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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下简称“营改增”）试点全面实施，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根据媒体报道，经过一个月的运行，“营改增”减税效应已经初步显现。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全面推行“营改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营改增”划算吗；从长期来看，“营改增”又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营改增”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
2016年3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案。按照方案要求，营改增后要确保所有行业不增负。至此，历时四年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逻辑基础和试点背景
现代产业的发展已远超传统税收的分工。“营改增”作为中国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需求。
中国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曾是最主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其中，增值税主要在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发挥作用，作用于第二产业，是工业生产部门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则覆盖了第三产业提供的大部分劳务行为，是现代服务业的“主体”税种。这种税制安排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适应了当时我国的国情。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导致的问题日益凸显。
首先，并存局面不利于大流通格局。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降低了增值税的效用，导致重复征税的弊端。增值税具有“中性”的优点，其核心特征是抵扣机制，这一机制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减轻了企业负担；而营业税对于流通的每一环节都要全额征税，存在着很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前提之一就是增值税的税基要尽可能地广，可抵扣链条充分。而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局面，导致增值税征税范围较狭窄，经济运行中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被打断，增值税的中性效应大打折扣。
其次，并存局面不利于大服务格局。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不利于产业分工，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和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由于企业外购服务所含营业税无法得到抵扣，企业更愿意自行提供所需服务而非外购服务，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小而全”或者“大而全”的模式，导致服务生产内部化，不利于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服务外包，对新兴服务业的发展、行业的细化分工和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并存局面不利于新贸易格局。服务贸易出口适用零税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由于我国服务业适用营业税，在出口时无法进行退税，导致服务含税出口。与其他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出口由此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最后，并存局面不利于新产业格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某些傳统商品已经服务化，商品和服务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特别是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形成融合、跨界合作模式。基层单位在征税环节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策“间隙”。
前期探索和上海经验
为了消除重复征税，实现结构性减税等目标，我国于2011年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等文件，并于2012年1月1日首先在上海开展“营改增”试点，其后又在2012年9月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八省（市）。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大至全国。
“营改增”的改革，是从上海起步的，其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最早在上海显现的。从上海前期试点总体影响效应而言，“营改增”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对于缓解企业资金链紧张状况、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市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海服务业率先转型作用巨大。
企业总体税负下降，市场活力增强
“营改增”作为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其直接作用对象是服务性行业，除行业本身外，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都会享受到“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营改增”采取行业间逐步扩围的推进模式，不同行业的抵扣链条存在先后实施顺序，企业减税效应随着涉及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放大。“营改增”扩围后的中性作用凸现，当前34个现代服务行业中有24个行业税负水平将绝对下降，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减税效应最明显。据上海税务部门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2月底，上海共有34.7万户企业纳入试点，总体减税1185.3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整体减税412.1亿元，出口应税服务享受退、免税额167.1亿元，试点下游企业新增抵扣606.1亿元。
企业投资水平上升，服务业增速放大
就税收对于行业发展的影响效应而言，营业税主要面向服务业征收，并且由于服务业分工更为细化、产业链条更长，以致重复性征税问题更为突出。因此，较之于对工业的影响，“营改增”能够为服务业长期发展提供更好的税制基础，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应该更加直接与显著。“营改增”后，上海市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季度同比增长率自2012年2季度开始出现持续上升，并一直维持到2014年末。2015年，上海服务业比重达到67.8%。已纳入“营改增”试点的大多数行业快速增长态势明显，如上海互联网相关服务增长28.7%，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8.9%。
同样，北京实施“营改增”试点之后的服务业发展也印证了这点。自2012年4季度开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出现稳步增长，并且此后各个季度同比增长率均高于政策实施前的2012年第3季度。此后，同比增长率基本维持在相对较好数值区间，且均保持正向增长态势。与此相比，北京市工业同比增长率幅度波动较为剧烈，在一些时点上甚至出现较为显著的负增长率，因此可以认为，“营改增”政策对于北京服务业的影响更为积极，服务业也取得了相对更好的发展。
地方税收“先抑后扬”，发展后劲明显
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税收制度进行深刻改革，掀起了税制改革高潮，也积累了前期经验。各国实践证明，“营改增”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但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结果，具有一定的滞后周期，学界称之为“时滞”效应。“时滞”周期长短，受到各国经济结构、市场化水平、企业发展和推进速度的综合影响。发达国家“过渡期”短但税收增减幅度大，发展中国家“过渡期”长但税收增减幅度小，印度用了5年时间，越南用了6年时间实现了税收回升。 上海在1994年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革中，就曾经历过“先抑后扬”的财政增长历程。1994年到1998年，上海税收曾有过一次周期性的下降，但从1999年后，上海税收保持了连续10年的持续增长。
相关前期研究表明，本次“营改增”过程，上海将用3年时间完成“过渡期”，并將在2014年-2020年间实现税收和GDP的持续增长。
“营改增”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重头戏”。“营改增”有利于减少重复征税，降低企业成本和税收成本，这将对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等高端服务业、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营改增”带来四大直接效应
实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市场呈现出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并存的矛盾特点。
