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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承诺：关于证券业的开放，前三年外方在证券公司中的股权上限是33％，五年内放松到49％。2006年就是最后期限。而从2004年12月11日起，外方的股权上限随时可能放宽到49%。
有人说，如果说2004年是券商死亡年，那么2005年就是券商的并购年。
合资的得与失
在券商的收入结构中，投行业务能创造稳定的现金流，收入贡献不大，但利润贡献大。因此综合类券商不惜重金“挖”保荐代表人，希望做大做强投行业务；经纪类券商则想方设法增资扩股，希望取得牌照；资产管理公司全封闭式培训，备战保荐人考试，希望向投资银行转型。
而在市场方面，中国潜在的供给更吸引了更多国际投行的眼球。已趋成熟的欧美投行市场已渐近饱和，致使美林等国际投行大幅裁员，而将其业务拓展重点逐渐转移至正趋上升态势的亚洲投行市场，中国证券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更是其关注的焦点。
大批的企业想上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制，A+H也好，A+H+N也好，发行量都可称得上是“天量”，包括宝钢在内的众多大盘股也要增发，这些“肥肉”早已使得国际投行垂涎欲滴，纷纷开始摩拳擦掌。而大宗股票和债券的承销正是这些国际大投行的一大优势。
同时，我国发行制度的改革也是国际投行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契机。一位合资券商的投行高管表示，“A股市场发行询价制的实施会使证券的发行从一门‘关系艺术’变成一门‘科学’,外资投行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就显得很重要了”。
据了解，目前中型券商为了避免和欧美投行的正面竞争，已经放弃大型业务的开发，专攻中小规模的市场。
但是我国对外资股权的限制也使得特别重视控制权的一些国际投行未能顺利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有的则采取“曲线”进入的方式，或者打“擦边球”。合资证券公司现在或者未来的控制权，是中外双方都十分关心的核心问题——33%只是名义股权，实际控制权才是外方看重的。
以美林在中国寻找合资对象为例，某券商投行经理透露，早在一年多以前，美林就和有八九个以上保荐代表人的十几家券商谈过合作事宜，其中也包括大型券商，但多数券商认为，外方的条件过于苛刻。他认为，合资不能只看眼前利益，应该有更加长远的打算。
因此大型券商对于合资有些犹豫不决，而国际投行和中型券商双方合作的意愿则更加强烈。一些新兴券商的态度更为积极，希望借助与境外券商的合作来提升其投行业务的层次。从目前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美林和华安证券确定了合作意向，而华安证券此前是一家地方券商，在业内名不见经传。
在2002年7月1日《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规则》正式实施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合资证券公司——华欧国际，法国里昂证券选择的也是一家中型券商，即湘财证券。2004年，经过近两年积累的华欧国际在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完整业务年度，共完成7单主承销和保荐业务，保荐家数在业界排名第一。
以市场换管理的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因为投行业务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此后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长江巴黎百富勤和高盛高华，亦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挥出优势，成为投行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湘财证券的一位高管表示，我们原来可以做一个亿的蛋糕，合资后，利用国外成熟投资银行的经验做大市场，做到两个亿的规模，按照67%的股权，我们还可以分到1.2亿的蛋糕。
但是作为合资的条件，华欧国际和长江巴黎百富勤的中方股东，湘财证券和长江证券分别将自己的投行业务移入了新合资公司，原有公司的业务因为投行业务的缺失将使券商失去一部分重要的收入来源，而苦心经营多年的完整的业务体系也会付之东流。
在合资公司成立初期，中方还有一些投行业务的存货，如果拿给合资公司来做，需要重新立项、报批，所以在过渡期间，中方会经营一些处于后期成熟阶段的投行业务，而合资公司则暂时无米下炊。但为了避免“自相残杀”，过渡期后，中方则将逐渐退出投行市场。目前，湘财证券只做并购和财务顾问这些“无牌照”的投行业务，而IPO等的“牌照”业务则由华欧国际操作。
