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频频曝光不良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媒体不同，朱张金为消费者维权的方式更加独特。3月6日，全国人大浙江团小组审议时，来自浙江省海宁市华丰村的支部书记朱张金，像变戏法似的用一把黑色花生米瞬间把一杯清水变成墨水，令在场代表无不愕然，“黑花生”也成为两会期间的热词。“这就是一些饭店里，售价高达百元一斤的所谓健康黑皮花生。其实它们原本就是普通花生，只是被不法商人染黑了，所使用的添加剂中包含对人体有害的染色剂和重金属成分。那些缺斤短两的奸商和这些不法商人比起来，简直就不算坏人了。”朱张金说。
　　随后，他又拿出几包“鸡蛋精”。“这个更坏，600元一斤，一吨鸡饲料中只要添加60克，就能让鸡生出来的蛋变黄，变成土鸡蛋的成色。这玩意儿的另一个效果是，鸡吃了它，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
　　今年，是朱张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他带着60多种有毒食品和一份《关于加强农产品安全管理的建议》到了北京。朱张金不是第一位在两会上提食品安全建议的代表，却是第一位把有毒食品带到两会现场的代表。为了弄清这些食品的来龙去脉，他花了6年时间明察暗访，为这次的“台上1分钟”做了充分准备。
　　5秒钟让清水变黑
　　3月15日，经过严格的安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进朱张金所在的浙江团住地——北京金霖酒店。他的房间有些乱，床上摆满了报纸和杂志，地上则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和塑料盒，里边装着和朱张金一起远道而来的各种有毒食品的样品，莴笋干、肉松、玉米片、人参、人造瓜条……每个标签中的样品名字下面，都注明了它们是如何“染毒”的：染色、漂白、硫磺、柠檬黄、香精、防腐剂……“带到北京来的‘毒品’只是一部分，我家里还有很多有毒的蔬菜、鱼等食品，由于不易保存，就没有带过来。”朱张金用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
　　朱张金今年48岁，黑且瘦。他先给记者泡了一杯从家里带来的茶叶，之后又给记者演示了一遍“黑花生”实验。他从塑料盒里随手捏了几粒花生，放到水杯里。“1、2、3、4、5，”朱张金盯着杯子说，“你看，只要5秒钟，这水就开始变黑了。”如他所说，由于花生浮在水上，花生附近的水5秒钟后变黑，黑色染料像一股妖风还在逐渐向下侵袭。半分钟后，整杯清水完全变成了黑色，已经看不到杯里还有花生。
　　为了有所对比，朱张金又抓了一些黑豆放入一支高脚杯。“盯紧了，看它有什么变化。”朱张金对记者说。几分钟过去了，杯里的水依旧很清澈。“这是真正的黑豆，没经过‘化妆’，是自然黑。你泡它半小时，水可能会稍微黑一点，但这是正常的。”
　　黑花生的实验做完了，朱张金又把两罐开心果倒在桌上，一堆呈白色，另一堆有些发黄。“让你买，你会选哪种？”朱张金问记者。记者拿起一颗白色开心果边端详边说：“当然是白的，超市里的开心果都是白的，好看。”朱张金赶紧告诉记者：“没加工过的开心果偏黄，并没有那么白，发白是因为用硫磺熏过。”
　　“像花菜，喷点硫磺水可以保鲜，放几天颜色也不会变。硫磺是有毒的危险化学品，但如果不喷，上午摘下来，下午可能就发黄了，看着就不新鲜，消费者就不要了，尤其是夏天。卖家就会说，你的喷了，你的好卖，我的不好卖，我不就亏了？！其实消费者买的时候闻一闻，可能会闻到一种硫磺的味道，但很少有人有这个意识。还有生姜，如果很干净，一点泥巴都没有，很黄很黄，你要小心，可能会有问题。它是从泥里挖出来的，肯定要带一点点泥土，而且没那么黄，是白的。豆芽里加激素，可以长得又粗又长。用荧光粉漂洗过的蘑菇，又好看又好卖……”看这架势，如果不打断他，朱张金可以将有毒食品的问题说上一天一夜。
　　假扮大厨买添加剂
　　朱张金是农民出身，也是位农民企业家，养了很多鸡、猪等禽畜，还在东北以及万里之外的巴西种了粮食，有自己的涉农企业。他说：“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我看到的东西确实比一般人多。”
　　6年前，在一个食品市场上，朱张金偶然听一位农民说：“这部分农产品是要卖的，那部分是留着自己吃的。”朱张金心生疑惑，而这一疑之后，便有了越做越深的农产品调查。“其实，早在10多年前，我就开始琢磨这件事。原来可能没那么用心，反正知道了之后就不吃或者少吃，尽量只吃自家种的农产品。但就我自己知道了还不行，我就想着要大家都警惕这个事。”朱张金告诉记者。
　　6年时间，他收集了300多种有毒食品。“主要是通过3个渠道买来的：饭店厨房、农民、加工企业。其中1/3来自饭店，大小饭店都有。”
　　由于经常给饭店供应食材，朱张金跟很多饭店的厨师长都很熟。有一次聊天，一位厨师长告诉他：“这几道菜我们自己是不吃的。”说着，厨师长给他指了几道菜，“里边加了有毒添加剂。”“这些添加剂是哪来的呢？”朱张金问。“有饭店专供渠道。”厨师长回答。朱张金于是和厨师长说好，下次采购时自己也跟着去见识见识。
　　到了采购那天，朱张金穿上白大褂，戴上大高帽，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厨师。“要不然他们不卖给你的。‘进货’时，卖家会仔细盘问你，严格审查，生怕出一点差错。”朱张金对记者说。
　　而他的黑花生，则是从饭店直接买来的。“我买了4斤，带到北京1斤，家里还有3斤，将来这可能会成为证据。”朱张金说，“我吃过这种黑花生，卖的人说有营养，我也觉得挺好吃。可后来村里人告诉我，这是假的，黑色是染上去的。”
　　当他再去饭店收集时，“跑了5家饭店，3家都不卖了，还有两家卖”。通常，一个人在饭店点的一盘花生没有几两，朱张金就跟饭店的人说：“我的孩子也喜欢吃这种花生，但要出国了，我想给孩子多买点。”这样，他才从两家饭店共买到4斤黑花生。
