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加缪哲学中的反抗主题出发，主要以加缪对“自杀”所持的论点进行阐发作为出发点，认为作为加缪眼中最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自杀”，其所蕴含的特质，其所产生和存在的因由，以及其所演变的特性，是与人自身的抗争和外在的荒谬紧密相连的；在此基础上，探究加缪哲学中所涉及的反抗主题及其所带出的政治与哲学旨向。
关键词：自杀；荒谬；精神；反抗；重建
中图分类号：B01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263-02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加缪
论说“自杀”不仅是严肃的，与此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没有赤足过河的勇气，就难以指涉流水的冲力。自杀是一种力，用形而上的重拳打击，無人知晓重力的大小，其经诉诸不可估量的思想序列，自杀者便“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1]，什么时候触发总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自我所设定的险情将永远潜藏，并且随时酝酿着爆破。在离开或者存留生命的搏斗中，自杀者是一种“精神骄子”[2]，他们放弃的是自己的身体，为了让黑色而坚硬的思想能够傲立于荒幻之漠。自杀总是能搭建起一个肉体与精神搏杀的擂台，广阔而荒芜，精神并不一定处于上风，但腐朽的肉身必会流亡。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与死亡的角逐总是以辩证的面目出现，那些难以忍受的真实与难以忍受的虚空足以让争执的矛和盾溃朽。
当然，自杀和死亡并不是加缪哲学的最终命题，也不是最后结论，尽管那确实是指向必定的归宿，但在此之前或之后，却总可以在灰暗的躯壳上剥落出闪光的镏金，然而实现这种淬现就必须对某种必然性的终结进行“躲闪”，“对死亡的躲闪是本书的第三个论题，那就是希望：对一种必须与之‘相称’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或者对那些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使生活升华，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并且背离了生活。”[3]自杀在这里成为一种中间态的意志，并不一定形成现实体现的，而是通过链条式的思想反应，被赋予规整混乱、抵制荒谬的功能。在对死亡进行了有效的离避之后，生活成为另一种持续的状态，与此同时，抵抗和祈祷也便成为制动生命之舟的缆绳。“我所研究的自由是把哲学性的自杀称作为存在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判断，而是意味着要指出思想用以自我否定的一种便利方法，思想企图用这种方法在造成它自我否定的东西之中超越自己。”[4]自杀还意味着一种召唤，肇始于“撕裂”的内心，试图将处于崩溃状态下的不断延伸的记忆和想象彻底摧毁，并且通过无数近乎神性的意念重新规整出灵魂得以安宁的秩序。
在“荒谬之墙”面前，掘土的心灵是极端痛苦的，“鬼打墙”的恐惧并不是出于其变幻难测，而是其无处不在的魅影，高筑的巨墙挡住“不可捉摸”的隐性冲撞，却“以使终结独特的、无可改变的面貌——终结从这世界中辨认出的面貌——闪耀光辉。”[5]荒谬也不是漆黑一片的，表面的光鲜更容易对世界形成一种全面的侵略。在此过程中，肉体和灵魂都会对离开或者存在于这个世界进行一次估量，自杀便因此成为反抗或者妥协的强硬方式，无论自杀以何种方式展现，其源头必定是精神与灵魂之端的鲜血淋漓，即便是现实冲撞也不可忽视，表面的瘀痕也将最终无法抵抗心灵的发酵而生成深幽的内伤，这些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隐痛”总是在适当的时刻通过任何手段向行动体提供各种危险的指示，甚至有时连耀眼的阳光、钟表的节奏或风动的窗帷都可能戴上元凶的面具。“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现，那主动权却在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受害者存在，如果不想看到他们，这个社会也只能按照它应该做的去做。它认为那些受害者说话有些言过其实，认为这种人的数量也确实相当之大。而且就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那由来也已是很久了。它最终认为，世界并没有绝对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无辜者就如最终要爆裂的一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得到维修”[6]加缪在这里对所谓的“受害者”提出了严正的反思，因为正是自身的纵容与懦弱，滋长了迫害的产生。而要突破来自各个层面的威逼，则不得不从反思自我开始，也只有通过严密而细致的面向内在的修复，才能够避免由受迫害者到迫害者的相互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仇恨也方可以从根本上得以消除，而正义也于焉呈现与彰显。但是，对于加缪而言，内面的坚硬的障壁是没有完全封闭的，它甚至是光滑的、透明的和通气的，置身其间仍不难享有其温和的知觉，但是这也往往会泯灭了反抗的本质。在温和的思想底子中，很容易成为滋生软弱的温床。这便是加缪的意义所在，总是对反抗的对立面始终保持一种警惕，这种姿态甚至是对立的。毫无疑问的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抗的过程中，内面的厚重将得以新生甚至是重建。
