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在玉溪开幕，论坛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
　　
　　本次论坛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经验和挑战展开研讨，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本届论坛上，与会嘉宾就公共管理与互联网、公共管理与生态文明等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论坛现场带回了部分嘉宾的精彩观点。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管理

　　江小涓（教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涉及到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领域，高度联通是当代最本质的特征。
　　公共服务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低效率产业。2012年开始，服务业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比重超过50%。传统服务业本身是低效率产业，生产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不能使用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公共服务是传统服务业的典型形态，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都不能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力。在制造业效率几十倍提升的同时，传统服务业包括公共服务，效率很难提升。公共服务成本上升较快，即使服务总量不变，也需要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份额的投入。
　　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具备商业化提供的条件，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政策边界的移动，出现很多边界模糊的新领域，企业介入公共服务领域。
　　例如，大型运动场要对老百姓开放，低价或者免费开放，但运作起来很困难。现在很多商业公司提供群众的运动场地，虽然是商业公司，但其提供的场馆活动收费标准比政府定价要低，而且不要补贴。这主要依托于两点：首先是人数多，广泛运用网络，能够高效组织所有大中小场馆的时间分配和活动分配，所以商业运作成本更低，老百姓获得更多实惠，这是联通之后发生的变化。其次是群众体育活动成为商机，比如广场舞有些扰民，国家体育总局为了服务老百姓，动员很多专家去推广，现在有很多商业化运作的网站在做这些事，即专门提供广场舞活动服务。只要有人数、有量就是商机。
　　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就业替代和不公平极化。
　　美国就业率和教育程度的相关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高，在遇到任何大的就业冲击时，失业率都是最低的;但没有高中学历的人，失业率总是最高的。国外一所高校研究和评估了美国就业受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影响：将近一半就业机会有很大概率会被替代，还有三分之一被替代的概率很小。还有很多观点较为悲观地认为，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白领工作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化。这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人们关注人工智能的另一个话题是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
　　人工智能依靠大数据，但如果数据质量不高，或者有人对数据动手脚，可能创造所谓带欺骗性的行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包括政府之间的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等问题。
　　如果公众没有充分地认识了解，对技术的运用可能会有很多反对意见，比如转基因、核电等领域。零风险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必须要在不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世界经济论坛提出，新型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人工智能排在首位，在经济、地缘政治方面，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影响都是最顶尖的。
　　张永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秘书长兼首席专家）：
　　人工智能必须要有监管，比如智能驾驶的法规能不能跟得上？国家在规制上有了安排，产业就会跑得快一点。
　　规制往往是国家行为，在早期需要区域的突破，实现规制由点到面的发展。新加坡举全国之力打造未来的交通中心，为智能驾驶做一个示范区。中国能否实现自动驾驶和出行产业的全球领先，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也做一个示范区，示范将来所需要的制度突破、法规突破，这对未来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国家规制的创新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让新兴产业，特别是系统性、前沿性的产业保持领先，必须与社会性、体系性创新结合起来，让二者互动。
　　曹峰（清华大学中国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学术角度来说，社会控制是指用来规制被认为是越轨、犯罪、制造麻烦等行为的机制，表现为禁止、谴责、惩罚、赔偿等等。社会控制无处不在，大家安静地坐在会场，其实是社会控制的效果，乱走动会受到其他听众的谴责;为什么看到红灯会停下来，因为闯红灯会受到谴责。社会要维持秩序，社会控制不可或缺。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对社会控制会产生哪些影响？
　　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控制，就不得不提到社会数据化的问题。现在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每天的工作内容、日程，从单位内部与其他人的往来到朋友圈的互动，还有微信上的只言片语、网上购物的信息，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社交、教育、娱乐、运动都越来越频繁地被数据化，每个公民的日常轨迹清晰可见，无处不在，这些记录定位、识别、分类每个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
　　管理社会可能需要人工智能被应用于监视行为，但是在摄像头和人工智能面前，人變成了透明的人，监视行为通过人工智能更加广泛地渗透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特别是以公共场合的电子眼为代表。现在的技术，包括语音识别、面部识别、运动模式识别等，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方面，人工智能正在增强政府的社会控制力，但是增强社会控制力有没有问题？这是需要考虑的，比如斯诺登揭露棱镜工程这样的案例值得我们思考。

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改革是推动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

　　吴红波（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席院长）： 　　部门的协调机制条块分割、互不通气是不少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顽疾，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具体目标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且具有全球性和普遍适用性。比如水和环境卫生问题，这涉及饮水、农业、航运、气候、卫生等部门，不是一个部门可以包办的。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跨领域、跨行业的性质，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一个国家的行政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于中国的公共管理相关部门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问题：第一，促进理念的转变，作为公共管理主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当充分发挥作用，促进政府机构和全体国民对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认识，尽快实现从传统发展理念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历史转变。第二，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可持续发展涉及到国际和国内政策，涉及国家和地方规划，涉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应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和规划，努力加强各部门的政策协调。第三，创新协调机制，可持续发展具有跨部门和跨领域的性质，所以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共同努力加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也需要公共管理创新机制，让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行动起来共同落实。第四，可持续发展涉及千家万户，因此全体公民有机会参与可持续发展工作，加强政府、企业、民众的互动，并落实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责任共担。第五，加强执行手段，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涉及面广，所需资金巨大，因此需要动员公共和私人资金，发动政府、社会、企业、科学界以及个人共同落实。第六，注意落实绩效，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审查和评估也是公共管理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张德华（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市长）：
　　多年来玉溪市把保护抚仙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确保了抚仙湖的一类水质，为美丽云南的建设做出了玉溪的贡献。改革是推动抚仙湖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我们坚决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的改革，大胆调整管理机制。
　　抚仙湖涉及三个县区，管理涉及20多个部门，统筹难度极大，严重影响保护治理工作。为破解这一难题，市委市政府实行统一监管，将三县区涉及的相关职能委托澄江县统一管理，在今年机构改革中整合水资源保护治理的领导决策职能，统一交由玉溪市领导小组负责，同时调整设置抚仙湖管理局，形成省市共管的新的保护治理机制。这是我国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创造的新经验，也为其他湖泊保護提供了可复制模式。
　　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的河长制？河长制确实有效，这个体系因政策而生。
　　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解决洪水问题，必须通过中央集权的资源分配方式才能应对，所以中国的体制就是为了治水而生的，我们在治水方面有天然优势。所以我们这套体系由政府来负责，各部门分工、分级来管理。名义上交给水利部门管理，但如果下级政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上级直到中央一级政府要去解决，这是一个分层治理的逻辑。
　　从另一方面讲，河长并没有增加新的行政岗位。实际上它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传统，当一个事情很难管理的时候，就要让主要领导介入。我们有一句话，千难万难，领导重视就不难。所以说治污先治人，河长制传递信号，让领导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流域综合管理是西方国家的经验，他们进行广泛协商，是因为他们的体制不适应治水。他们和我们的国情差距太大，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历史和传统。大部分西方国家基于联邦制，联邦制的政府必须要协商，比如我们发现印度恒河的水治理非常糟糕。
　　齐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过去30年，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这种扩张有很多优越性但不可持续。
　　全球化保障了资本效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和提高，但是资源的效率在全球范围内降低，环境影响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所以从总体环境情况看，局部变好，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而环境污染企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所以污染物的跨界传输，现在变成新型的环境问题。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缺乏管理和管理不善将风险推及全球，并带来治理挑战，涉及到生态环境退化、社会问题涌现、文化建设任务艰巨等方面。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兵戎相见时有发生，我们面临着一个大的调整时期。
　　（本文图片由《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