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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可以公开谈了，男女之间的接触也多了。原来以为西方国家一片黑暗，我们急着去解放他们，再一看他们也不是那么落后，文化上比我们还先进”。
现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做教授的陈山，1978年风华正茂，刚刚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在当年10月的日本电影周上，他看到了《望乡》、《追捕》等电影。那是邓小平1978年访日后，为了加强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从日本引进的。
这几部经过严格删减的影片仍给观众带来了极大震撼。“居然出现了妓女接客这样的主题，当时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电影里还有个强暴镜头，观众席里鸦雀无声，一些女观众很不好意思地转过头，不过还是忍不住用眼角偷偷瞄银幕。
此后，美国、法国、日本、墨西哥、印度等国的一系列影片被引进国内，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大篷车》、《佐罗》、《大独裁者》等。里面的插曲人人会唱，经典台词也成了人们交往的时尚生活语言。最早接触的苏联、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少了。
杨红那时才20岁出头，他觉得找到了一种久违的“这才叫电影”的感觉。有些片子看三四遍还不过瘾。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出过国啊，电视也没成气候，电影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别致的穿着，幽默的语言，是他触摸世界的唯一方式。
视觉出国
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下，中国电影公司控制着进口影片的尺度，每年谨慎地买断发行海外影片50部左右。题材不冲击政治，以娱乐和道德片为主。受经济所限。这些多是些国外走完商业路径的二、三流老片，难觅鲜货。
原版影片都是外文，要在国内市场公演，首先得转化成译制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是译制大户，每年要承接二三十部影片的译制任务。肖章、赵国华彼时都是厂里的翻译主力，据他们回忆，由于当时电影系统的垄断性，不需要市场竞争，翻译的时间很有保证，通常一部影片翻译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每人一年翻译四五部片子，再精雕细琢也来得及。有时一部影片好几个人同时翻译，最后从中选出最好的作为定型本。
基于历史背景和国情，翻译也不是原样照搬，有些台词要做软处理。“特别荤的词处理一下，一带而过，涉及政治外交的以不影响外交关系为重，把国家名称含糊处理，避免引起些不必要的纠纷。”这些，在中影公司下订单时就会有具体规定，哪一场戏、哪一段话要进行处理，怎么处理，赵国华感觉执行时机械完成就可以了。
电影观众里有些人不识字，当时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配音。译制片影响大，配音演员就等于是明星了。小生是童自荣，花脸是毕克，刘广宁、乔榛、丁建华等人的名字，和电影演员一样响亮。
外国电影不仅带来了艺术享受，还带来了新的两性观念，接吻、赤裸的镜头在娱乐手法下浪漫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爱情可以公开谈了，男女之间的接触也多了。原来以为西方国家一片黑暗，我们急着去解放他们，再一看他们也不是那么落后，文化上比我们还先进。”陈山开始对西方世界有了纯朴的向往之情。
电影成为一扇向外面世界敞开的窗户。人们不单单赞叹外国的高楼大厦现代化家居，很多女孩子上电影院看译制片，更在意女主人公穿了什么样的衣服，琢磨着给自己也做一套。青年们开始蓄留“石村警长”发型，穿“瓦尔特’’服装。蛤蟆镜、喇叭裤、T恤衫开始在街头出现。
陈山蓄起了长发，他注意到公园里、马路边上，坐着一群群拿着吉他、录音机的时尚青年。北大食堂开始卖面包当主食，喝可乐喝咖啡很时髦，原来只有孕妇、病人、孩子喝的牛奶，也成了大众生活必备品之一了。
一票难求
早在“文革”开始后，出于拍摄样板戏和反修的需要，国内曾引进过不少国外影片，但这类影片都不能公开上映，只能在一些中央部委礼堂和少数电影院有限制地放映，被称为“内参片”，只有少数人有资格观看。
1982年之后，“内参片”流通到社会上，普及开来。一到周末，陈山就骑着破自行车奔波于部委礼堂和一些高校，沉浸于看“内参片”的旮睫里。内参片突破了中影的垄断发行，这种片子，没有译制，没有字幕，只有一个懂外语的人在旁边按照情节的发展翻译解说，很难做到声画同步，而且一个人客串所有角色。
即便如此，当时也是一票难求。“内参片”是某种特权的象征，朋友有关系给弄套内参票，简直神气死了，还有靠内参票找到老婆的传奇流传。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对一切新鲜事物照单全收，亢奋的人们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通过影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嫁接到这块解冻不久的土地上，激发着人们探索西方体验西方的好奇心。