死亡当然是一种存在，却又是被存在支配的，自杀既来源于尘世，也将超离尘世，在这种漫长的拉锯过程中，自杀者的记忆总是被拉长的，在记忆的变形和扭曲过程中，自杀的人总是以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出现，尽管在离开的刹那可能面临空白一片，但头脑中无限延展的思想舞步是破碎凌乱并充满诱惑力的，并且与荒谬相钩连。在加缪看来，荒谬需要常常经受反抗的袭击，而不是与反抗无关，任何举动也不会由于荒谬的日益明晰或变幻无穷而成为种种死亡的帮凶。加缪曾经说：“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那么，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在那里，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7]在这里可以看出加缪对社会与历史的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审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的超保护的群体或个体，“一点儿也没有”，原本存在的信念和理解都应该毫不妥协地予以警惕甚而是反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达到“另起炉灶”的效应，否则，温和的改良或者疏忽的放松都将使反抗的过程变得软弱无力。而且在这整个理念的实施过程中，加缪是不避讳死亡的，死亡是穿梭于世界的风，可以轻描淡写地吹或肆无忌惮地刮，可以游走于街头里巷，也可以袭卷海洋沙漠，但人们却全然不至于停止忙碌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下，无法将反抗者恢复到其原有的意义，更难以进行至关重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荒谬和死亡就像是逐浪连迭的海潮，生长于命运之滨，对人的意志防线进行不懈地冲击，但“归根结底，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8]因而人们不能淹没其中，成为荒谬的祭品，而是要直面粗糙的现实历史，反抗损害与遗憾的侵袭。“在极端意识的这个顶端上，一切都重新聚合在一起，我的生活就像应抛弃或者应接受的整体向我显现。我需要一种伟大。在我深深德绝望和世上最美景致之一的隐秘冷淡的对抗中，我找到了这种伟大。我从中汲取力量以成为既勇敢又有意识的人。”[9]在面对生命、展开生命甚至收合生命的过程中，抵御对抗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是极为重要的，不仅能通过自我站立的姿态得到一种精神的伟大，而且在直面荒芜的世界时也将可以通过“形而上的反抗”实现照亮混沌的心灵。 加缪在1944年写了一篇《道德与政治》的文章，发表在《战斗报》中，文中提到：“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将正义与自由协调一致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在那些对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么强迫自由胜于正义、要么强调正义胜于自由的国家之中，应为在兩者之间寻求更高级的平衡而做出努力。”[10]加缪一度将道德与政治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讨论，而正义与自由将自身统一起来的过程中，即将原本所存在的残酷与束缚作为一种等待反抗的对立物，通过一定的政治权利与人权意识的调整，使邪恶与贪婪得以在自行厌恶和抛弃中完成对冀望的解释，对立场根本性的激情使得那些曾经留恋的存在悄然发生变化，价值也就由于那种极端而沉重的冲决得以淬现。“……为了不至于引向后退，那就必须勇往直前。仅只批判那个时代还不够，还应该赋予它一种形式，并指出它的未来。倘若捍卫这些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劳动和艺术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是件好事的话，那么还应该努力赋予它具体的内容。在这里，随着保卫它们的决心而来的，至少我们将会产生规定其性质的意愿……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上赋予艺术以应有的位置，并且为了反对它的敌人而惟它辩护，而这种辩护也并非是特权。”[11]由此也可见加缪哲学中反抗主题之一斑。可以说，在加缪看来，反抗绝不是一种口号的堆积与叠加，以其对时代之亟需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创造出新的艺术与生命形式看来，加缪所倡导的创生新的价值形态既可以说是其哲学论辩的目标，同时也代表了其所持论点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具体的内容的填充不仅是针对未知之未来的新的形式体现，而且其所蕴含的特质以及所呈现出来的带有反抗性质的特点，是与人自身的抗争和外在的荒谬紧密相连的。因此不难看出，在加缪的反抗哲学背后，所指涉的不仅仅是对自杀与对抗的生命探询、对受迫害者与迫害者的自我认同和彼此共谋以及立足于此而进行的批判反思，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其中所涉及的反抗主题，并且通过这样的主题带出的政治与哲学旨向，这样的以反抗为基础和契机的重建，无疑将反抗与重建的加缪式问题引向深处。不仅如此，在彼此的螺旋式上升的思考与互辩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加缪哲学体系的自我发掘与深化，从而以更为坚固的存在方式不仅回溯性地强化反抗的力量，同时也将使创造与重建的过程变得异常的扎实可靠。
参考文献：
[1][2][3][4][5]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M].杜小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10，8，47，13.