供过于求的滞销产品，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低的产品。但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还是供不应求。从我国游客海外疯狂购物的热潮中，就可以看出国内产品存在的差距。因此，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满足消费者更高的消费需求，应该是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营改增”将设计服务、研发服务纳入试点范围，将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
在征收营业税的情形下，生产环节越多，则该生产链条上企业被重复征税的次数就越多，企业整体税负越重，因而营业税不利于产业链的分工与细化，同现代化大生产体系所要求的“迂回生产”相悖。改征增值税后，这一弊端得以消除，生产链将按效率原则重新予以构建，资源的配置也将更为合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会大大增强。
这种“营改增”带来的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上内化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剥离。二是总集成总承包型企业税负显著下降，企业将更加专注于平台搭建、模式创新、风险控制、业务整合等核心业务，而把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从而增强总包企业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三是同等条件下企业将越来越倾向于从市场中购买各种专业生产性服务，一方面将直接刺激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企业的主辅分离。四是服务贸易企业实行零税率政策将极大地促进离岸外包企业的发展，增强服务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营改增”带来六大波及效应
与直接降低企业负担相比，“营改增”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一轮又一轮依次产生的波及效应。特别是在行业和空间扩围的情况下，从长期看波及效应将远远大于直接效应。这种波及效应的不断深化将成为服务业转型和升级的催化剂；成为扩大税基、促进就业的助推剂；成为倒逼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优化完善分税制体系的发酵剂。
上述种种还会进一步产生相对间接的波及效应，这类效应虽时滞长、见效慢，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营改增”改革的重要结果。主要包括：一是企业分工细化，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逐步提升。二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从数量到质量都得到明显改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不断深化。三是各种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兴起，按照效率原则或嵌于企业内部，或独立出来，推动制造型企业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制造”转型，而这也正是服务经济的最本质内涵。四是中小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营改增”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小微企业，其税率由原来5%的营业税改为3%的增值税，税负明显下降。五是服务贸易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风险。六是减负后的企业投资意愿会有所增强，一方面企业的业务会出现扩张，从而增加企业的投资扩张意愿；另一方面，增值税可抵扣直接刺激某些企业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加速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第三方面是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逼迫企业在技术改造、创新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如果在一个长周期内审视，可以发现上述种种变化一方面会优化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结构，使得生产体系更加网络化、弹性化和融合化，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将有力地刺激新城镇化战略向纵深展开，特别是依托大型城市的新城镇将首先从中受益，最终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从长期看，经济将变得更加富有活力，这也意味着税基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尽管从短期看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有所减少，但在长时期内，税收收入一定是会因此而增加的。
“营改增”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
2016年3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案。按照方案要求，营改增后要确保所有行业不增负。至此，历时四年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逻辑基础和试点背景
现代产业的发展已远超传统税收的分工。“营改增”作为中国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需求。
中国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曾是最主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其中，增值税主要在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发挥作用，作用于第二产业，是工业生产部门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则覆盖了第三产业提供的大部分劳务行为，是现代服务业的“主体”税种。这种税制安排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适应了当时我国的国情。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导致的问题日益凸显。
首先，并存局面不利于大流通格局。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降低了增值税的效用，导致重复征税的弊端。增值税具有“中性”的优点，其核心特征是抵扣机制，这一机制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减轻了企业负担；而营业税对于流通的每一环节都要全额征税，存在着很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前提之一就是增值税的税基要尽可能地广，可抵扣链条充分。而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局面，导致增值税征税范围较狭窄，经济运行中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被打断，增值税的中性效应大打折扣。
其次，并存局面不利于大服务格局。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不利于产业分工，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和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由于企业外购服务所含营业税无法得到抵扣，企业更愿意自行提供所需服务而非外购服务，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小而全”或者“大而全”的模式，导致服务生产内部化，不利于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服务外包，对新兴服务业的发展、行业的细化分工和我国经济方式的转变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并存局面不利于新贸易格局。服务贸易出口适用零税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由于我国服务业适用营业税，在出口时无法进行退税，导致服务含税出口。与其他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出口由此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最后，并存局面不利于新产业格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某些傳统商品已经服务化，商品和服务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特别是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形成融合、跨界合作模式。基层单位在征税环节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策“间隙”。
前期探索和上海经验
为了消除重复征税，实现结构性减税等目标，我国于2011年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等文件，并于2012年1月1日首先在上海开展“营改增”试点，其后又在2012年9月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八省（市）。2013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大至全国。