80年代中后期，港台电影以录像带的方式流行起来，译制片的影响渐渐淡了一些，“内参片”也不那么吃香了。
文化自助
开放的脚步有多快，文化的发展就有多快。“八零后”高山就成长在这样一个高速發展的时代。
在录像厅门口刷着白漆的牌子上，他认识了史泰龙、施瓦辛格这些很有型的西方男人，并消遣娱乐式地看了很多英、法、意、日等国的片子，基本不知所云。
90年代以后，VCD出现了，自己在家就能看，爱看啥就买啥，原声带字幕的外文片迅速成为一种时髦。不过当时VCD机还不普及，高山更爱从每周日的正大剧场和地方电视台周六晚上10点的海外剧场里温习那些经典好莱坞影片。
1994年，中国开始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每年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俗称“大片”。
当年11月，《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分账大片在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并以25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佳绩在全国创造了大片的第一个消费奇迹。此后，《狮子王》、《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等好莱坞大片席卷华夏。
16岁那年，高山组织同学去看《泰坦尼克号》，从影院出来，女同学都被感动得哭哭啼啼，男孩子却为意外看到女主角的裸体而窃喜。事实上，大了以后兄弟几人聊小时候的观影经历，都提到西方电影里的私密场景对自己的性启蒙作用。
到了新世纪，为了适应观众的需求，大片也多有两个版本，一种是原版片打字幕，一种有中文配音。为了在市场上竞争时效，翻译环节明显不像以前那般“悠哉”了。
同时期，高山有如下方式去看外国大片：在线影院、网络下载、DVD……想要锻炼英语听力就直接看原版，要是懒得费劲儿，就去射手网上找字幕。急的话从网上下载，不需那么匆忙就买了光碟攒着。
字幕是由互联网上的“字幕组”群体提供的，他们以翻译国外影视片为乐，语种遍及英文、日文、韩文，其中又以英文势力最大。美国热门电视剧刚刚播完，几小时后，中国对白已经翻译清楚，而且还将一些俚语本土化了。他们以论坛为核心，自发形成，组织严密，工作勤奋高效，却分文不取。
距离不再是问题，语言不再是差距，国别不再是门槛，异国文化悄无声息地围绕在身边，无论是消化还是消费，对高山这代人而言，都像吃饭一样家常与轻松。
当高山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时，异国文化已不再是“陌生的彼岸”，世界在一些人眼里变成了平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意义更多在于平等基础上的共享和交流，在于和而不同的彼此尊重，而非单一取向上的模仿。
任何一个电脑时代的人，不论童叟，都有能力像高山那样无时差地获得地球另一端的文化产品，如同自助餐，只要能给出你的选择。
现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做教授的陈山，1978年风华正茂，刚刚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在当年10月的日本电影周上，他看到了《望乡》、《追捕》等电影。那是邓小平1978年访日后，为了加强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从日本引进的。
这几部经过严格删减的影片仍给观众带来了极大震撼。“居然出现了妓女接客这样的主题，当时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电影里还有个强暴镜头，观众席里鸦雀无声，一些女观众很不好意思地转过头，不过还是忍不住用眼角偷偷瞄银幕。
此后，美国、法国、日本、墨西哥、印度等国的一系列影片被引进国内，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大篷车》、《佐罗》、《大独裁者》等。里面的插曲人人会唱，经典台词也成了人们交往的时尚生活语言。最早接触的苏联、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少了。
杨红那时才20岁出头，他觉得找到了一种久违的“这才叫电影”的感觉。有些片子看三四遍还不过瘾。那个年代，有几个人出过国啊，电视也没成气候，电影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别致的穿着，幽默的语言，是他触摸世界的唯一方式。
视觉出国
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下，中国电影公司控制着进口影片的尺度，每年谨慎地买断发行海外影片50部左右。题材不冲击政治，以娱乐和道德片为主。受经济所限。这些多是些国外走完商业路径的二、三流老片，难觅鲜货。
原版影片都是外文，要在国内市场公演，首先得转化成译制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是译制大户，每年要承接二三十部影片的译制任务。肖章、赵国华彼时都是厂里的翻译主力，据他们回忆，由于当时电影系统的垄断性，不需要市场竞争，翻译的时间很有保证，通常一部影片翻译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每人一年翻译四五部片子，再精雕细琢也来得及。有时一部影片好几个人同时翻译，最后从中选出最好的作为定型本。
