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接触到曹先擢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2000年8月在北大西门外的邮电疗养院，召开了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00周年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目睹了曹先生的风采。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北大中文系讲坛，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我由湖北大学调入北大工作，才跟曹先生才有机缘跟曹先生面对面接触，亲炙先生教诲。有时候是我们一行数人前往方庄他的寓所，有时候是利用他来北大讲学或短期工作的间歇。随着接触的深入，曹先生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步立体化了。他闲聊时冷峻幽默，讲起北大的逸闻趣事，对王力等先生的深挚感情，主持汉语词典编写和修订工作的掌故，担任北大中文系总支书记时对学生的爱护，等等，都很有吸引力，于细节中见真情，于冷幽默中寓教化，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既能让人如沐春风，又能让人获得教益。
　　几次见面，曹先生谈得最多的，还是学问。他谈学问，常常随口举出一些典型的例子，娓娓道来，口若悬河，毫不板滞。我特别注意的是，他非常重视汉语音义关系研究，对我的一些浅见多所奖掖，令我很感动。我本人也很留心汉语音义关系问题，曹先生的几番言语更加深了我的看法，也坚定了我研究音义关系的信心。后来，他于2010年5月5日送给我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文集《辞书论稿与辞书札记》，仍然可以看出他重视汉语音义关系的特点，注意到了很多别的先生没有谈到的问题，不断让我汲取灵感。
　　曹先生特别注意打语言文字的基本功，他翻来覆去阅读《说文解字》，将《说文解字》读得滚瓜烂熟，由此从汉字形音义的角度生发开去，研究语言文字问题。他谈汉字，往往结合他在辞书编纂、修订工作，以及他在语文规范化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来谈，都是他在辞书编纂实践中遇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或者是他担任语委领导工作时，语文生活中经常出错而需要纠正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当时的语委。这些问题都很琐碎，要解决它们，需要深厚的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功，比较全面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洞察力，所得出的结论，需要经得起成千上万的学人的各种检验，这绝非花拳绣腿者所能为。曹先生没有推诿，他身体力行，抓住问题关键，深入材料，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学理上加以解决，直接服務于辞书编纂、修订和语文规范化。他所谈的，都不是无的放矢，人云亦云，而是密切联系实际，根据研究实践和社会需要来选题，很有针对性，选题能以小见大，结论新颖而平实，有普遍意义。这些研究，视具体情况，常常各有侧重，或重字形分析，或重字音、字义分析，都解决了相当多一般人处理不了的具体问题。例如“陈寅恪”的“恪”，贞观的“观”，“文曲星”的“曲”，“冠心病”的“冠”，“大乘佛教”的“乘”，这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今天“扎、礼”的右边都写作“乚”，这些“乚”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可以说“一年半、一天半”，却不可以说“一月半”；汉字中“一〇八”的“〇”是从哪里来的；“守株待兔”的“株”是什么意思，等等，曹先生都做出了新的探讨，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读曹先生《辞书论稿与辞书札记》等著作，令人如沐春风，感到他真正为社会上的语文事业和汉语言文字学做了大量好事、实事，其学术境界远非沽名钓誉之徒所能至。
　　上世纪80年代初，董琨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央电大工作。董先生当时聘请郭锡良、何九盈、曹先擢、蒋绍愚四位先生担任中央电大《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讲老师，为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古代汉语知识、传承中华文化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久，四位主讲老师的讲授内容编成了《古代汉语讲授纲要》，分上下两册，由中央电大出版社于1983年正式出版。那时候，我刚刚本科毕业，留校担任业师刘宋川先生《古代汉语》课程的助教，所用教材是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央电大也采用了这套教材。我得到《古代汉语讲授纲要》以后，发现其中有部分内容跟《古代汉语》教材不一样，对我从事《古代汉语》课程的辅导颇有助益，因此很吸引我。
