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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性、经常性和根本性工作，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群众工作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影响，受到党员干部及群众思想观念的影响。本文从群众工作机制建设的角度，分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机制建设的现实背景。
关键词： 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 群众工作机制 背景分析
一、新时期中共群众工作主客体的基本内涵
（一）群众工作主体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工作的引导主体，除了是引导主体，还应该包括其他外围组织，也就是辅助主体。“党的群众工作的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党的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广大党员；一类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它们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主体”[1]。
综合学界分析，群众工作的主体是指服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组织者、管理者、教育者，是群众工作的动作发出者，具有主动性。它的外延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以及党外的群众组织及其组成人员。
（二）群众工作客体的内涵与外延
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客体机制的研究，首先要清晰群众工作客体的内涵和外延，即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为“谁”而工作。群众工作的客体即是群众工作的对象，群众工作客体即群众，主要是指除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国家体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群众团体）内工作人员外，所从事的是非公有性质工作的普通个体、群体。
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机制建设的背景
（一）新时期中共群众工作主体的变化
1.中共自身转型是开展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双刃剑”。
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重要的“转型期”：一是社会的转型，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中国共产党转型对其开展群众工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成功转型为执政党后，它可以利用执政党的身份，获取更多权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谋福利，同时可以发展壮大自身。另一方面，权力意味着责任，执政意味着服务，特别是转型为“在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后，需要在新形势下承担建设国家、发展社会的责任，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同时面临更大危险和考验。胡锦涛指出：“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
2.部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权力使用不符合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要求。
“不符合”集中体现为“作风腐败和权力异化”，变“为群众服务”为“要群众服务”，这些现象既不符合党章的要求，又不符合群众对公职人员的期望。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受到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严重，公共权力变成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公仆蜕变为“主人”，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腐化变质现象，更是形成了“现代官僚主义”，这是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拒腐防变”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泽民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他还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3]。
3.新时期群众工作主体不能适应群众工作对象发生的变化。
“不适应”集中体现为“群众工作能力的不适应”。一方面，社会利益结构不断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上升，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加，新情况、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纷纷感慨群众工作难做，主要表现为“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被顶了回去”。由于群众工作能力的缺乏，部分群众工作主体，特别是党员干部，不敢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因此，不能及时理顺群众情绪，不能顺利协调群众矛盾，不能真正维护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明显缺乏探索群众工作新方法的能力，实际工作中不愿意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表现为“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能用”的尴尬局面[4]。于是，有些干部开始较多运用实用主义的手段开展群众工作，开会、发文件、送慰问品就变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新时期中共群众工作客体的变化
1.群众工作对象阶層结构变得复杂多元。
群众工作的对象即群众，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广泛概念。群众最大的变化是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原有阶层的发展；二是新生阶层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工作的对象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简称“二个阶级一个阶层”。在新时期，原有的阶级和阶层发生变化，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已经逐步产生了普通工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机关公务员群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和包括下岗工人在内的特殊困难群体等”[5]，而且“无产”不再是现代工人的标志，许多工人已经成为有产的劳动者，例如股息、红利等，这些都是改革的产物，是新时期的工人阶级才拥有的，同时这是产生更多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根源。其次是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国家的发展变化，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6]。
2.群众工作对象利益诉求愿望越加强烈。
群众这一群体在新时期的变化，即群众结构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随之带来的问题就群众利益复杂化和矛盾的分化，例如农民群众这一群体，由以前的单一务农转变为在户籍地务农的农民、外出务工的工人或自主营业的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在集体资产的改革、重组过程中变身为股民，或者因征地、拆迁、补偿、修路、筑水坝等原因拿到城镇户口，进而“脱农”变身为居民。群众身份的变化，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也跟着变化，围绕着包括权益保障、利益分配、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他们开始以各种不同方式向执政党和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新时期建设群众工作机制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关键。群众的意见和表达方式，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和合法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机制规范这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群众的意见，不外乎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7]。 3.群众工作对象的流动和交流越加广泛。
人口流动性加大，给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带来许多衍生性的难题。首先，于人口输出地而言，青壮年的大量外出，会导致当地“无人耕田、无人种地”的现象，进而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会随之派生出来“留守老人”群体、“留守儿童”群体，成为当今社会的又一个“难言之隐”；其次，对于人口输入地区来说，由于劳动力的大量涌入，特别是脑力劳动的输入，可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增添很多正能量，但是另一方面，人员流入会导致地区人口构成变得复杂，难以统一规范管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例如“城中村”的整治就是城市社区管理中的一个“痼疾”。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更加频繁，信息的傳播和沟通更加直接、快捷。当今的信息传播模式由原来单一的人际传播转化成为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使得受众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受众构成更加复杂，容易歪曲信息的原有面貌。近年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群体性暴力事件”，事情一旦发生，经过信息媒介的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事态迅速发酵升温。避免正常的“信息传播”变成“谣言传播”，防止“泄愤”情绪的泛滥，科学有效地调处群众矛盾，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一个新挑战。
参考文献：
[1]吴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群众工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
[2]新华社十八大报告报道组.十八大报告诞生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34.
[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53.
[4]祝灵君.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3）.
[5]高祖林.群众工作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6：5.