基于历史背景和国情，翻译也不是原样照搬，有些台词要做软处理。“特别荤的词处理一下，一带而过，涉及政治外交的以不影响外交关系为重，把国家名称含糊处理，避免引起些不必要的纠纷。”这些，在中影公司下订单时就会有具体规定，哪一场戏、哪一段话要进行处理，怎么处理，赵国华感觉执行时机械完成就可以了。
电影观众里有些人不识字，当时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配音。译制片影响大，配音演员就等于是明星了。小生是童自荣，花脸是毕克，刘广宁、乔榛、丁建华等人的名字，和电影演员一样响亮。
外国电影不仅带来了艺术享受，还带来了新的两性观念，接吻、赤裸的镜头在娱乐手法下浪漫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爱情可以公开谈了，男女之间的接触也多了。原来以为西方国家一片黑暗，我们急着去解放他们，再一看他们也不是那么落后，文化上比我们还先进。”陈山开始对西方世界有了纯朴的向往之情。
电影成为一扇向外面世界敞开的窗户。人们不单单赞叹外国的高楼大厦现代化家居，很多女孩子上电影院看译制片，更在意女主人公穿了什么样的衣服，琢磨着给自己也做一套。青年们开始蓄留“石村警长”发型，穿“瓦尔特’’服装。蛤蟆镜、喇叭裤、T恤衫开始在街头出现。
陈山蓄起了长发，他注意到公园里、马路边上，坐着一群群拿着吉他、录音机的时尚青年。北大食堂开始卖面包当主食，喝可乐喝咖啡很时髦，原来只有孕妇、病人、孩子喝的牛奶，也成了大众生活必备品之一了。
一票难求
早在“文革”开始后，出于拍摄样板戏和反修的需要，国内曾引进过不少国外影片，但这类影片都不能公开上映，只能在一些中央部委礼堂和少数电影院有限制地放映，被称为“内参片”，只有少数人有资格观看。
1982年之后，“内参片”流通到社会上，普及开来。一到周末，陈山就骑着破自行车奔波于部委礼堂和一些高校，沉浸于看“内参片”的旮睫里。内参片突破了中影的垄断发行，这种片子，没有译制，没有字幕，只有一个懂外语的人在旁边按照情节的发展翻译解说，很难做到声画同步，而且一个人客串所有角色。
即便如此，当时也是一票难求。“内参片”是某种特权的象征，朋友有关系给弄套内参票，简直神气死了，还有靠内参票找到老婆的传奇流传。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对一切新鲜事物照单全收，亢奋的人们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通过影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嫁接到这块解冻不久的土地上，激发着人们探索西方体验西方的好奇心。
80年代中后期，港台电影以录像带的方式流行起来，译制片的影响渐渐淡了一些，“内参片”也不那么吃香了。
文化自助
开放的脚步有多快，文化的发展就有多快。“八零后”高山就成长在这样一个高速發展的时代。
在录像厅门口刷着白漆的牌子上，他认识了史泰龙、施瓦辛格这些很有型的西方男人，并消遣娱乐式地看了很多英、法、意、日等国的片子，基本不知所云。
90年代以后，VCD出现了，自己在家就能看，爱看啥就买啥，原声带字幕的外文片迅速成为一种时髦。不过当时VCD机还不普及，高山更爱从每周日的正大剧场和地方电视台周六晚上10点的海外剧场里温习那些经典好莱坞影片。
1994年，中国开始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每年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俗称“大片”。
当年11月，《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分账大片在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并以25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佳绩在全国创造了大片的第一个消费奇迹。此后，《狮子王》、《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等好莱坞大片席卷华夏。
16岁那年，高山组织同学去看《泰坦尼克号》，从影院出来，女同学都被感动得哭哭啼啼，男孩子却为意外看到女主角的裸体而窃喜。事实上，大了以后兄弟几人聊小时候的观影经历，都提到西方电影里的私密场景对自己的性启蒙作用。
到了新世纪，为了适应观众的需求，大片也多有两个版本，一种是原版片打字幕，一种有中文配音。为了在市场上竞争时效，翻译环节明显不像以前那般“悠哉”了。
同时期，高山有如下方式去看外国大片：在线影院、网络下载、DVD……想要锻炼英语听力就直接看原版，要是懒得费劲儿，就去射手网上找字幕。急的话从网上下载，不需那么匆忙就买了光碟攒着。
字幕是由互联网上的“字幕组”群体提供的，他们以翻译国外影视片为乐，语种遍及英文、日文、韩文，其中又以英文势力最大。美国热门电视剧刚刚播完，几小时后，中国对白已经翻译清楚，而且还将一些俚语本土化了。他们以论坛为核心，自发形成，组织严密，工作勤奋高效，却分文不取。
距离不再是问题，语言不再是差距，国别不再是门槛，异国文化悄无声息地围绕在身边，无论是消化还是消费，对高山这代人而言，都像吃饭一样家常与轻松。
当高山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时，异国文化已不再是“陌生的彼岸”，世界在一些人眼里变成了平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意义更多在于平等基础上的共享和交流，在于和而不同的彼此尊重，而非单一取向上的模仿。
任何一个电脑时代的人，不论童叟，都有能力像高山那样无时差地获得地球另一端的文化产品，如同自助餐，只要能给出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