“营改增”的改革，是从上海起步的，其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是最早在上海显现的。从上海前期试点总体影响效应而言，“营改增”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对于缓解企业资金链紧张状况、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市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海服务业率先转型作用巨大。
企业总体税负下降，市场活力增强
“营改增”作为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其直接作用对象是服务性行业，除行业本身外，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都会享受到“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营改增”采取行业间逐步扩围的推进模式，不同行业的抵扣链条存在先后实施顺序，企业减税效应随着涉及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放大。“营改增”扩围后的中性作用凸现，当前34个现代服务行业中有24个行业税负水平将绝对下降，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减税效应最明显。据上海税务部门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2月底，上海共有34.7万户企业纳入试点，总体减税1185.3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整体减税412.1亿元，出口应税服务享受退、免税额167.1亿元，试点下游企业新增抵扣606.1亿元。
企业投资水平上升，服务业增速放大
就税收对于行业发展的影响效应而言，营业税主要面向服务业征收，并且由于服务业分工更为细化、产业链条更长，以致重复性征税问题更为突出。因此，较之于对工业的影响，“营改增”能够为服务业长期发展提供更好的税制基础，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也应该更加直接与显著。“营改增”后，上海市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季度同比增长率自2012年2季度开始出现持续上升，并一直维持到2014年末。2015年，上海服务业比重达到67.8%。已纳入“营改增”试点的大多数行业快速增长态势明显，如上海互联网相关服务增长28.7%，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8.9%。
同样，北京实施“营改增”试点之后的服务业发展也印证了这点。自2012年4季度开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出现稳步增长，并且此后各个季度同比增长率均高于政策实施前的2012年第3季度。此后，同比增长率基本维持在相对较好数值区间，且均保持正向增长态势。与此相比，北京市工业同比增长率幅度波动较为剧烈，在一些时点上甚至出现较为显著的负增长率，因此可以认为，“营改增”政策对于北京服务业的影响更为积极，服务业也取得了相对更好的发展。
地方税收“先抑后扬”，发展后劲明显
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税收制度进行深刻改革，掀起了税制改革高潮，也积累了前期经验。各国实践证明，“营改增”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但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结果，具有一定的滞后周期，学界称之为“时滞”效应。“时滞”周期长短，受到各国经济结构、市场化水平、企业发展和推进速度的综合影响。发达国家“过渡期”短但税收增减幅度大，发展中国家“过渡期”长但税收增减幅度小，印度用了5年时间，越南用了6年时间实现了税收回升。 上海在1994年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革中，就曾经历过“先抑后扬”的财政增长历程。1994年到1998年，上海税收曾有过一次周期性的下降，但从1999年后，上海税收保持了连续10年的持续增长。
相关前期研究表明，本次“营改增”过程，上海将用3年时间完成“过渡期”，并將在2014年-2020年间实现税收和GDP的持续增长。
“营改增”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重头戏”。“营改增”有利于减少重复征税，降低企业成本和税收成本，这将对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等高端服务业、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培育新动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营改增”带来四大直接效应
实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市场呈现出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并存的矛盾特点。
供过于求的滞销产品，多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低的产品。但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还是供不应求。从我国游客海外疯狂购物的热潮中，就可以看出国内产品存在的差距。因此，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满足消费者更高的消费需求，应该是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营改增”将设计服务、研发服务纳入试点范围，将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
在征收营业税的情形下，生产环节越多，则该生产链条上企业被重复征税的次数就越多，企业整体税负越重，因而营业税不利于产业链的分工与细化，同现代化大生产体系所要求的“迂回生产”相悖。改征增值税后，这一弊端得以消除，生产链将按效率原则重新予以构建，资源的配置也将更为合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会大大增强。
这种“营改增”带来的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上内化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出现剥离。二是总集成总承包型企业税负显著下降，企业将更加专注于平台搭建、模式创新、风险控制、业务整合等核心业务，而把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从而增强总包企业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三是同等条件下企业将越来越倾向于从市场中购买各种专业生产性服务，一方面将直接刺激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企业的主辅分离。四是服务贸易企业实行零税率政策将极大地促进离岸外包企业的发展，增强服务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营改增”带来六大波及效应
与直接降低企业负担相比，“营改增”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一轮又一轮依次产生的波及效应。特别是在行业和空间扩围的情况下，从长期看波及效应将远远大于直接效应。这种波及效应的不断深化将成为服务业转型和升级的催化剂；成为扩大税基、促进就业的助推剂；成为倒逼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优化完善分税制体系的发酵剂。
上述种种还会进一步产生相对间接的波及效应，这类效应虽时滞长、见效慢，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营改增”改革的重要结果。主要包括：一是企业分工细化，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逐步提升。二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从数量到质量都得到明显改善，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不断深化。三是各种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兴起，按照效率原则或嵌于企业内部，或独立出来，推动制造型企业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制造”转型，而这也正是服务经济的最本质内涵。四是中小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营改增”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小微企业，其税率由原来5%的营业税改为3%的增值税，税负明显下降。五是服务贸易企业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风险。六是减负后的企业投资意愿会有所增强，一方面企业的业务会出现扩张，从而增加企业的投资扩张意愿；另一方面，增值税可抵扣直接刺激某些企业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加速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第三方面是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逼迫企业在技术改造、创新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如果在一个长周期内审视，可以发现上述种种变化一方面会优化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结构，使得生产体系更加网络化、弹性化和融合化，从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将有力地刺激新城镇化战略向纵深展开，特别是依托大型城市的新城镇将首先从中受益，最终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从长期看，经济将变得更加富有活力，这也意味着税基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尽管从短期看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有所减少，但在长时期内，税收收入一定是会因此而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