[6][7][10][11]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Ⅱ[M].柳鸣九，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27，137，34，126.
[8][9]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M].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36.
作者简介：宋志凌（1976-），浙江临海市人，临海市上盘中学语文老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文学研究。
关键词：自杀；荒谬；精神；反抗；重建
中图分类号：B01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263-02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加缪
论说“自杀”不仅是严肃的，与此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没有赤足过河的勇气，就难以指涉流水的冲力。自杀是一种力，用形而上的重拳打击，無人知晓重力的大小，其经诉诸不可估量的思想序列，自杀者便“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1]，什么时候触发总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自我所设定的险情将永远潜藏，并且随时酝酿着爆破。在离开或者存留生命的搏斗中，自杀者是一种“精神骄子”[2]，他们放弃的是自己的身体，为了让黑色而坚硬的思想能够傲立于荒幻之漠。自杀总是能搭建起一个肉体与精神搏杀的擂台，广阔而荒芜，精神并不一定处于上风，但腐朽的肉身必会流亡。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与死亡的角逐总是以辩证的面目出现，那些难以忍受的真实与难以忍受的虚空足以让争执的矛和盾溃朽。
当然，自杀和死亡并不是加缪哲学的最终命题，也不是最后结论，尽管那确实是指向必定的归宿，但在此之前或之后，却总可以在灰暗的躯壳上剥落出闪光的镏金，然而实现这种淬现就必须对某种必然性的终结进行“躲闪”，“对死亡的躲闪是本书的第三个论题，那就是希望：对一种必须与之‘相称’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或者对那些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使生活升华，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并且背离了生活。”[3]自杀在这里成为一种中间态的意志，并不一定形成现实体现的，而是通过链条式的思想反应，被赋予规整混乱、抵制荒谬的功能。在对死亡进行了有效的离避之后，生活成为另一种持续的状态，与此同时，抵抗和祈祷也便成为制动生命之舟的缆绳。“我所研究的自由是把哲学性的自杀称作为存在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判断，而是意味着要指出思想用以自我否定的一种便利方法，思想企图用这种方法在造成它自我否定的东西之中超越自己。”[4]自杀还意味着一种召唤，肇始于“撕裂”的内心，试图将处于崩溃状态下的不断延伸的记忆和想象彻底摧毁，并且通过无数近乎神性的意念重新规整出灵魂得以安宁的秩序。
在“荒谬之墙”面前，掘土的心灵是极端痛苦的，“鬼打墙”的恐惧并不是出于其变幻难测，而是其无处不在的魅影，高筑的巨墙挡住“不可捉摸”的隐性冲撞，却“以使终结独特的、无可改变的面貌——终结从这世界中辨认出的面貌——闪耀光辉。”[5]荒谬也不是漆黑一片的，表面的光鲜更容易对世界形成一种全面的侵略。在此过程中，肉体和灵魂都会对离开或者存在于这个世界进行一次估量，自杀便因此成为反抗或者妥协的强硬方式，无论自杀以何种方式展现，其源头必定是精神与灵魂之端的鲜血淋漓，即便是现实冲撞也不可忽视，表面的瘀痕也将最终无法抵抗心灵的发酵而生成深幽的内伤，这些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隐痛”总是在适当的时刻通过任何手段向行动体提供各种危险的指示，甚至有时连耀眼的阳光、钟表的节奏或风动的窗帷都可能戴上元凶的面具。“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现，那主动权却在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受害者存在，如果不想看到他们，这个社会也只能按照它应该做的去做。它认为那些受害者说话有些言过其实，认为这种人的数量也确实相当之大。而且就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那由来也已是很久了。它最终认为，世界并没有绝对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无辜者就如最终要爆裂的一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得到维修”[6]加缪在这里对所谓的“受害者”提出了严正的反思，因为正是自身的纵容与懦弱，滋长了迫害的产生。而要突破来自各个层面的威逼，则不得不从反思自我开始，也只有通过严密而细致的面向内在的修复，才能够避免由受迫害者到迫害者的相互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仇恨也方可以从根本上得以消除，而正义也于焉呈现与彰显。但是，对于加缪而言，内面的坚硬的障壁是没有完全封闭的，它甚至是光滑的、透明的和通气的，置身其间仍不难享有其温和的知觉，但是这也往往会泯灭了反抗的本质。在温和的思想底子中，很容易成为滋生软弱的温床。这便是加缪的意义所在，总是对反抗的对立面始终保持一种警惕，这种姿态甚至是对立的。毫无疑问的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抗的过程中，内面的厚重将得以新生甚至是重建。
