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一百七八十年前魏源、林则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上世纪末科技體制改革中一度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功利主义科学观在我国根深蒂固。
8月31日晚间，河北科技大学——这所因韩春雨而知名的大学，在其官网首页贴出题为“学校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的报道;第二天上午，该校及其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官网贴出了“韩春雨就公布撤稿论文调查处理结果表态”的信息。至此，一年前河北科技大学声明称“学校决定启动对韩春雨该项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相关程序”，终于有了“调查和处理结果”。
选择这个人们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刻和休息日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和韩春雨的表态，河北科技大学可谓用心良苦，显然就是要将此事的反应尽可能降低。当晚官网贴出的报道在新闻栏目内的标题甚至简化为“学校公布学术调查处理结果”，没有提及韩春雨的名字。刚到第二天午间，这两条新闻在该校官网已经下沉难寻。
然而，即便如此操作，河北科技大学和韩春雨“借助”网络的力量，即刻再度成为科技、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按照河北科技大学的说法，学校对韩春雨撤稿事件进行了学术和行政两条线的核查。在学术方面，“校学术委员会成立调查组，本着‘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核查了该论文涉及的全部原始实验资料，并委托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复验证实验”，结论是：“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这个调查结论，立即引起人们新一轮的强烈质疑，种种批评铺天盖地而来。事实上，早在去年河北科技大学启动调查之前，经过一年多的验证和讨论，韩春雨这一成果的性质早已水落石出，其个人的学术信誉在应对质疑危机的过程中已经破产。现在河北科技大学“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的调查结论，只会激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可以预期，至少在舆论层面，河北科技大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期望落空了。
对于行政方面调查的结果，该校报道称：“该论文发表后，韩春雨的个人住房、职称、工资待遇等均未发生变化。在调查过程中，韩春雨主动要求退回基于撤稿论文所获得的科研项目、绩效奖励、荣誉称号、社会任职等。有关方面按照规定已取消了韩春雨所获得的荣誉称号，终止了韩春雨团队承担的科研项目并收回了科研经费，收回了韩春雨团队所获校科研绩效奖励。个别社会任职正在按法定程序办理。”也就是说，除了个别社会任职还在按程序办理撤销之外，其他的诸如“科研项目、绩效奖励、荣誉称号、社会任职等”均已取消或收回。这可视为对韩春雨的行政处理或处分，韩春雨似乎可以平稳回归到发表撤稿论文之前的普通教师行列。
回想两年前，韩春雨的“诺奖级”撤稿论文问世、声誉鹊起不久，即发现实验无法重复等问题，遭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然而各种荣誉依然纷至沓来。仅2016年5月至9月，据报道的至少有：
5月24日，某部领导接见韩春雨，高度评价其成果与精神。
7月7日，韩春雨被河北科技大学推荐为“长江学者”候选人。
7月13日，韩春雨被推举为河北省科协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
8月9日，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工程项目获批复，项目估算计划总投资2.24亿元。
9月7日，河北科技大学的生物工程（基因编辑）被纳入河北省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9月30日，韩春雨被河北科技大学推荐为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候选人。
……
韩春雨的荣誉晋级之速，令人叹为观止。这方面的推手，当然不是韩春雨个人，韩春雨不过随波逐流、乐于配合而已。在人们质疑韩春雨个人的学术道德的时候，似乎对这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多，讨论不深。而恰恰是这一方面所展现的科学与政治、与地方或部门利益、与单位利益的高度紧密结合，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任何可能有一定重要性的科技成果，不管相干不相干，总是要上升到民族、国家利益的高度，夸大其词包装宣传;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立即借机打造政绩，攫取经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扬名，领导有方，利益均沾，皆大欢喜，不亦乐乎？！这种模式的科研成果宣传，至今仍充斥于种种媒体，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而一旦出了问题，总是捂盖子，实在捂不住，那也要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科学与政治无小事，部门和单位利益不容损害等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免除了推手们的责任。这一次如果焦点不是韩春雨这样科学界的小人物，也许针对这一事件的种种声音早就消弭于无形了。学术规则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学术，也让权力部门和有关单位甚至更高的政治利益承受了不应有的代价。这种体制性的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源或在于我们所秉持的极端功利主义科学观，扭曲了科学精神，误导了相关政策。
从一百七八十年前魏源、林则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上世纪末科技体制改革中一度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功利主义科学观在我国根深蒂固。如果说在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和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科学观具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话，其实早在清末就被其实践者李鸿章们自认属于“裱糊匠”级别，不足以救中国，稍后蔡元培、陈独秀等先贤将赛先生与德先生并举，引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到了21世纪，我们实在不需要让科技担负其不可承受之重。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减少权力对学术的过度干预，让学术共同体在学术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国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次河北科技大学刻意低调公布了“调查处理结果”，而没有按照学术调查的通常做法，公布调查的细节或调查报告的全文。这难免引起人们的不满，事件是否到此为止仍有待观察。不过，学术界的批评质疑毕竟没有完全落空，这或许是韩春雨事件带给科技界的积极信号。在科学事务中，我国科学家和学术共同体应当更加主动地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促进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学术生态的重塑。
