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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是中国诗意生活的典型。本文以他的经典之作《饮酒》其五为研究范本，探索诗人三重审美境界，并深层挖掘诗人自然恬静的审美境界背后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陶渊明；审美境界；心路历程
荷尔德林曾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中国也同样具有悠久的艺术审美传统。陶渊明更可谓中国诗意生活的典型，他将这种生活方式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诗歌呈现出来。本文以他的《饮酒》其五作为范本，去品读诗人审美化的生活的三重境界以及背后的心路历程。
一、审美境界
1.第一境：“人境”无“喧”——主观隔离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诗歌开篇，诗人缓缓道出：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细细分析，这两句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内在的张力。
问君何能尔？而后有答，自然地归结到前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远”是玄学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自足的精神状态。此处的“心远”便是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取主观隔离与冷漠的态度，自然也就疏远了奔逐于俗世的车马客，所居之处由此而变得僻静了。“车马喧”不仅是实在的事物，也是象征。它代表着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
当然，这一种“心远”的主观隔离，或者说这一种宁静自然的心境诗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陶渊明的曲折坎坷的一生。
二十九岁以前家居时期：少年时期的陶渊明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在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他思想中包含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与志趣，种下了儒家与道家两颗种子。不仅具有“猛志远四海”“大济于苍生”之儒家志向，又兼备了“性本爱丘山”的道家的恬静旷达。
二十九到四十一岁或仕或隐时期：少年时代曾怀抱“大济苍生”的理想，但当时门阀制度却对他十分不利，陶渊明出身庶族，受人轻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渊明虽然品行才干出众，也只能位列下品。
再加上晋代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就不堪忍受，辞职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法施展济世苍生的远大志向，而且于“志意多所耻”。在二十九到四十一岁这一阶段，在内心理想与外部残酷现实的博弈当中，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与纠葛当中，他内心辗转反侧、痛苦不堪。
四十一岁辞彭泽令隐居时期：史记当他在做彭泽令时，郡里派一个督邮来县，县吏叫他必然亲自出自相迎，以示敬意，他说“吾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离职回乡。
陶渊明在官场浮沉半生，经过长期的思想的斗争与博弈，终于在内心做出了抉择，走上了一条归隐之路。
这四句借眼前之物，切入诗人审美化生活的第一重境界——对外在的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保持主观的隔离，身居人境而无烦忧，大隐于市。
2.第二境：“悠然”之“见”——融入自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两句写诗人之所为与所见。
周敦颐《爱莲说》中曾云“晋陶渊明独爱菊”物芳可明志，陶渊明对“菊”的偏好当然主要着眼于“菊花”的人格象征，表达自己淡泊名利，不愿与时人同流合污的品质，渴望融入自然、超脱尘世的悠闲自得的心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诗人推崇的田园生活优雅闲适的绝妙写照，诗人在对外部喧嚣的世界进行主观的隔离之后，在田园生活中，于“东篱”“采菊”，感受到的不是劳动的艰辛，不是生活的焦躁，而是内心充满了悠然闲适之意，将自己融入自然，过着诗意的生活，这是审美生活的第二重境界。
3.第三境：得意忘言——物我兩忘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时，诗人已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大概分不清孰为自然，孰为“我”了。人的心境与外界的环境都处于一种平和闲适的状态，都合于自然之道，在这闲适和谐中，诗人与自然心意相通，悟得了自然的真谛。这接近于老庄的自然无为，返朴归真。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莫测高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刚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后世禅家的味道，在这里已经显露端倪了。
在道家视域之中，“言”其实是得“意”的手段或工具，属于现象层面；“意”才是本质，要真正领悟事物的本质，不可局限于“言”，而是要“忘言”，要真正达到精神的超越，才能体悟到“真意”。就在这“真意”、“忘言”中，陶渊明为我们开拓出一片美妙和谐、阔大自如的心灵世界，在精神超越中尽情感受人生与自然的真谛，从而实现生存的审美升华。这也是诗人诗意的审美化生活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得意忘言。
由此可见，三重境界之间存在内在的递进、衍生关系，正是由于有了身居喧哗嘈杂的人境而主观隔离的选择，才能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怀抱，体验悠然的田园生活，并在自然之中，物我两忘，悟得人生与自然的真谛，进入审美化生活的最高境界。
二、审美境界背后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选择这一审美化生活的内在渊源是什么？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句，除了道家的“得意忘言”“物我两忘”之外，是否还有深意？他喃喃自语的、悄然隐去的那些话，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足见其诗“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
中国文人安身立命之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也是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
回顾陶渊明的一生，在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作为名门之后，他从小就怀有济世苍生的大志，但东晋腐朽黑暗的政治环境与官僚制度活生生地扼杀了他的这一理想。在理想与现实中辗转，在个人价值底线与官场为人处世之道中挣扎、彷徨，游离于出仕与隐居之间。浮沉多年之后，他最终还是对官宦仕途完全绝望，陶渊明选择愤然离去。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陶渊明只好选择“独善其身”。他保全了个人人格独立，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更是做到了彻底的隐者，实现了精神的超越，寄情于田园之中，逍遥于山林之间，回归到道家的自然恬静的诗化境界，从而实现了审美化生存追求。
作者简介：