通过合资，境外券商分得了市场，但是与中方的中型券商合作，外方也不无担忧。将控股权交给资质并不算好的中国证券公司，外资担心会影响其声誉。因此国际投行希望监管层能及早放宽33%的持股上限，得到控制权。
单向国际化之忧
有业内人士担忧，当外方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后，其极有可能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通过增资扩股手段稀释中方的股权比重，甚至将合资公司变为外商独资公司，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屡见不鲜。
而在目前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中，也可见外资埋下的伏笔。
由投行业的风云人物方风雷促成的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就是一例。被北京市长王岐山亲切称呼为“风雷”的这位神秘人物，长袖善舞，头脑灵活，善于打擦边球，突破现有法规的限制，创造了投行业的多个第一。
高盛高华的成立就是基于高盛向方风雷提供的高达8亿元的人民币贷款，方风雷利用高盛提供的这笔资金成立高华证券公司，高华和高盛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高华持有67%的股权，高盛持有33%的股权，股权比例未超出现有法规的筐架。
但高盛发放给方风雷的贷款，将使高盛拥有一项选择权，即一旦规则允许，它可以收购方风雷在高华的控股权。
即使在现有的股权范围内，外方股东由于掌握某些核心管理技术，可能在决策中具有实际控制权。高盛向方风雷提供的这笔贷款将使高盛赢得对合资投行的有效控制。
而据了解，在已成立的合资券商或正在进行的谈判中,中方往往都在合作协议中接受了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会让外方进一步增持股权的条款。这种默契是合作的一个前提条件，也为中方股东的可持续性发展埋下了隐患。
有业内人士认为，一旦规则变更，该条款得到兑现，中国的投行业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大投行的天下，重蹈东南亚国家资本市场的覆辙。欧美投行进入东南亚国家后，日本、韩国的投行业务基本由国际大的投资银行分割了。有专家甚至表示，日本只剩野村证券一家本土投资银行，而韩国只剩半家本土投资银行，即三星控股的证券公司。
因此国内券商在寻找“外来媳妇”的过程中，如果在和国外投行的控制权博弈中失去主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将成为单向的国际化。
有人说，如果说2004年是券商死亡年，那么2005年就是券商的并购年。
合资的得与失
在券商的收入结构中，投行业务能创造稳定的现金流，收入贡献不大，但利润贡献大。因此综合类券商不惜重金“挖”保荐代表人，希望做大做强投行业务；经纪类券商则想方设法增资扩股，希望取得牌照；资产管理公司全封闭式培训，备战保荐人考试，希望向投资银行转型。
而在市场方面，中国潜在的供给更吸引了更多国际投行的眼球。已趋成熟的欧美投行市场已渐近饱和，致使美林等国际投行大幅裁员，而将其业务拓展重点逐渐转移至正趋上升态势的亚洲投行市场，中国证券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更是其关注的焦点。
大批的企业想上市，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制，A+H也好，A+H+N也好，发行量都可称得上是“天量”，包括宝钢在内的众多大盘股也要增发，这些“肥肉”早已使得国际投行垂涎欲滴，纷纷开始摩拳擦掌。而大宗股票和债券的承销正是这些国际大投行的一大优势。
同时，我国发行制度的改革也是国际投行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契机。一位合资券商的投行高管表示，“A股市场发行询价制的实施会使证券的发行从一门‘关系艺术’变成一门‘科学’,外资投行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就显得很重要了”。
据了解，目前中型券商为了避免和欧美投行的正面竞争，已经放弃大型业务的开发，专攻中小规模的市场。
但是我国对外资股权的限制也使得特别重视控制权的一些国际投行未能顺利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有的则采取“曲线”进入的方式，或者打“擦边球”。合资证券公司现在或者未来的控制权，是中外双方都十分关心的核心问题——33%只是名义股权，实际控制权才是外方看重的。
以美林在中国寻找合资对象为例，某券商投行经理透露，早在一年多以前，美林就和有八九个以上保荐代表人的十几家券商谈过合作事宜，其中也包括大型券商，但多数券商认为，外方的条件过于苛刻。他认为，合资不能只看眼前利益，应该有更加长远的打算。
