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一个同事，经常说商业媒体的作用是帮人们找到好的生意模式。
　　不过当你真的对商业世界了解得多一点，就会知道，这真是瞎扯—无论哪种生意都不会很好。
　　比如，很多投资者喜欢的白酒商模式—看上去的确不错，但是它很难让偏好白酒的消费者增加饮用量，所以资本周转率会比较低。商业银行呢？有牌照保护，赚钱似乎很容易。不过，这些家伙又有风险后置的特点，投资者要了解一家商业银行运作的来龙去脉，比了解一般生意难得多。
　　而且，不对称的是，坏的生意模式真的有不少。坏生意篮子里除了周期性非常强的行业，还有一些，它们糟糕得各具特色，并且很有迷惑性。
　　这里表现最突出的是电影公司。人们往往以为那些艳丽的大明星和影视大亨很赚钱，其实这只猜对了一半。大明星很赚钱，大亨就没准了。明星的收入正好是大亨的成本。在著名影星和导演面前，影视公司没什么话语权。因为观众只看重是谁主演或者导演某部电影，很少有人是冲着电影公司来的（除非是老板他妈）。所以，在每个影视投资的高潮期，很快就会出现面粉贵过面包的情况。
　　影视公司的黄金时期，其实是在这些玩意儿刚出现不久，黑社会控制着影视公司的年代—无论在美国、日本还是旧中国，都是如此。在那时，影视公司之所以可以很好地控制成本是因为它们议价的工具不是合同，而是左轮枪。
　　记得我看过一个美国人记载的1930年代影视公司的运作情况。书中提到一个男演员因为钱跑到敌对影视公司工作，然后他被乱枪打死在公共厕所里。其中致命的一颗子弹从侧面射穿了他的鼻梁，并导致一颗眼珠崩到了两米外。很多演员是为了不让眼珠也沾到离自己两米外的瓷砖上，才接受低片酬的。但是“好景”不常在—社会法制了。
　　另外，人们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拍出怎样的电影和电视剧才会火，这是影视业的谜题，而且永远没人能总是找到答案。
　　在很多时候，影视公司的一个电影很卖钱，同样质感的再来一回，却可能惨败。想不清问题的影视公司只好把宝押在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身上，而这么做又推高了制作成本。
　　还有一个问题对影视公司是致命的，那就是在产品制作过程中它们付钱的方式。当电影公司拍摄一个作品，演员薪酬、制作费用、宣发费用，都要先行支付，然后等平台有了收入再分账。
　　这种收钱方式真是糟糕透了。即使是最优秀的影视公司，在绝大多数年份里，其财报中现金流量表的质量都像一坨大便。大概也正因此，电影产业链发展最久也最成熟的美国市场上几乎看不到独立的大型影视公司了，它们要么倒闭，要么被渠道或媒体公司收购，成了大集团下的一个部门。
　　这种生意够糟糕了吧？但还有更差的。
　　这些电影公司虽然活得战战兢兢，在几个大市场中，总还有些翘楚。它们基本能盈利—在某些时候，看起来还相当不错。就像巴菲特说的，这些公司至少算得上那种会算数的马。
　　这里面最突出的是迪士尼影业—如果这家公司的主体还算影视公司的话—当然，它占了个便宜，米老鼠不会因为自己是大明星，就要求加工资或者要求在片场准备豪华的临时厕所。

　　生意模式之所以最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希望它变好。

　　更差的，是那些体育俱乐部公司。
　　刚刚轰走了梅西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应该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足球俱乐部了，但看一下它的财务报告，你会怀疑给它投资和把钱直接扔马桶没什么区别。也许你会辩解俱乐部亏损是疫情影响导致收入下降。可事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成规模的体育俱乐部都非常有原则地保持着常年亏损。
　　为什么体育俱乐部公司会如此糟糕？它们和影视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俱乐部对体育明星没有定价权。大部分观众是来看梅西的，而留住梅西可以保证俱乐部不会亏更多的钱。
　　除此之外，还有更糟的。这些伟大的体育俱乐部并不像电影公司那样，后者只要不做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拍什么电影是没人干涉的。这些俱乐部不行。它们要做什么，必须先征得所在协会的同意，然后还要受喜欢它们的球迷监督。
　　球迷，特别是俱乐部所在地的同城球迷实在是个难对付的群体。在绝大多数城市，这些球迷对相应的体育俱乐部财务的贡献非常有限，要求却非常多—俱乐部周边产品不能提价，俱乐部不能转投其他城市，俱乐部要留住他们喜欢的球员，俱乐部的球队要一直取得胜利……
　　不过这些人很少为俱乐部花钱。不但如此，如果俱乐部为了活下去想出了什么能赚点小钱的办法，球迷们大多不会同意。最突出的例子，是前一阵欧洲超级杯的破产。其实那些顶级俱乐部组织超级杯，主要受影响的是原本的比赛组织者，也就是欧足联。但是这些俱乐部所在城市的球迷先不干了：超级杯一旦确定，他们喜爱的球队队员会更累—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习惯。
　　还有，体育俱乐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大的一部分“资产”可能就是他们拥有的球员—这部分资产更恰当的名目应该叫“待摊费用”。俱乐部是不是以恰当的价格买入能为球队带来胜利的球员，大概是俱乐部生存最关键的命脉。但这部分的花销比影视公司花钱请大明星的效应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
　　这是因为电影明星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品牌效应是比较坚固的。而体育明星，如果想得到同样的价值，需要不断取得胜利，这就增加了受伤的概率。而且，体育这个行业，新明星产生的速率要高于影视业。这些都会造成俱乐部购买的明星球员的价值突然贬值的概率非常大。
　　在行业内部，针对明星球员的行为预期是有经验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的经验来自于退休球员、教练及闲散业内人士。那这个体系的效率怎么样呢？当然不怎么样。要是好的话，体育俱乐部还会成为最糟的生意模式吗？
　　也曾有人想改变这种体系。比较著名的是NBA火箭队原总经理达雷尔·莫雷，更成功的是美国职业棒球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前总经理比利·比恩和他的助手保罗·德波迪斯塔。比恩梦想通过球员指标系统找到性价比最好的选手。
　　所以他看中的球员除了投跑数据好之外，还具有长得太胖、太瘦、太矮或者击球时动作很怪这些特点—正因如此，这些球员不被体系内的经验系统看好，签约价格很低。比如，他曾以便宜价格签下的大学生打者（主要特长是击球）布兰特·克拉玛林诺，有如同女性一样丰满的胸部。要知道对棒球选手来讲，除了挥棒打出全垒打，他们还得立刻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垒，胸部太累赘是很致命的。對此，比恩没有放弃，而是要求克拉玛林诺比赛时戴男用胸罩。
　　这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填补20万美元合同和500万美元合同差距的方式，哪怕克拉玛林诺戴的是最昂贵的男性胸罩。但像比恩这样的“数学家”，即使让运动家队取得了与投入极不相称的好成绩，在不久之后仍然被排挤到体系外。
　　大多数俱乐部在组织管理层面不像商业公司，而是更像某种形式的社团。俱乐部的职员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比赛成绩的好坏归结于资方的投资额度和队员与教练的水平，然而他们自己根本没有明确的KPI标准。这些“社团”成员犯下的最大错误，往往不是无能，而是对社团不忠。如果不是如此，他们再差也可以一直在圈子里分得一杯羹—除了在俱乐部任职，他们还可以做做赛事评论，搞搞活动。
　　这些人是抵制俱乐部运营变得更可量化的主流。原因很简单，如果数据说得更对，这些有经验的体育专家就成了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