[6]胡锦涛.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0月26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09.
[7]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3.
关键词： 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 群众工作机制 背景分析
一、新时期中共群众工作主客体的基本内涵
（一）群众工作主体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共产党是群众工作的引导主体，除了是引导主体，还应该包括其他外围组织，也就是辅助主体。“党的群众工作的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党的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广大党员；一类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它们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主体”[1]。
综合学界分析，群众工作的主体是指服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组织者、管理者、教育者，是群众工作的动作发出者，具有主动性。它的外延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以及党外的群众组织及其组成人员。
（二）群众工作客体的内涵与外延
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客体机制的研究，首先要清晰群众工作客体的内涵和外延，即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为“谁”而工作。群众工作的客体即是群众工作的对象，群众工作客体即群众，主要是指除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国家体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群众团体）内工作人员外，所从事的是非公有性质工作的普通个体、群体。
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机制建设的背景
（一）新时期中共群众工作主体的变化
1.中共自身转型是开展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双刃剑”。
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重要的“转型期”：一是社会的转型，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中国共产党转型对其开展群众工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成功转型为执政党后，它可以利用执政党的身份，获取更多权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谋福利，同时可以发展壮大自身。另一方面，权力意味着责任，执政意味着服务，特别是转型为“在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后，需要在新形势下承担建设国家、发展社会的责任，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同时面临更大危险和考验。胡锦涛指出：“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
2.部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权力使用不符合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要求。
“不符合”集中体现为“作风腐败和权力异化”，变“为群众服务”为“要群众服务”，这些现象既不符合党章的要求，又不符合群众对公职人员的期望。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受到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严重，公共权力变成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公仆蜕变为“主人”，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腐化变质现象，更是形成了“现代官僚主义”，这是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拒腐防变”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泽民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他还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3]。
3.新时期群众工作主体不能适应群众工作对象发生的变化。
“不适应”集中体现为“群众工作能力的不适应”。一方面，社会利益结构不断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上升，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加，新情况、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明显感到力不从心，纷纷感慨群众工作难做，主要表现为“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被顶了回去”。由于群众工作能力的缺乏，部分群众工作主体，特别是党员干部，不敢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因此，不能及时理顺群众情绪，不能顺利协调群众矛盾，不能真正维护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明显缺乏探索群众工作新方法的能力，实际工作中不愿意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表现为“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能用”的尴尬局面[4]。于是，有些干部开始较多运用实用主义的手段开展群众工作，开会、发文件、送慰问品就变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新时期中共群众工作客体的变化
1.群众工作对象阶層结构变得复杂多元。
群众工作的对象即群众，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广泛概念。群众最大的变化是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原有阶层的发展；二是新生阶层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工作的对象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简称“二个阶级一个阶层”。在新时期，原有的阶级和阶层发生变化，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已经逐步产生了普通工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机关公务员群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和包括下岗工人在内的特殊困难群体等”[5]，而且“无产”不再是现代工人的标志，许多工人已经成为有产的劳动者，例如股息、红利等，这些都是改革的产物，是新时期的工人阶级才拥有的，同时这是产生更多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根源。其次是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国家的发展变化，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6]。
2.群众工作对象利益诉求愿望越加强烈。
群众这一群体在新时期的变化，即群众结构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随之带来的问题就群众利益复杂化和矛盾的分化，例如农民群众这一群体，由以前的单一务农转变为在户籍地务农的农民、外出务工的工人或自主营业的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在集体资产的改革、重组过程中变身为股民，或者因征地、拆迁、补偿、修路、筑水坝等原因拿到城镇户口，进而“脱农”变身为居民。群众身份的变化，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也跟着变化，围绕着包括权益保障、利益分配、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他们开始以各种不同方式向执政党和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新时期建设群众工作机制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关键。群众的意见和表达方式，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和合法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机制规范这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群众的意见，不外乎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7]。 3.群众工作对象的流动和交流越加广泛。
人口流动性加大，给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带来许多衍生性的难题。首先，于人口输出地而言，青壮年的大量外出，会导致当地“无人耕田、无人种地”的现象，进而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会随之派生出来“留守老人”群体、“留守儿童”群体，成为当今社会的又一个“难言之隐”；其次，对于人口输入地区来说，由于劳动力的大量涌入，特别是脑力劳动的输入，可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增添很多正能量，但是另一方面，人员流入会导致地区人口构成变得复杂，难以统一规范管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例如“城中村”的整治就是城市社区管理中的一个“痼疾”。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更加频繁，信息的傳播和沟通更加直接、快捷。当今的信息传播模式由原来单一的人际传播转化成为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使得受众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受众构成更加复杂，容易歪曲信息的原有面貌。近年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群体性暴力事件”，事情一旦发生，经过信息媒介的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事态迅速发酵升温。避免正常的“信息传播”变成“谣言传播”，防止“泄愤”情绪的泛滥，科学有效地调处群众矛盾，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一个新挑战。
参考文献：
[1]吴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群众工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
[2]新华社十八大报告报道组.十八大报告诞生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34.
[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53.
[4]祝灵君.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3）.
[5]高祖林.群众工作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6：5.
[6]胡锦涛.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0月26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09.
[7]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