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270平米的家里，大凡有牆的地方，就有书架，他说房子不只是为住买的，更主要是为这四万多本书买的。他说：“小时候没书读，现在过去半辈子，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就像小时候饿过，长大了一定记得存粮食，我存那么多书，就是怕哪天再挨饿。”
　　
　　书店的气质
　　
　　1979年之前，刘苏里生活在边陲小镇虎林，距离北京34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新华书店门口天天一大早就有人排队，还有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排了，但很多书排队也买不上，后来才明白很多书被走了后门。”
　　求学七年，“买书的历史不堪回首。经常饿肚子，连饭菜票都用来买书了。我大学四年只买过一次新衣服。那时书不贵，多数几毛钱一本，可一个月生活费也不过二十多块钱。也萌生过偷书的念头，有次在王府井一家书店，我真的偷了一本，后来想想，这种事开了头可能就像吸毒一样，难以自拔，又偷偷放回去了，放的时候比偷还紧张。”那时他为了进内部书店，“想尽一切办法，为了开证件，从学校偷介绍信，骗啊，装啊，拉关系啊，我所有丢人现眼的事都跟买书有关。”
　　“相对于新华书店，专门供官员买书的内部书店(绒线胡同甲7号)更敞亮，干净，安静，很早就实行开架售书，也最早用平台摆书。”刘苏里提到王府井一家内部书店，专卖“盗版书”，都是盗印海外的书，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想获取信息又不好大张声势，就开了一家很隐蔽的书店，“门口有人把守，不需证件，看是中国人就放行，外国人不能进，每次去都像探险。此外常去的书店包括王府井书店、中国书店，1987年之后有了三味书屋，此前还有了五四书店等等。火车站口的社科书店也是我经常扫荡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门市花了不少钱，喜欢一本买一本，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书如其人，书店也体现出创办者的差别。“新华书店往往在一个城镇最中心的地方，各地气质相仿；北大校内的新华书店面对的都是北大的老师学生，气氛更开放，丢书也最多；绒线胡同里的内部书店更开放，摆放也讲究，服务态度也好，跟他们服务于特殊阶层有关；王府井那家‘盗版书店’更亲切些，也许因为是做‘地下工作’的吧!中国书店也有特色，永远摆出那种让你‘淘’的架势。我知道最早的私人书店，是1979年开的福州树人书店。那时私人书店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戴红帽子’，挂靠到国有集体单位下；另一种叫‘书摊’，三轮车拉著书，找块地方拉条床单摆上书。私营书店真正合法化要到1996年，再过一两年才能完全摘掉‘红帽子’。私人零售书业，我们乘坐的是特慢列车，刚坐了几站，便遇到汹涌的互联网浪潮。”
　　
　　一辈子开书店
　　
　　“万圣的成立是一个标志，万圣之后，书店创办人的教育程度、办店理念、经营规模，都上了一个台阶，1997年国林风的创立使独立书店又上了一个台阶，组织化程度提高。独立书店鼎盛期，也就是国林风创办前后，保守估计，全国同类书店有一千五百余家。此后这个行业再没有更大的突破，上海大众书局、第三极书店只是规模上突破，理念上没太多新发展。”
　　外界多将书店的衰势归结为政策环境的影响，以及网络书店的兴起，甚至阅读习惯的改变。但刘苏里说，“内地书店面临的政策环境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书店倒掉有的留下?网购及电子阅读对书店确实有巨大影响，但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不能忽视，比如房租和员工费用的提高。书的利润很薄，价涨后虽然看起来销售额没变化，但卖的册数少了。员工工资这几年上涨了将近300％。一个书店是否能在当下立足，还要看书店经营者对书店本身的理解是否到位。一个根本问题是：‘你想过这辈子只做书店这一件事吗?’像教徒把生命献给神那样，积极投身这个行业。”
　　万圣书园5岁时曾动议做一本小册子，名字都起好了，便是“此生只做一件事”，许多老友写来祝福文字，最终刘苏里还是放弃了，“原因是自己对一辈子开书店这件事还没完全的把握，但估计做到20年，想扔也扔不下了。我经营书店已经19年，这些年万圣的气质一直没变，2002年经历过一次危机，一夜之间，我将当时的总经理到部门负责人，七八个人全部换掉。”这是万圣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后开始重新恢复和供货商的关系，至今积累到七万多种书。万圣11岁时刘苏里说过，让一个活到十年的书店死掉，比让它活到十年更难。2006年中关村图书大厦和第三极书店价格大战，卓越和当当也来抄后路，刘苏里泰然：“击垮一家书店容易，击垮一个体系很难，万圣已经是一个体系了。”
　　他将万圣的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譬如长期以来我们后台不比前台人少，一般书店无法这样养后台，一个采购员够了，绝不增加第二个。如同作战时的辎重部队，书店后台发挥的作用，一般经营者意识不到，或没有条件做到，依靠它们，才能保证新书第一时间到货，数量满足第一轮销售，以及具备支持销售的持续的补货能力。”软件，“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是否解决好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办这家书店?’即使你回答了这个问题，隔一两年也要不断自问：我还是在贯彻原来的想法和精神吗?必须将最初设想的书店价值贯穿始终。这几年我尽量避免和媒体的互动，因为谈真话，大家会不高兴。譬如，我始终认为连续倒闭的书店属于个案，并非普遍。不能把原因都归到外界环境的变化，为什么不从内部找原因?”
　　
　　2018，书店的黄金时代
　　
　　最近网上有人批评万圣的员工对客人不够礼貌，他毫不奇怪：“这是万圣的一个传统，最早的员工培训讲的第一点就是：万圣的读者不是上帝，店员也绝不可以向读者推荐书，除非读者表明需求。现在万圣店员绝不主动搭理读者，季羡林、姜文来，也不会有人主动服务。我也知道这是把双刀剑，但我至今没纠正，我不愿看到店员对读者一进门就点头哈腰。读者来万圣是买书的，而不是来享受服务的。万圣首先是制造商，然后才算得上服务商。”
　　万圣保持著书人的尊严：穿拖鞋、短裤的不准入内，在书店里打电话、说话，也会被制止，甚至被当场赶出去。十几年来从不主办任何签名售书活动，牆上从未挂过名人照片，即便一些知名文化人，如柴静、蔡康永、梁文道、张斌、赵薇，都是常客，更不要说无数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和小说家艺术家。“我始终认为一个书店办得好不好，不在于每一本书如何，而在于书店是否能成为一个制造商。一本一本的书，只有零部件的意义，但万圣把它造成发动机甚至整车。这算是万圣对独立书店的开创性的贡献，正因为这样，今天你看19岁的万圣，‘气’仍然是向上的。”
　　他等着2018年，他说，那将是书店的黄金时代：“书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专意满足‘三有人员’，有钱有闲有脑子，书籍不仅是阅读品，同时是真正意义上的礼品和收藏品，种类不像现在这么多，价格则要达到现在书的10～30倍；书店也会完全变样：一进来就是最好的沙发，最富设计感的灯光。书和书店，都成为品位的象征。”
　　刘苏里曾经有扫天下的情怀，万圣，就是他归而扫庭院的体现。“万圣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了，有许多出版社找我，我都婉言谢绝了——到今天它还活着，有读者支持，有供货商支持，有员工跟着走，这本身已经是一本大书了。”
　　
　　(摘自《名汇》2011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