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2日12时36分，中国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哀思如潮。我曾经在2012年3月23日为摄制《军工记忆》第一集《水下长征》赴深圳，后多次采访彭士禄，此刻眼前不断浮现出当年采访彭老的一幕幕难忘的镜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彭士禄院士后，我又将当年的《采访手记》找了出来，将几个珍贵的片段摘录出来，以表达对彭士禄院士的哀思与缅怀。

陈赓让彭士禄改学核动力专业

　　1963年3月，中央专委正式明确核潜艇研制工作暂时“下马”，并批准保留一支50多人的以核动力为主的核潜艇研究技术力量，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为设计试制核潜艇做准备。彭士禄就留在了这支50多人的队伍里。
　　2012年仲春，我在深圳采访彭士禄，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经历：
　　我是1951年作为调干生去的苏联，先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5年转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1956年即将毕业回国前，恰逢聂荣臻元帅和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率团访苏。那时，陈赓还兼任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他召集我们八九名即将毕业的留学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即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陈赓大将跟我有份特殊的感情。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彭湃被国民党抓住了，周总理领导的中央特科指示陈赓尽快想办法营救我父亲。但蒋介石突然下令把我父亲杀害了，没营救上。所以，周恩来总理、陈赓大将对我有份特殊的感情。这次陈赓大将在莫斯科见到我，就关心地询问我，你在苏联学什么专业？我回答说，学习化工机械。他说：到苏联来学化工机械，太常规了，你再改改行吧！你要搞就搞核武器、原子能方面的学习。聂荣臻元帅也讲，国家现在急需这样的人才！所以我就按照老帅们的指示赶紧改学核动力。

　　1960年7月，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学成归国的彭士禄被调到核动力研究设计组原子能所第12研究室第五大组任副组长。
　　第五大组集中了一批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科技人员。回忆当年的情景，彭士禄说：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由于留下来的同志只有五六个人懂核动力，其余人的原专业有搞机械的，有搞化学的，有搞电力的，他们对核技术不熟悉。当时七院的领导要求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以积极的态度抓紧读书、学习、研究，进行必要的预研，做好核动力的技术储备。当时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不少人浮肿，但我们都克服了。那时候大家都很有志气，怀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刻苦自学核专业。为了能看懂更多的外国资料，我们这些学过俄语的人又开始补习英语，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背单词、啃书本，上厕所也不例外。
　　我一方面学英语，一方面搞研究，一方面还要讲课。由于此前原子能研究所归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科技大学校长的郭沫若还聘我为副教授，到科技大学（北京海淀玉泉路校址）讲授核反应堆理论。教材就是苏联彼得洛夫著的《原子核动力装置》。我在科技大学讲完课后，回到715所471室再给大家讲课，包括反应堆核物理、热工、结构、自控、动力装置等。通过埋头学习，两年时间里我们把50多个外行变成了内行和骨干。在核潜艇“下马”的这几年里，大家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互帮互学，使核动力研究工作“细水长流”不断线，人员不流失，为此后核潜艇正式研制打下了技术基础，搞出了设计方案。如果当时没有留住这些人才，要想搞出核潜艇也是比较困难的。

“年轻的老革命”

