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7000～8000年前，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玉文化已经发展成为广泛的玉文明，中华文明史被忽略了近2000年。
　　按照雅斯贝尔的定义，“文明”需要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尽管人们对这一判断标准颇有异议，但它还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在人类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诸种文明，基本上都具备以上特征。
　　而中华文明除了_上述特征外，还有一个其他任何文明都不具备的特征，那就是玉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玉文明以连绵不绝的姿态发展延续了近万年的时间，并且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
　　近年来，众多中华古玉被系统且大量地发现，比如东北地区的兴隆洼玉器、红山玉器，东部的凌家滩玉器、良渚玉器，南方的石家河玉器，西部的齐家文化玉器等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在进人青铜文明时代之前，中华大地上自北向南、自东到西的广大地域范围内，曾普遍地存在过一个发达的玉文明时期。
　　在西方考古学中，并不重视玉文明。在他们看来，玉器不足以说明某种文明的发达程度。原因很简单，西方历史上没有发达的玉文明，自然没有普遍存在又可供研究的玉器。而我们不能因为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中不曾出现，或者即使出现却没有形成普遍性、系统性的发展，而忽略中华玉文明的存在。
　　可以说，国内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概念有着严格的区别(虽然这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混用)。在考古学领域，“文化(culture) ”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来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人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在此种标准体系的影响下，在中华文明史上，中国的早期玉文明被诸如齐家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孤零的文化分类割裂开来，使世人不能了解它的全貌，认识它的价值。
　　据考古成果提供的实证器物显示，中国早期的各地玉文化存在的大体时期为：兴隆洼文化、查海玉器距今约8000—7500年，红山文化约7000—5500年，凌家滩、石家河玉器约6000—5000年，崧泽玉器约6000年，齐家玉器、良渚玉器约6000—5000年。由此可以看出，青铜文明到来之前，中华大地上的玉文化是普遍而非个别的现象。台湾卑南文化虽然形成稍晚，但显示台湾地区和我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也先期进人了玉文化阶段。
　　这些玉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朗显的文化交流，比如：从兽面纹的共同使用情况看，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间有明显交流与借鉴；齐家文化中普遍出现的鹰、神人与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鹗、太阳神等玉器及良渚文化也有着密切联系；成都金沙文化玉器中拥有诸多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风；而之后的夏商文化也显然吸收了齐家文化的精髓。
　　这充分说明，在夏商之前，当时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玉文化已经发展成为广泛的玉文明，它早在7000—8000年前已经发轫，在6500年前已达到相对的高度。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史被忽略了近2000年。这也说明，自玉文明开始，中华文明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域内各个文化形态的不断相互借鉴与模仿中发展变化，由多元聚合而成。
　　从目前诸多考古发现的大量玉器的特征看，各地早期文化时期遗存下来的玉器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比如玉器是被专门加工使用的；玉器的加工制作具有系统化、标准化特征；玉器制作中的审美具有了对加工对象进行高度抽象并表达的水平；玉器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组织功能高于装饰功能；社会已有明确分工，能满足专门的玉器加工所需耗费的大量人工、物力；玉器的加工技术已经非常先进；社会对玉器有专门的和特殊的需求。这都说明，当时以玉为核心的共同社会文化已形成，并且社会进入了相当高度的文明状态。
　　除了日常生产和生活所用的陶器、石器在这一时期被大量生产并使用外，在此期社会形态下，社会还有目的且有效地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用于专门的系列玉器制作。很显然，这些远古先民流传下来的玉器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作为装饰品，而是先民们专门制作的精神文化产品。
　　玉器所载有的信息能够证明一个文明时代的存在。首先，古玉的系统存在证明了当时社会的工艺具有了相对的高度，具有比石器加工更为发达或者说是先进的加工工艺。此期玉器是被专门加工的精神文化产品，说明当时的社会除了满足生存的生产活动外，已在专门进行普遍而独立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共同的社会生活理念和文化价值取向已为众人认可，人们已经由某种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组织和社区生活。
　　而这一时期玉文化的发展成果，其后被中华文化广泛吸收并传播。
　　玉文明发展成果首先直接为后期青铜文化所继承。5500年前，青铜文明开始显现，而青铜文明正是在广泛继承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青铜器上著名的饕餮纹就是从玉文明时代的神面中衍生而来。
　　玉文明也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精髓，传统文化中庸境界和温文尔雅的君子修为无不与此有关。春秋时期，儒家先人以玉比德，后随汉代儒学在国家生活中获得至尊地位，玉文化便也随之继续繁荣。
　　由此可以看到，在玉文明时期，人类文明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是：在生产力方面，人类为满足生存而加工石器、骨器、木器以为生产(种植、收采、渔猎)之用；加工陶器以为储存、烹调、汲水所用；加工玉器以满足祭祀、殉葬、强化部族组织领导权力等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所需。
　　而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面看，在玉文明时期，社会组织已经存在，并且具备实施社会分工、在系统的文化理念下组织社会文化生活的功能，并且这种文化生活的核心围绕着玉器的相应功能而展开。可以说，有组织的、专门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用途的，具有普遍使用特征的玉器加工和使用所产生的玉文化是中华早期文明状况及其发达程度的有力例证，玉文明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人类早期文明的独立的文化现象。
　　因此，在中华文明发达史的判断和评价上，玉文明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判断标准。早前的青铜文明之所以被普遍承认，是以其存在的事实反证青铜器制作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的。而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等早期中华文明中文化产品的普遍存在，结合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特殊符号、仰韶半坡文化中诸多文字符号，可以肯定，中华文明在青铜出现前的早期时代就已经以另一种轨迹高速发展，并具备了相当的文明程度。
　　7000年至4500年前期间，玉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灿烂辉煌，其对中华民族个性及文明内容的影响至今仍广泛存在。对玉文明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增进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感，更有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一种社会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