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所犯何“罪”？
　　千古之下，人们在嗟叹之余，发现诸如干涉立储，犯上抗命，反对议和，坐拥重兵这些理由似乎没有一条能单独证明“岳飞必须死”这一结论。在冤案存在多处疑点，历史细节已经不可能还原的情况下，多重因素合力成了人们能够接受的唯一解释。
　　对岳飞的死，史书多有记载，且正史野史几乎一致地认为是秦桧害死岳飞。
　　史书记载，岳飞蒙冤时，当时另一著名将领韩世忠闯进相府见秦桧：“岳飞到底有什么罪，你要害他？”秦桧回答：“其事莫须有。”此时秦桧大权在握，有恃无恐，一句话就把韩世忠给打发了。这也成了奸相秦桧迫害岳飞的直接证据。
　　史料称，秦桧给岳飞罗织了三条罪名，第一条罪名，说岳飞在军中抱怨，国家没救了，皇上不修德。这叫“指斥乘舆”批评皇帝。第二条罪名，岳飞在撤军时问张宪“这天下事应该怎么办啊？”张宪回答：“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三条罪名，岳飞跟张宪说：“我跟太祖爷一样，都是32岁当节度使。”这三句话，分开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连起来听，却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历史学讲究“剪刀 糨糊”，秦桧对此自是熟稔，把这三句话粘合在一起就是——岳飞想取而代之。这样岳飞想不死都难了。
　　秦桧为什么要害岳飞呢？一说，岳飞是抗金的主战派，秦桧是主和派。“道不同不相为谋”，政见不同，官场倾轧，打击异己，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巩固权势地位，当然得迫害主要政敌的主战派岳飞。二说，秦桧是汉奸是金兵在南宋的卧底。这有史为证，秦桧，宋徽宗政和年间中进士，曾任御史中丞，并主张与金国作战。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随徽、钦二宗等被俘至北方，转而鼓吹合议，成为金太宗弟挞懒的亲信。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秦桧被挞懒遣归以为内应。正因此两点，秦桧是陷害忠良岳飞的元凶被坐实，也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杭州栖霞岭东南麓埋葬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忠骨。墓旁有四尊跪像，为首的便是一代奸相秦桧。忠奸真伪的鲜明对照，传达的是忠臣流芳百世、奸臣遗臭万年的历史理念。
　　真是秦桧害死岳飞吗？
　　近代以来，随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思潮渐起，为秦桧翻案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在其1923年所著的《白话本国史》“论秦桧和岳飞”就直接为秦桧鸣不平。书中写道，“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剳记》卷二十六和议条）。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可见秦桧开始是不主张议和的。后又论述了撤军缘由，“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作为宰相的秦桧，眼见各路军马渐成军阀之势对朝廷产生威胁，自然会对皇上进言“撤军议和，削兵权”以保皇权，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可见，说秦桧是迫害岳飞的主谋确实有些冤，况且，作为宰相的秦桧要杀封疆大吏的岳飞，没有高宗的首肯，是万万不可能的。
　　其实，在明代就有人为秦桧鸣冤，明代诗人文征明的词作《满江红·拂拭残碑》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词中直接点明，秦桧只不过是“奉帝旨”而已。因为古代史家都有“为圣君诲”的传统，所以后来正史少有为秦桧鸣屈的。有趣的是，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对岳飞冤案也有过点评：“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这样，历史真相基本清楚了：迫害岳飞的主谋是宋高宗赵构，秦桧只不过是从犯和帮凶。为什么高宗一意孤行，非要同金国议和不可呢？原因在吕思勉的书中和文征明的词中都做了说明。吕思勉在书中提到，抗金的各路兵马包括岳飞都已成军，雄视海内。熟悉宋史的人应知道，这在“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宋朝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对缺乏军事才干、少威寡信的宋高宗来说，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疑虑和恐惧。所以，在岳飞打了胜仗后见好就收是个不错的选择。
　　文征明的词指出了另一层原因，赵构作为宋徽宗的第九子，即位于靖康之难的非常之秋。父兄二人虽然被掳到北方，但如果自己积极主战，他们仍存在回銮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他这个非常之秋即大位者便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为自利自保计，议和当然是不二的选择。而金国设置的议和的前提是：除掉岳飞。有史料记载，在双方暗中和谈时，兀术曾给秦桧写信：“你天天求和，但是岳飞却意图北伐，你方诚意何在。”况且岳飞杀了他的女婿，此仇不可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在一心求和的宋高宗面前，岳飞当然没有求生的可能了。
　　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岳飞死于宋高宗赵构之手，这无疑问。但这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王朝皇权的无上威严和“君为臣纲，一言九鼎”的集权体制，让人产生“羡慕嫉妒恨”的感受。为争皇权自然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保皇权当政者也是不择手段。通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在“胜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运行机制下，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2000多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风的皇权争夺与皇权保卫史。每朝每代每位皇上唯一的核心工作就是保卫皇权，不让皇权旁落不让江山改姓。“功高震主、坐拥重兵”是每位臣子之大忌，往往引来杀身之祸，这在哪个朝代都不例外。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当政者更是从不手软，“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
　　战国时期，晋国的赵氏孤儿案，赵朔的冤情可比岳飞；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无人能比，也设计除掉了叔叔窦婴和舅舅王丞相，为的就是“不让他人染指皇权”；宋朝之后，明末抗清英雄袁崇焕的惨死也说明了“皇权不容受到任何威胁（尽管是莫须有的威胁）”的道理。再来看看岳飞所处的环境。宋高宗并不是一个愚蠢无能的皇帝，不然不可能在北宋全面崩溃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建立并巩固了南宋王朝。高宗很清楚“自毁长城”的后果。面对金国被岳飞打趴下，提出议和的建议，他选择了见好就收接受金国的条件与金国罢战议和。
　　这大概因为他想通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岳家军真能消灭金军吗？”岳家军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金兵的损失也没有到伤筋动骨动摇国力的地步。南宋初创，战争中百业凋敝，国力不强，拿什么去消灭金兵呢？显然没有把握。
　　第二个问题， 与淮西兵变类似的事件会再次发生吗？发生了怎么应对？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三月，刘世光退休后，他所带领的淮西军各部互不隶属，矛盾日显，朝廷无法驾驭，最终其旧部叛变，掳走大量官员、百姓投降伪齐。这就是淮西兵变。当前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朝廷对各路军马的驾驭能力依然很弱，无法应对淮西兵变的类似事件更无法承受又一次淮西兵变的后果。
　　第三个问题，岳飞是个忠臣，但他的部下呢？会不会也来次“黄袍加身”？岳飞的“岳家军”有十万之众，兵力最强财力最厚，名义上是王师，实际上是私家军，各级军官对岳飞的忠诚度比对朝廷还要高，潜在隐患很大。何况当时岳飞“干涉立储，犯上抗命，反对议和，坐拥重兵”条条属实，条条都对皇权存在莫大的潜在威胁。通过全盘权衡，相比于屈辱的和约，保卫皇权当然更重要。想通这些，高宗自会作出“正确”的决定，趁着宋军占了一点优势，赶紧和谈。对于岳飞来说，当然就是悲剧了，而且，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绩越大，距离自身的悲剧性结局就越近。客观地说，放在哪朝哪代哪个皇帝都会这样决断。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的个性，不管岳飞怎么想怎么忠义，但他的存在已经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在皇权至上不容任何侵犯的体制下，他的悲剧是必然的，或者说他终究摆脱不了体制的魔咒。前面的赵朔后来的袁崇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