　　《讲授纲要》每一讲的后面都署上主讲老师的姓名，我从中知道了曹先擢先生的大名。其中第九讲《汉字的结构和发展》是曹先生写的。在此之前，我囫囵吞枣地读过《说文》及段注，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等著作，它们都对形声字做过分析。但我当时由于刚接触这门学问，很多内容还没有完全消化。等到我走上讲台，从事古汉语辅导以后，刚好《讲授纲要》出来了，因此印象极为深刻。在《汉字的结构和发展》中，曹先擢先生注意到了谐声系列和谐声层级问题，他将谐声系列看作是一个充当声旁的主谐字，在一个平面上横向的扩展，并以“莫”字为例，举出由“莫”作声旁造成的“谟、模”等一系列的字；他又将谐声层级看作是“一代一代”地向纵向发展的，以“之、寸”为第一代，造出第二代的“寺”，第三代的“時”，第四代的“蒔”。曹先生还特地举出“父”字，详细分析了由它向纵向发展造出的六代形声字，以及各代横向发展造出的一些谐声系列。曹先生用“代”的概念讲谐声层级的形成，蕴含了历史观念。他的这种分析，在我大脑中形成了极深的记忆，可以说，是直接下启了我后来发表的《谐声系列与上古音》和《谐声层级与上古音》两文的写作。
　　在谐声系列和谐声层级中，人们最先观察到的是谐声系列。先秦以来的声训，被释词和训释词中，就有一些同声旁的字，例如“政者，正也”“午，忤”“纪，记也”等。《说文》是探讨字的本义的著作，许慎是“据形系联”，遇到形声字，他往往是以形旁为纲，去分析汉字。即使看起来是以声旁为主，其实仍然是“据形系联”，例如句部依次有“句、拘、笱、钩”是“句”的谐声系列，但是许慎看重的是后三字都有“句曲”的意思。这些还不是有意识地系联声旁，但足以给后人将同一个声旁的字归纳在一起以启发。
　　西晋杨泉《物理论》有“在金曰鋻，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之语，“鋻、緊、賢”都是从“臤”声，杨泉显然是有意识地将从“臤”声的字归纳在一起，这就有谐声系列的观念在里面。南唐徐锴（920—974）《说文解字系传》中，将从某字得声的一些字聚集在一块儿。明袁子让《字学元元》卷七《四曰谐声之概》举出了相当多同一谐声系列的字，例如“‘撓饒磽’从‘堯’声，‘瀌镳’从‘麃’声”等。从谐声系列的角度观察音韵现象，远的不说，宋徐蒇《韵补序》：“‘有’为云九切，而‘贿痏洧鲔’皆以‘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皮’为蒲麋切，而‘波坡颇跛’皆以‘皮’得声，则当为蒲禾切矣。”清顾炎武（1613—1682）《音学五书》就见及与此，例如他说“凡从支、从氏、从是、从兒、从此、从卑、从虒、从爾、从知、从危之属”都归他的第二部，“凡从多、从爲、从麻、从垂、从皮……从奇、从義、从罷、从离、从也、从差、从麗之属”都归他的第六部，段玉裁（1735—1815）《古谐声说》所云“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都注意到了谐声系列在研究古韵中的作用。但是古人还没有认识到谐声系列在研究整个上古语音中的重要作用。 　　稍后，人们认识到谐声层级，这是继认识到谐声系列之后，对形声字认识的又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明赵撝谦（1351—1395）《六书本义·纲领·谐声论》：“谐声之道，既有无不谐之妙，又有累加之要。”注意到谐声层级，赵氏叫“累加”。袁子让《字学元元》卷七《四曰谐声之概》：“‘朝’从‘舟’音，‘潮’又从‘朝’声；‘昭’从‘召’音，而‘超’又从‘昭’声……‘柳’从‘卯’声，而‘留窌’又从‘柳’音。”这实际上也涉及谐声层级问题。清代，段玉裁《古十七部谐声表》，碰到要在谐声表中排列不同层级的主谐字，他往往将第一级的谐声排在前面，依次排二级、三级，例如第五部，顺次排列“父、甫、尃、蒲”，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到谐声层级，但看来他心目中是有这种观念的。后来一些制订谐声表的学者也多采用这种方式，戚学标（1742—1824）《汉学谐声》、李元（ —1816）《声韵谱》、姚文田（1758—1827）《说文声系》、严可均（1762—1843）《说文声类》、江沅（1767—1838）《说文释例》、朱骏声（1788—1858）《说文通训定声》、庞大堃（1790— ）《形声辑略》、陈立（1809—1869） 《说文谐声孳生述》、傅寿彤（1818—1887）《古音类表》等，都莫不如此。例如《声韵谱》卷三《谐声一》“公部”先排直接从“公”声的字，再排从“翁”声的字，再排从“松”声的字，从“容”声的字。
　　后来，沈兼士主编《广韵声系》，将《广韵》中的形声字提取出来，按照谐声层级编排，其《编辑旨趣》明确指出：“其被谐字复为他字之主谐字者，则依其相生之次序，顺递记之。如是则同一主谐字所孳衍之谐声字，其脉络相承之迹，一目了然矣。”《广韵声系》的编辑旨趣之一，就是“比较主谐字与被谐字读音分合之现象”。可见，沈兼士所写的“编辑旨趣”，明确提出谐声层级的概念，并且将諧声层级跟文字“相生之次序”联系起来，指出能从中找出“读音分合之现象”，所言很有启发性。曹先生研究谐声层级，也明确地跟造字的先后联系在一起，这都是对于谐声层级认识上的一个进步。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谐声层级的认识之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充分印证了“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的道理。
　　是曹先生关于谐声系列、谐声层级的论述，直接启发我最初的灵感。受曹先生等先贤的影响，我从上古出现的谐声系列、谐声层级这两个角度观察到，它们都能让我们看出上古的某些重要的语音信息。
　　我以为，我们还可以从曹先生的著作中吸取不少养分，能丰富、升华我们对于汉语、汉字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