因此大型券商对于合资有些犹豫不决，而国际投行和中型券商双方合作的意愿则更加强烈。一些新兴券商的态度更为积极，希望借助与境外券商的合作来提升其投行业务的层次。从目前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美林和华安证券确定了合作意向，而华安证券此前是一家地方券商，在业内名不见经传。
在2002年7月1日《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规则》正式实施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合资证券公司——华欧国际，法国里昂证券选择的也是一家中型券商，即湘财证券。2004年，经过近两年积累的华欧国际在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完整业务年度，共完成7单主承销和保荐业务，保荐家数在业界排名第一。
以市场换管理的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因为投行业务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此后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长江巴黎百富勤和高盛高华，亦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挥出优势，成为投行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湘财证券的一位高管表示，我们原来可以做一个亿的蛋糕，合资后，利用国外成熟投资银行的经验做大市场，做到两个亿的规模，按照67%的股权，我们还可以分到1.2亿的蛋糕。
但是作为合资的条件，华欧国际和长江巴黎百富勤的中方股东，湘财证券和长江证券分别将自己的投行业务移入了新合资公司，原有公司的业务因为投行业务的缺失将使券商失去一部分重要的收入来源，而苦心经营多年的完整的业务体系也会付之东流。
在合资公司成立初期，中方还有一些投行业务的存货，如果拿给合资公司来做，需要重新立项、报批，所以在过渡期间，中方会经营一些处于后期成熟阶段的投行业务，而合资公司则暂时无米下炊。但为了避免“自相残杀”，过渡期后，中方则将逐渐退出投行市场。目前，湘财证券只做并购和财务顾问这些“无牌照”的投行业务，而IPO等的“牌照”业务则由华欧国际操作。
通过合资，境外券商分得了市场，但是与中方的中型券商合作，外方也不无担忧。将控股权交给资质并不算好的中国证券公司，外资担心会影响其声誉。因此国际投行希望监管层能及早放宽33%的持股上限，得到控制权。
单向国际化之忧
有业内人士担忧，当外方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后，其极有可能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通过增资扩股手段稀释中方的股权比重，甚至将合资公司变为外商独资公司，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屡见不鲜。
而在目前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中，也可见外资埋下的伏笔。
由投行业的风云人物方风雷促成的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就是一例。被北京市长王岐山亲切称呼为“风雷”的这位神秘人物，长袖善舞，头脑灵活，善于打擦边球，突破现有法规的限制，创造了投行业的多个第一。
高盛高华的成立就是基于高盛向方风雷提供的高达8亿元的人民币贷款，方风雷利用高盛提供的这笔资金成立高华证券公司，高华和高盛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高华持有67%的股权，高盛持有33%的股权，股权比例未超出现有法规的筐架。
但高盛发放给方风雷的贷款，将使高盛拥有一项选择权，即一旦规则允许，它可以收购方风雷在高华的控股权。
即使在现有的股权范围内，外方股东由于掌握某些核心管理技术，可能在决策中具有实际控制权。高盛向方风雷提供的这笔贷款将使高盛赢得对合资投行的有效控制。
而据了解，在已成立的合资券商或正在进行的谈判中,中方往往都在合作协议中接受了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会让外方进一步增持股权的条款。这种默契是合作的一个前提条件，也为中方股东的可持续性发展埋下了隐患。
有业内人士认为，一旦规则变更，该条款得到兑现，中国的投行业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大投行的天下，重蹈东南亚国家资本市场的覆辙。欧美投行进入东南亚国家后，日本、韩国的投行业务基本由国际大的投资银行分割了。有专家甚至表示，日本只剩野村证券一家本土投资银行，而韩国只剩半家本土投资银行，即三星控股的证券公司。
因此国内券商在寻找“外来媳妇”的过程中，如果在和国外投行的控制权博弈中失去主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将成为单向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