨宗论》，于时谢灵运三十九岁，谢晦三十四岁。自宋元嘉三年，谢晦被杀，到元嘉九年，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十分单薄。
永明十年，谢朓在荆州与王秀之时有唱和。王秀之有《卧疾叙意诗》致谢朓，谢朓也答之以《和王长史卧病诗》，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人关系亲昵，谢朓在跟随萧子隆来到荆州之前便是西邸文人中的一员，宴饮唱和本就是日常，而萧子隆本身当时不足二十，谢朓也不过三十岁，“流连晤对，不舍日夕”[16]，王秀之当时是以镇西长史、南郡太守的身份担任萧子隆的幕僚，辅佐萧子隆处理荆州的日常政务，故两人生活有交集，时有唱和也很是正常。当时山水隐逸在士林中是一种风尚，唱和诗一般所写皆是此类的主题，王秀之“隐沦迹有违，宰官功未树。”[17]谢朓相和“愿缉吴山杜，宁袂楚池荷。”[18]在归隐已经成为雅言的氛围下，二人唱和只是对时代的一种顺应。很多书籍中都提到，谢朓在永明十一年被遣还都，实则是为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19]的密告中伤，但这恐怕并不完全是中伤，由上文可知，谢朓和王秀之在荆州有诗作来往，且二人向来没有恩怨，无端中伤实难属实，且王秀之当时年纪已高，为人严肃认真，对谢朓和萧子隆宴饮唱和、懈怠政事有所不满，他以辅佐人主政事的态度向武帝汇报他的看法，其实是他的责任，附会成中伤有所失真。
在魏晋南朝，世家大族之间通过联姻来巩固家族地位是很普遍的现象。“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20]在这段婚姻中不乏轶事：
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婢过苦，王东亭（王珣）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于郎相见。”后人因歌之。[21]
王珣娶谢万女为妻，谢芳姿为谢万女儿的陪嫁丫头，谢芳姿应声赋歌，可以想见谢氏家族人才之盛。
魏晋南朝时期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诗歌交往多呈现群体性，即以集会的形式聚众谈玄或同题赋诗。由东晋进入南朝，寒士逐渐崛起，这种集体性质的活动对士族的门第放宽，但王谢家族的成员在其中多是领头羊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往来在集会活动中不乏功利性色彩，这主要归咎于两个家族的成员兼具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身份，故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诗文往来不仅仅促进了两个家族的家学发展，更对两个家族地位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
注释：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第895-907頁。
[2]王连儒：《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见[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7—822页。
[3][唐]李延寿等：《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2页。
[4]跃进：《永明文人集团论述》.浙江学刊（双月刊），1992年第6期。
[5]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87
[6][唐]李延寿等：《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96页。
[7]赵静：《试论王融与“永明体”创立之关系》.山东师范大学，250014，2010
[8]王辉斌：《谢朓与西邸文学集团》.襄樊学院，441053，2006
[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401页。
[1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5页。
[1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5页。
[12]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9页。
[13][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6页。
[14][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75页。
[15][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5页。
[16]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90页。
[1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78页。
[1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05页。
[19]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第190页。
[20]刘义庆：《世说新语》，第695页。
[21]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传奇》.北京.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第112页。
关键词：“王谢”家族；文学交往；玄言诗；山水诗
作者简介：刘伟（1993-），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在魏晋南朝这样一个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段，家族诗歌研究算是一个重大主题，而在家族诗歌的研究中尤以对王谢家族的研究较为完善，但这两个家族的研究成果，多是在论述各自的家风家学，关于他们之间诗歌交往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从王、谢家族在这段时期的文学交往入手，一探王谢家族的诗歌交往，二探其诗歌交往和当时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集体创作