8月31日晚间，河北科技大学——这所因韩春雨而知名的大学，在其官网首页贴出题为“学校公布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的报道;第二天上午，该校及其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官网贴出了“韩春雨就公布撤稿论文调查处理结果表态”的信息。至此，一年前河北科技大学声明称“学校决定启动对韩春雨该项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相关程序”，终于有了“调查和处理结果”。
选择这个人们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刻和休息日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和韩春雨的表态，河北科技大学可谓用心良苦，显然就是要将此事的反应尽可能降低。当晚官网贴出的报道在新闻栏目内的标题甚至简化为“学校公布学术调查处理结果”，没有提及韩春雨的名字。刚到第二天午间，这两条新闻在该校官网已经下沉难寻。
然而，即便如此操作，河北科技大学和韩春雨“借助”网络的力量，即刻再度成为科技、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按照河北科技大学的说法，学校对韩春雨撤稿事件进行了学术和行政两条线的核查。在学术方面，“校学术委员会成立调查组，本着‘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核查了该论文涉及的全部原始实验资料，并委托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复验证实验”，结论是：“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这个调查结论，立即引起人们新一轮的强烈质疑，种种批评铺天盖地而来。事实上，早在去年河北科技大学启动调查之前，经过一年多的验证和讨论，韩春雨这一成果的性质早已水落石出，其个人的学术信誉在应对质疑危机的过程中已经破产。现在河北科技大学“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的调查结论，只会激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可以预期，至少在舆论层面，河北科技大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期望落空了。
对于行政方面调查的结果，该校报道称：“该论文发表后，韩春雨的个人住房、职称、工资待遇等均未发生变化。在调查过程中，韩春雨主动要求退回基于撤稿论文所获得的科研项目、绩效奖励、荣誉称号、社会任职等。有关方面按照规定已取消了韩春雨所获得的荣誉称号，终止了韩春雨团队承担的科研项目并收回了科研经费，收回了韩春雨团队所获校科研绩效奖励。个别社会任职正在按法定程序办理。”也就是说，除了个别社会任职还在按程序办理撤销之外，其他的诸如“科研项目、绩效奖励、荣誉称号、社会任职等”均已取消或收回。这可视为对韩春雨的行政处理或处分，韩春雨似乎可以平稳回归到发表撤稿论文之前的普通教师行列。
回想两年前，韩春雨的“诺奖级”撤稿论文问世、声誉鹊起不久，即发现实验无法重复等问题，遭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然而各种荣誉依然纷至沓来。仅2016年5月至9月，据报道的至少有：
5月24日，某部领导接见韩春雨，高度评价其成果与精神。
7月7日，韩春雨被河北科技大学推荐为“长江学者”候选人。
7月13日，韩春雨被推举为河北省科协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
8月9日，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工程项目获批复，项目估算计划总投资2.24亿元。
9月7日，河北科技大学的生物工程（基因编辑）被纳入河北省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9月30日，韩春雨被河北科技大学推荐为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候选人。
……
韩春雨的荣誉晋级之速，令人叹为观止。这方面的推手，当然不是韩春雨个人，韩春雨不过随波逐流、乐于配合而已。在人们质疑韩春雨个人的学术道德的时候，似乎对这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多，讨论不深。而恰恰是这一方面所展现的科学与政治、与地方或部门利益、与单位利益的高度紧密结合，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任何可能有一定重要性的科技成果，不管相干不相干，总是要上升到民族、国家利益的高度，夸大其词包装宣传;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立即借机打造政绩，攫取经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扬名，领导有方，利益均沾，皆大欢喜，不亦乐乎？！这种模式的科研成果宣传，至今仍充斥于种种媒体，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而一旦出了问题，总是捂盖子，实在捂不住，那也要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科学与政治无小事，部门和单位利益不容损害等等堂而皇之的理由，免除了推手们的责任。这一次如果焦点不是韩春雨这样科学界的小人物，也许针对这一事件的种种声音早就消弭于无形了。学术规则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学术，也让权力部门和有关单位甚至更高的政治利益承受了不应有的代价。这种体制性的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源或在于我们所秉持的极端功利主义科学观，扭曲了科学精神，误导了相关政策。
从一百七八十年前魏源、林则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上世纪末科技体制改革中一度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功利主义科学观在我国根深蒂固。如果说在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和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科学观具有一些积极意义的话，其实早在清末就被其实践者李鸿章们自认属于“裱糊匠”级别，不足以救中国，稍后蔡元培、陈独秀等先贤将赛先生与德先生并举，引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到了21世纪，我们实在不需要让科技担负其不可承受之重。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减少权力对学术的过度干预，让学术共同体在学术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国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次河北科技大学刻意低调公布了“调查处理结果”，而没有按照学术调查的通常做法，公布调查的细节或调查报告的全文。这难免引起人们的不满，事件是否到此为止仍有待观察。不过，学术界的批评质疑毕竟没有完全落空，这或许是韩春雨事件带给科技界的积极信号。在科学事务中，我国科学家和学术共同体应当更加主动地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促进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学术生态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