　　“还有很多有毒农产品就很容易买到了，因为到处都有卖的，像有农药残留的蔬菜。很多农民不懂农药使用技术，错用、乱用农药现象很普遍，很多人觉得用得越多，虫子杀得越干净，农产品长势越好。”朱张金说。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得找到“七寸”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两会上，你是最受关注的代表之一。当初，你决定带着这些有毒食品来开会的时候，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反响了吗？
　　朱张金：是来了很多媒体，还有外国记者。我也不是很惊讶。现在我每天都上网看相关的报道，尽管也有人质疑我是做秀，但对我这种做法的评价里，骂的并不多，还是关心的多。因为这是民生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选择在两会上曝光？有没有想过通过“3·15”等途径曝光？
　　朱张金：你看这几年，瘦肉精、毒胶囊都曝光出来了，但你想过没有，曝光要等多长时间？我觉得，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引起足够重视的场合，当场演示这些产品的问题。想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但要有查酒驾那样的力度，而且还得找到“七寸”，在最关键的环节下手。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毒品”吃了之后到底会有什么危害？
　　朱张金：吃一次喷了硫磺水的蔬菜就会死掉吗？不可能。因为很多毒药是一点一滴积累到身体里的，过了几年一检查，不得了，得癌症了，有的人都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得了癌症。至于吃多久会得病，各种毒素具体有什么危害，我建议多和医生交流。
　　环球人物杂志：在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过程中，有没有人或企业找你麻烦？
　　朱张金：现在还没人找我麻烦。我把我带来的所有有毒食品的商标都撕掉了，我不针对某家企业或某个产地，关键是现在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不使用这些有毒添加剂，短期内，可能会影响一些生产、种植、养殖企业；从长期看，我觉得对社会和整个农业产业以及每个人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不安全食品被曝光，你自己也是做涉农企业的，在你看来，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怎样根治？
　　朱张金：至少有三方面。一是消费者走进了误区，买东西、吃东西先图一个好看，辨识能力差，很容易上当。我建议在宣传上多下些功夫，让更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城里人和年轻人，了解哪些农产品是化过妆的，哪些是天然的。我也建议学校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到农村田头，了解一些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农产品。了解以后，消费者购买时就会有种自我保护意识，遇到有毒的就不买了，这样一来卖家加工了也卖不掉，自然而然地就不去做那种有害的加工了。
　　第二，不法分子追求利益。研发、生产高毒农药和有毒添加剂的企业，是农产品安全问题的罪魁祸首。拿农药来说吧，高效高毒农药比高效低毒农药便宜，所以用得多。现在好多农作物，土豆、红薯、水稻，使用了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呋喃丹”。这种东西1克就能致人死亡，但1公斤只要10元。在这方面，政府应加大对高效低毒农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差价部分由政府买单，不要增加农民的负担。还要加大打击制造高毒农药和有毒添加剂的企业，对它们的惩处应该不亚于制毒、贩毒。
　　第三，多头管理，执法不严。现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是根据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分段管理，对整个产业难以实现无缝监管。另外，一些职能部门担心食品安全事故曝光后会影响政绩。5年前引发风波的三聚氰胺，难道6年前就没检查出来吗？去年的瘦肉精、毒胶囊，前年就没有吗？
　　环球人物杂志：今后你有什么打算？还会继续收集有毒食品吗？
　　朱张金：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得差不多了，但我希望不是只有我在做这个事。今年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是个好事。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也像有些国家一样，种出来的水果不用洗就可以直接吃，自己生产的奶酪自己吃。
　　环球人物杂志：你有3个身份，人大代表、企业家和村支书，你自己最看重哪个？
　　朱张金：作为基层代表，这3个分不开。我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什么事怎么做。做村支书的目的要想清楚——我从小是在村子里长大的，自己富裕了，回来帮助村子建设，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