东晋南朝时期，涉及到王谢家族成员之间诗歌交往的集体创作，主要有兰亭修禊和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西邸文人集团的集会。
晋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三日修禊盛会，当时有四十二位明贤时彦聚首兰亭，同题赋诗。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参与创作的有九人，产生的《兰亭诗》计十五首，谢氏家族参与创作两人，《兰亭诗》各二首。当时与会的人员除去王氏父子和谢氏兄弟是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外，其余人士也多是士族出身，几乎全是贵族子弟。虽然兰亭会的时候，王羲之和谢安、謝万还没有结为儿女亲家，但共游东山也是常有之事，兰亭集会不过是以王羲之、谢安为代表的贵族子弟闲暇之余借修禊组织的一次聚会。
这次兰亭集会产生的诗作几乎全涉玄理，只是创作主体在借修禊机会寄托和诉说，并非是彼此之间的赠答之作：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兰亭诗》）
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1]（谢安《兰亭诗》）
以兰亭集会为典型，在东晋朝廷，以群体出现的王谢家族成员的文学交往中，其生产的诗作大多可以归类为玄言诗。东晋时，王谢家族具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兼具充裕的经济基础，虽然朝廷实行了“土断”[2]的经济政策，但是仍然不可能侵犯世家大族的利益，抢田占地，携藏户口的现象仍然存在。王谢家族，偏安一隅，他们希望君主不作为，以保证门阀政治持续存在，他们推崇无为而治的老庄，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家族成员之间谈玄论道，大作玄言诗。
南朝时期，王谢家族成员以群体形式赋诗赠答的聚会中，规模最大的当属西邸文士的集会了。《梁书·武帝纪上》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3]八友大多与王俭有密切的联系，谢朓曾在永明初年做过王俭的祭酒。“竟陵八友或奉诏而作，或相互唱和，其集中创作而又有时间可考的主要有四次”[4]，其中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上巳节的芳林修禊可谓规模盛大，当时齐武帝幸芳林园华光殿，西邸文士奉旨参加，竟陵王府宾客聚于一处，四十五人。谢朓、王融在西邸文人集团中甘做文学侍从，以乞垂爱，其实是当时家族地位被削弱，寒士崛起，皇权加强的局面下不想被体制边缘化的表现，二人之间也产生了部分赠答的诗作。
除去芳林的这次集会，西邸文人还热衷于同题咏唱，郭茂倩《乐府诗集》说：“《永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5]王融、谢朓现各存十首。这些作品几乎全是五言诗，其内容缺乏深刻的思想，也没有深沉的情感，主要是当时西邸文士生活侧面的描绘。西邸文士的集会的内容大同小异，或聚众讲佛，或奉召咏唱，或离别赋诗。
《南齐书·陆厥传》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水明体’。”[6]“永明体”与四声紧密联系，四声的发现促进了“永明体”的产生，“永明体”诗歌的大量创作便是对四声应用到诗歌中的具体实践，而四声的发现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据相关史料记载，周颙曾追随过鸠摩罗什的徒弟僧朗，并且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学且爱好文学，谢朓、王融等常常聚集在萧子良身边，时常会和僧人打交道，那些僧人谈佛诵经的音调便影响到文士的创作，王融本人也作过不少“称赞佛经教义的诗文，如《净住子颂》、《法门颂启》《法乐辞》等”[7]。谢朓、王融等人在永明年间大量实践这种新诗体，据《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所记载的诗歌来看，二人创作永明体诗歌的具体数量是“谢朓76首，王融42首”[8]，“永明体”因为他们的实践而获得更多文士的认可和推崇。
通过上文我们了解到，无论是玄言诗还是永明体，领军人物都是王谢家族的成员，不同的是，前者是王谢故意而为之，后者却是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去顺应当权者的喜好而为之，但不论是东晋还是南朝，王谢家族成员参与的集会都难脱功利性。通过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也给了我们一个角度一窥魏晋六朝时期皇权和士权的情况。
二、个人赠答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风流宰相”谢安的著作在梁时还有集十多卷，现多散佚，除两首《兰亭诗》外，还有一首六章的《与王胡之诗》存世，王胡之也曾作《答谢安诗》一首八章，这十四章诗述理想、叙友情、谈人格以及说志趣，是较完整地展现了王、谢二人之间的赠答唱和。《与王胡之诗》中“余与仁友，不涂不笱。默匪严穴，语无滞事。”[9]写二人无话不谈，心领神会的深厚友情，整首诗下来清新雅致且颇有玄言色彩，既赠王胡之也是其生活和志趣的写照。王胡之回赠谢安的《答谢安诗》其情感基调和事理言说和谢安的赠诗基本一致，“哲人秀兴，和璧夜朗。”[10]，不无对谢安人格才能的仰慕与称赞，“利交甘绝，仰违玄指。君子淡亲，湛若澄水”[11]，表达了他与谢安通达共显贵，忧伤同悲戚的君子之交。琅琊王胡之未出仕时生活贫困，《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乌程（今浙江吴兴南）令陶范送米给王胡之，王胡之不接受：“王修龄（王胡之字）若饥，自当就谢仁祖食，不须陶胡奴米。”[12]一来是王胡之与谢尚之间关系密切的佐证，二也反映了其对寒门士族的不屑。 这十四章是四言诗，诗中谈玄论道，阐述佛理，是东晋时较为典型的玄言诗。谢安出将入相，位极人臣，采用玄言诗的形式，除去他本人推崇老庄，喜好谈玄之外，多作玄言诗可以顺应东晋文坛玄风盛行的风尚，标榜清雅，取誉士林。在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文学与政治都在家族中传承，谢安陈郡谢氏的家族地位和他本人的仕途位遇，加速了玄言诗的生产，同时玄言诗的大量创作，也助其愈发显达。