死亡当然是一种存在，却又是被存在支配的，自杀既来源于尘世，也将超离尘世，在这种漫长的拉锯过程中，自杀者的记忆总是被拉长的，在记忆的变形和扭曲过程中，自杀的人总是以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出现，尽管在离开的刹那可能面临空白一片，但头脑中无限延展的思想舞步是破碎凌乱并充满诱惑力的，并且与荒谬相钩连。在加缪看来，荒谬需要常常经受反抗的袭击，而不是与反抗无关，任何举动也不会由于荒谬的日益明晰或变幻无穷而成为种种死亡的帮凶。加缪曾经说：“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那么，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在那里，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7]在这里可以看出加缪对社会与历史的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审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的超保护的群体或个体，“一点儿也没有”，原本存在的信念和理解都应该毫不妥协地予以警惕甚而是反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达到“另起炉灶”的效应，否则，温和的改良或者疏忽的放松都将使反抗的过程变得软弱无力。而且在这整个理念的实施过程中，加缪是不避讳死亡的，死亡是穿梭于世界的风，可以轻描淡写地吹或肆无忌惮地刮，可以游走于街头里巷，也可以袭卷海洋沙漠，但人们却全然不至于停止忙碌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下，无法将反抗者恢复到其原有的意义，更难以进行至关重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荒谬和死亡就像是逐浪连迭的海潮，生长于命运之滨，对人的意志防线进行不懈地冲击，但“归根结底，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8]因而人们不能淹没其中，成为荒谬的祭品，而是要直面粗糙的现实历史，反抗损害与遗憾的侵袭。“在极端意识的这个顶端上，一切都重新聚合在一起，我的生活就像应抛弃或者应接受的整体向我显现。我需要一种伟大。在我深深德绝望和世上最美景致之一的隐秘冷淡的对抗中，我找到了这种伟大。我从中汲取力量以成为既勇敢又有意识的人。”[9]在面对生命、展开生命甚至收合生命的过程中，抵御对抗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是极为重要的，不仅能通过自我站立的姿态得到一种精神的伟大，而且在直面荒芜的世界时也将可以通过“形而上的反抗”实现照亮混沌的心灵。 加缪在1944年写了一篇《道德与政治》的文章，发表在《战斗报》中，文中提到：“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将正义与自由协调一致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在那些对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么强迫自由胜于正义、要么强调正义胜于自由的国家之中，应为在兩者之间寻求更高级的平衡而做出努力。”[10]加缪一度将道德与政治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讨论，而正义与自由将自身统一起来的过程中，即将原本所存在的残酷与束缚作为一种等待反抗的对立物，通过一定的政治权利与人权意识的调整，使邪恶与贪婪得以在自行厌恶和抛弃中完成对冀望的解释，对立场根本性的激情使得那些曾经留恋的存在悄然发生变化，价值也就由于那种极端而沉重的冲决得以淬现。“……为了不至于引向后退，那就必须勇往直前。仅只批判那个时代还不够，还应该赋予它一种形式，并指出它的未来。倘若捍卫这些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劳动和艺术活动中的创造性价值是件好事的话，那么还应该努力赋予它具体的内容。在这里，随着保卫它们的决心而来的，至少我们将会产生规定其性质的意愿……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上赋予艺术以应有的位置，并且为了反对它的敌人而惟它辩护，而这种辩护也并非是特权。”[11]由此也可见加缪哲学中反抗主题之一斑。可以说，在加缪看来，反抗绝不是一种口号的堆积与叠加，以其对时代之亟需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创造出新的艺术与生命形式看来，加缪所倡导的创生新的价值形态既可以说是其哲学论辩的目标，同时也代表了其所持论点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具体的内容的填充不仅是针对未知之未来的新的形式体现，而且其所蕴含的特质以及所呈现出来的带有反抗性质的特点，是与人自身的抗争和外在的荒谬紧密相连的。因此不难看出，在加缪的反抗哲学背后，所指涉的不仅仅是对自杀与对抗的生命探询、对受迫害者与迫害者的自我认同和彼此共谋以及立足于此而进行的批判反思，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其中所涉及的反抗主题，并且通过这样的主题带出的政治与哲学旨向，这样的以反抗为基础和契机的重建，无疑将反抗与重建的加缪式问题引向深处。不仅如此，在彼此的螺旋式上升的思考与互辩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加缪哲学体系的自我发掘与深化，从而以更为坚固的存在方式不仅回溯性地强化反抗的力量，同时也将使创造与重建的过程变得异常的扎实可靠。
参考文献：
[1][2][3][4][5]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M].杜小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10，8，47，13.
[6][7][10][11]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Ⅱ[M].柳鸣九，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27，137，34，126.
[8][9]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M].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36.
作者简介：宋志凌（1976-），浙江临海市人，临海市上盘中学语文老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