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宁的中篇小说《无尽之路》是以死亡开场的：海城都市报首席记者阿福因病逝世，追悼会上他在肖像里微笑着，音容宛在。死亡之于个体是灰飞烟灭，之于世界却可以是挥之不去甚至不断增值的重量。至少对报社总编辑何欢而言，阿福的确始终未曾远离，而将在他陷入焦虑两难的时刻一次次如魅如幻地复现，令他恍兮惚兮。三年同窗，十年同事，哪有那么容易说走就走？阿福是何欢的一个旁证，证明其生命六分之一的时间与记忆，以及这期间他们共同与这世界的搏斗、荣耀与伤痕，因此尽管作者只用寥寥数笔，阿福之死却无论对于何欢还是对于小说都并非外在，而是深深扎在血肉里。这一被置放在小说开场的死亡因此也就成为关于时间与记忆的隐喻，而这篇小说也必然不会如其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只是有关权力角逐与情感暧昧，而是有关时间——往事不可追回，却拥塞于当下，纠缠不休；而未来尚未到来，却似乎已穷途末路。
　　因此小说的秘密几乎都隐藏在过去，那些看似在当前现实的复杂选择面前纠结着的人物们，其实之所以痛苦彷徨，只是因为他们都有前史。孟苹这条线索，最大的悬念便是她身在新加坡时的陈年情事。她想要彻底告别青春无畏时代别人对她造成的伤害，因此义无反顾地回到海城，迫不及待地嫁给何欢，生下儿女，但时间与记忆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一个人越是想要逃离，就越是深陷其中。28岁时候的美女孟苹会那样轻易地接受一个男人，会如同完成人生指标一般地结婚生子，恰恰证明了她如果不做得这样决绝，就毫无自信能够将过去埋葬。更何况，不堪回首的过往已经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在孟苹身上烙下印记：以28岁为界，在那之前的孟苹和在那之后的孟苹判若两人。“现在我需要一段婚姻。婚姻才能使人圆满。事业、婚姻、家庭、孩子、朋友等，这些组成了一个圆，我是个女人，我要尽力把这个圆画完整。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使命。”能够想象说出这番话的女人，曾经在新加坡为了爱情委曲求全吗？又或者那个阶段的使命就是为爱疯狂，而如今她要按部就班做一个正常的贤妻良母了？但是人生阶段的边界，真的可以那么清楚？抑或前者正是促成后者并使之趋于极端的动因？于是“从新加坡回到海城的那天起，她就暗自发誓，再也不会被别人伤害”，因此孟苹可以理直气壮地认柯副台长作干妈，死皮赖脸地在年近不惑的岁数依然霸占着女主播的位子，以一种绝对现实功利的姿态面对这个危机四伏充满恶意的世界。
　　而同样的现实主义者还有一个冯颜，这名同样在28岁来到海城的女子，同样精明干练又目标明确，并同样对此前的历史三缄其口，试图统统埋葬。尽管为了安慰何欢这位相较之下反而显得脆弱的中年男人，冯颜扼要地讲述了自己从东北到武汉再到海城的辗转人生——这经历同时提醒我们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阅读这篇取景似乎并不广阔的小说——但是如何欢所说，从大报首席记者的位置陡然转移，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重新做一个职场新人，想必另有款曲。其中缘由想必不仅仅是为了许副台长对于职位的承诺那么简单——而冯颜与许副台长之间的关系又隐藏了怎样的往事呢？冯颜的确太像是又一个孟苹，实在很难不让人感慨：时间与记忆究竟给了这些美丽的女人们怎样毁灭性的打击，逼迫她们将自己武装到牙齿，恶狠狠地投入到这个红尘俗世中来？不过我总怀疑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绝望：安知冯颜不像孟苹一般，在网上或者心里，存着一份只有自己会翻看的日记，又或者同样保留着一首28岁之前未能写完的诗？如果不是那些前史仍未能遗忘，如果不是“过去之我”始终如阿福般不肯安然死去，像孟苹和冯颜这样的女人，怎么会看上何欢这样的男人？
　　尽管在小说当中，报社整合这件当务之急已足够让何欢闹心，因此作者鲜有笔墨具体言及他的过去，但其实何欢才是前史最为沉重的小说人物。这沉重不必是什么伤痕累累的情事，或骨肉分离的童年，而全部凝结在何欢敏感、纠结而倔强的性格里，表现为属于前一个时代与前一段年华的理想主义气质，洋溢于只有面对一个亡魂才能发泄的牢骚里：
　　世态炎凉，从来如此。我当年毕业出来，真是一腔热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可现在世界败坏成什么样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拼命向前的奔跑，是狂欢至死。你和人谈情怀，谈理想？那就是个笑話！
　　作者黄宁在这里透露出来的“直男癌”潜意识估计要让女性主义者们生气了：何以女性在遭受了时间与记忆的摧折之后，就要变得功利而现实；而男性却有本事胸怀着理想主义的大志，带领弟兄们开创出报社盛极一时的辉煌伟业，即使荣光不再大势已去，依然可以像个末路英雄般呼喊出有翼飞翔，如豪言壮语般的牢骚？然而何欢的主要魅力与小说的动人之处，却恰恰在于理想主义的不合时宜与无力回天。“我们所有的悲伤都来自于有心却无力。”小说伊始何欢在电脑上敲下的这句感慨，到小说末尾才呈现出它全部的意义，那种无力感与个人无关，与情感无关，甚至与权力无关，而最深刻地隐藏在时间的褶皱里，和宏大的与细小的历史有关。
　　目送何欢往家门走去的疲惫身影，对比冯颜看似圆满的结局，其实很难分辨哪一个更五味杂陈。张爱玲七十二年前的话犹在耳边：“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何欢的过去被暧昧地糊弄过去，但其“过去之我”却死得那么挣扎欢脱，他的悲壮是看得到的；而冯颜和孟苹的悲壮是看不到的，她们的前史似乎被掩埋得更好一些，却需要更坚韧的情感张力才能暗自消化。因此或许“直男癌”的反而是作为读者与评者的我：小说从来不负责判断高下，明确褒贬，是谁下意识地认为男人幼稚的理想主义就是高尚的，而女人的现实功利就低人一等呢？被自己辜负的兄弟暴打一顿，与披上一件貌似冷酷的盔甲面对整个世界，又到底哪个更忍辱负重一些？
　　同样的感慨，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早用最暧昧的语言说得明明白白：“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乃是人们永恒的喟叹，成为无数小说的来由。归根到底，所有作者和读者，无非是不肯让已经注定消逝的，安然死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