王弘和谢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他本人是琅琊王氏，名重当时，在《南史·谢晦传附谢瞻传》中提到谢瞻“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13]，可见王弘对三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但是在《宋书·王弘传》中，也有记载当时官至尚书仆射的王弘以“罔顾宪轨，忿杀自由”[14]为弹词，上书弹劾谢灵运，致使谢灵运被免官。除此在《宋书·谢晦传》中，刘义隆在杀掉辅国大臣徐羡之、傅亮以及谢晦在朝做官的家属后，又遣兵征讨谢晦，在这时候谢晦上表除了陈述自己的心迹，为徐羡之和傅亮辨白，就是反复指责“王弘兄弟，轻躁昧进”[15]，但谢晦的表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快和他的兄弟子侄都被杀害。然而这次事件之后不久，王弘成为宰相。宋少帝景平元年，谢灵运创作了《辨宗论》、《答王卫军问辨宗论》，于时谢灵运三十九岁，谢晦三十四岁。自宋元嘉三年，谢晦被杀，到元嘉九年，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文学交往十分单薄。
永明十年，谢朓在荆州与王秀之时有唱和。王秀之有《卧疾叙意诗》致谢朓，谢朓也答之以《和王长史卧病诗》，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人关系亲昵，谢朓在跟随萧子隆来到荆州之前便是西邸文人中的一员，宴饮唱和本就是日常，而萧子隆本身当时不足二十，谢朓也不过三十岁，“流连晤对，不舍日夕”[16]，王秀之当时是以镇西长史、南郡太守的身份担任萧子隆的幕僚，辅佐萧子隆处理荆州的日常政务，故两人生活有交集，时有唱和也很是正常。当时山水隐逸在士林中是一种风尚，唱和诗一般所写皆是此类的主题，王秀之“隐沦迹有违，宰官功未树。”[17]谢朓相和“愿缉吴山杜，宁袂楚池荷。”[18]在归隐已经成为雅言的氛围下，二人唱和只是对时代的一种顺应。很多书籍中都提到，谢朓在永明十一年被遣还都，实则是为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19]的密告中伤，但这恐怕并不完全是中伤，由上文可知，谢朓和王秀之在荆州有诗作来往，且二人向来没有恩怨，无端中伤实难属实，且王秀之当时年纪已高，为人严肃认真，对谢朓和萧子隆宴饮唱和、懈怠政事有所不满，他以辅佐人主政事的态度向武帝汇报他的看法，其实是他的责任，附会成中伤有所失真。
在魏晋南朝，世家大族之间通过联姻来巩固家族地位是很普遍的现象。“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20]在这段婚姻中不乏轶事：
晋中书令王珉，捉白团扇，与嫂婢谢芳姿有爱，情好甚笃。嫂捶婢过苦，王东亭（王珣）闻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当赦之。应声歌曰：“白团扇，辛苦五流连，是郎眼所见。”珉闻，更问之：“汝歌何遗？”芳姿即改云：“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于郎相见。”后人因歌之。[21]
王珣娶谢万女为妻，谢芳姿为谢万女儿的陪嫁丫头，谢芳姿应声赋歌，可以想见谢氏家族人才之盛。
魏晋南朝时期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诗歌交往多呈现群体性，即以集会的形式聚众谈玄或同题赋诗。由东晋进入南朝，寒士逐渐崛起，这种集体性质的活动对士族的门第放宽，但王谢家族的成员在其中多是领头羊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往来在集会活动中不乏功利性色彩，这主要归咎于两个家族的成员兼具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身份，故王谢家族成员之间的诗文往来不仅仅促进了两个家族的家学发展，更对两个家族地位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
注释：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第895-907頁。
[2]王连儒：《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见[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7—822页。
[3][唐]李延寿等：《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2页。
[4]跃进：《永明文人集团论述》.浙江学刊（双月刊），1992年第6期。
[5]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187
[6][唐]李延寿等：《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96页。
[7]赵静：《试论王融与“永明体”创立之关系》.山东师范大学，250014，2010
[8]王辉斌：《谢朓与西邸文学集团》.襄樊学院，441053，2006
[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401页。
[1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5页。
[1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5页。
[12]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9页。
[13][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6页。
[14][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75页。
[15][唐]李延寿等：《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5页。
[16]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90页。
[1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78页。
[1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05页。
[19]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第190页。
[20]刘义庆：《世说新语》，第695页。
[21]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传奇》.北京.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