　　在我的采訪资料中有一段“彭士禄革命生涯”记录：1928年，彭士禄3岁时，他的母亲蔡素屏（广东省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1929年，他的父亲，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并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彭湃，也在上海壮烈牺牲。残酷的反动派要斩草除根，乡亲们、地下党把彭士禄东掩西藏。6岁时，彭士禄被转移到了潮安，先后送到20多户革命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最后，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后牺牲）家，由其母亲潘舜贞抚养。在这里住了一年多，这儿是彭士禄留驻时间最长的一家，彭士禄管潘舜贞叫“姑妈”。1933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彭士禄和潘姑妈一起被捕。
　　祖母周凤费尽周折才打听到彭士禄的下落，得知孙儿被抓进监狱的消息时已经到了1936年，她通过爱国民主人士将彭士禄认领出狱。1940年，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彭士禄和一些烈士子女接到延安。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彭士禄先是进延安中学读书。经历过苦难折磨的他学习刻苦，劳动积极，被同学们评选为模范生。1942年，中央医院急需从学校调一批人当护士，这项工作似乎不像上前线那么“荣光”。但考虑到组织需要，彭士禄自告奋勇报了名。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1945年8月1日，他光荣入党。中央医院党委破例免去他的预备期，他直接成为正式党员，并很快当上了护士队的党支部书记。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组织上将他和其他优秀青年送进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在采访彭士禄时，我向他出示了1940年代出版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红军模范医院护士”的图片。看见几十年前已经发黄的图片，彭士禄详尽地辨认着，显得有些激动。我问他：“作为英烈之后，您有没有给人非同寻常的感觉？”他粲然一笑，坦诚地说： 　　我从没背过这个包袱，更不会以此自居。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只是觉得做事情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党。所以我从来都是与人无求、与世无争、助人为乐。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吃白菜根。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
　　我曾采访过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他特别提到，当年他们所里这群年轻人对彭士禄特别敬佩和尊重，那也是他们的“精神偶像”。在进行政治学习时，组织上经常安排彭士禄对大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彭士禄的讲述，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他的身世，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坚定了我们理想信念，而且让我们在业务技术的学习、工程难题的钻研上，也努力以他为榜样。彭士禄的威信是这时建立起来的。他后来领着我们来到大西南，在核动力陆上模拟堆建造过程中的决断力，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他的外号‘彭大胆’‘彭拍板’大家都服他！”

　　也正是因为彭士禄的人格魅力和专业素养，团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士气高昂，彭士禄带领全室同志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关键问题。

启堆前夕到北京汇报

　　核动力陆上模拟堆的建设如火如荼，但在正式启堆前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突然接到了蜀水河畔909工区军管会主任打来的电话，他立即致电让彭士禄来北京。对此，彭士禄回忆：
　　我们在做到试验快启堆的时候，有两个工程师跑到军管会去“告状”。这俩人“告状”说什么呢？说彭士禄搞的这个堆是怎么样搞也到不了满功率发电的！说到底，顶其天，最多只能发到70%左右。他们这样一讲，那军管会主任听了，可不着急了吗！因为他们是陆军，在业务上不太懂。当时我正在堆上做安装设备，突然来个电话，就说军管会主任找我去一趟。到他办公室后，我问：“主任什么事啊？”他说：“你看这两个工程师讲，你那个反应堆开不了满功率，最多只能开到70%的功率。”我说：“主任，我反复计算过是满功率，他计算是70%的功率，那我们就等启堆开车时来看吧！”那时候我也明白那两个工程师的质疑是好心。可我更相信我的计算是准确的。你当总师自己不算数据，自己不敢拍胸脯，那不麻烦了吗？
　　但是，后来这事的动静就闹大了！军管会主任层层上报，竟然直接报送到周总理那里，总理亲自过问了。启堆前，中央专委把彭士禄和昝云龙专门从工地调到北京汇报现场准备情况。为了第二天的会议，彭士禄头天晚上准备材料一直到深夜，海军09办同志关切地对他说：“老彭呀，周总理每天要处理国内外大事，工作太忙了，你明天汇报一定要简短点。”彭士禄说：“我在总理身边生活过多年，他工作作风深入细致，一丝不苟，工作中容不得半点马虎，汇报不能多占时间，但也要讲清楚呀。”彭士禄回忆说：
　　7月15日那天，总理到来后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回答—“到！”周总理用他慈祥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我，并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开始汇报讨论。总理听得非常仔细，问的问题很多，他特别強调：“试验千万不能赶时间……”
　　在汇报过程中，总理针对有的同志在谈吐中流露出的自满情绪，再三告诫大家：现在已经闯过了设计、安装、调试和操作四大关，下一步是试验关，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哪个环节不注意都会出问题。不要一开始试验取得一点成绩就满足，到处报喜，不要满足。要想一想意外事情，政治上也有意外事情，长征就有土城战斗的意外。所以你们要做好各种预想，考虑各种可能，要把事故处理的工具和步骤都准备好。指挥要高度集中，各自坚守岗位，首先要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第二要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要搞“三结合”。
　　最后，周总理再一次强调模拟堆的试验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以后这句话成为核潜艇研制建造和使用中的一句常用警句。

　　2012年3月23日那次采访结束时，我拿出了自己此前在北京写就的一幅篆书习字《军工记忆/水下长征》送给彭老。老人家非常愉快地接受下来，并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追记这些九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虽然我们与彭老已是天地两隔，但历史将永远铭记彭老等人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