周津，女，硕士，文艺学专业，现为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大学语文教研室讲师。
关键词：陶渊明；审美境界；心路历程
荷尔德林曾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中国也同样具有悠久的艺术审美传统。陶渊明更可谓中国诗意生活的典型，他将这种生活方式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诗歌呈现出来。本文以他的《饮酒》其五作为范本，去品读诗人审美化的生活的三重境界以及背后的心路历程。
一、审美境界
1.第一境：“人境”无“喧”——主观隔离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诗歌开篇，诗人缓缓道出：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细细分析，这两句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内在的张力。
问君何能尔？而后有答，自然地归结到前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远”是玄学中最常用的概念，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自足的精神状态。此处的“心远”便是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取主观隔离与冷漠的态度，自然也就疏远了奔逐于俗世的车马客，所居之处由此而变得僻静了。“车马喧”不仅是实在的事物，也是象征。它代表着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
当然，这一种“心远”的主观隔离，或者说这一种宁静自然的心境诗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陶渊明的曲折坎坷的一生。
二十九岁以前家居时期：少年时期的陶渊明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在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他思想中包含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与志趣，种下了儒家与道家两颗种子。不仅具有“猛志远四海”“大济于苍生”之儒家志向，又兼备了“性本爱丘山”的道家的恬静旷达。
二十九到四十一岁或仕或隐时期：少年时代曾怀抱“大济苍生”的理想，但当时门阀制度却对他十分不利，陶渊明出身庶族，受人轻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陶渊明虽然品行才干出众，也只能位列下品。
再加上晋代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就不堪忍受，辞职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法施展济世苍生的远大志向，而且于“志意多所耻”。在二十九到四十一岁这一阶段，在内心理想与外部残酷现实的博弈当中，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与纠葛当中，他内心辗转反侧、痛苦不堪。
四十一岁辞彭泽令隐居时期：史记当他在做彭泽令时，郡里派一个督邮来县，县吏叫他必然亲自出自相迎，以示敬意，他说“吾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离职回乡。
陶渊明在官场浮沉半生，经过长期的思想的斗争与博弈，终于在内心做出了抉择，走上了一条归隐之路。
这四句借眼前之物，切入诗人审美化生活的第一重境界——对外在的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保持主观的隔离，身居人境而无烦忧，大隐于市。
2.第二境：“悠然”之“见”——融入自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两句写诗人之所为与所见。
周敦颐《爱莲说》中曾云“晋陶渊明独爱菊”物芳可明志，陶渊明对“菊”的偏好当然主要着眼于“菊花”的人格象征，表达自己淡泊名利，不愿与时人同流合污的品质，渴望融入自然、超脱尘世的悠闲自得的心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诗人推崇的田园生活优雅闲适的绝妙写照，诗人在对外部喧嚣的世界进行主观的隔离之后，在田园生活中，于“东篱”“采菊”，感受到的不是劳动的艰辛，不是生活的焦躁，而是内心充满了悠然闲适之意，将自己融入自然，过着诗意的生活，这是审美生活的第二重境界。
3.第三境：得意忘言——物我兩忘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时，诗人已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大概分不清孰为自然，孰为“我”了。人的心境与外界的环境都处于一种平和闲适的状态，都合于自然之道，在这闲适和谐中，诗人与自然心意相通，悟得了自然的真谛。这接近于老庄的自然无为，返朴归真。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莫测高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刚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后世禅家的味道，在这里已经显露端倪了。
在道家视域之中，“言”其实是得“意”的手段或工具，属于现象层面；“意”才是本质，要真正领悟事物的本质，不可局限于“言”，而是要“忘言”，要真正达到精神的超越，才能体悟到“真意”。就在这“真意”、“忘言”中，陶渊明为我们开拓出一片美妙和谐、阔大自如的心灵世界，在精神超越中尽情感受人生与自然的真谛，从而实现生存的审美升华。这也是诗人诗意的审美化生活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得意忘言。
由此可见，三重境界之间存在内在的递进、衍生关系，正是由于有了身居喧哗嘈杂的人境而主观隔离的选择，才能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怀抱，体验悠然的田园生活，并在自然之中，物我两忘，悟得人生与自然的真谛，进入审美化生活的最高境界。
二、审美境界背后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选择这一审美化生活的内在渊源是什么？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句，除了道家的“得意忘言”“物我两忘”之外，是否还有深意？他喃喃自语的、悄然隐去的那些话，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足见其诗“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
中国文人安身立命之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也是中国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补”的体现。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
回顾陶渊明的一生，在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作为名门之后，他从小就怀有济世苍生的大志，但东晋腐朽黑暗的政治环境与官僚制度活生生地扼杀了他的这一理想。在理想与现实中辗转，在个人价值底线与官场为人处世之道中挣扎、彷徨，游离于出仕与隐居之间。浮沉多年之后，他最终还是对官宦仕途完全绝望，陶渊明选择愤然离去。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陶渊明只好选择“独善其身”。他保全了个人人格独立，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更是做到了彻底的隐者，实现了精神的超越，寄情于田园之中，逍遥于山林之间，回归到道家的自然恬静的诗化境界，从而实现了审美化生存追求。
作者简介：
周津，女，硕士，文艺学专业，现为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大学语文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