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冠病毒让母女俩接连失业。
　　24岁的叶琳是旅游公司的旅游策划，负责境外游项目。公司没能挺过疫情，叶琳也失业了。这一下，家里经济来源都断了。 　　“失落、委屈、愤怒”，叶琳看到母亲变得自卑起来，“本来是受害方，却弄得好像自己有罪一样，犯法了，无脸见人”。
　　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大到社会规范，小到个人社交生活。叶琳自己也是新冠康复者，她2月底从方舱出院，对母亲的遭遇感同身受。
　　歧视无处不在。她和母亲需要反复做核酸检查，排队时，工作人员呼来喝去，对着她们吼，“那种态度，没把我们当人”。在社区，轮到她们排队拿菜，也被要求离得很远才行。邻居们当面不会说，但背后的议论，她和家人都知道。
　　歧视还延伸到了原本从未感染过的家人，身为康复者的家属，也同样被视作潜在的威胁。
　　母亲每天都跟她的朋友们聊天，但朋友们聚会从来不邀请她。这种社交关系的考验，是新冠康复者要必然面对的命题。但叶琳自己感到幸运，她和闺蜜们如常相约，一起吃饭，同床睡觉，几个人还一起喝过一瓶水。

慢性的病毒恐惧症，仍在蔓延，本质上，也是一场心灵的瘟疫，对于新冠康复者来说，尤其如此。要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病毒的阴影下，无所顾忌的人际交往，变得格外珍贵，叶琳觉得感动：“虽然我嘴上不说，心里还是记得的。”
　　过去一段时间里，南风窗记者持续关注着新冠康复者的生活。歧视，几乎每个人都曾遇到。人与人的联系，暴露在紧张之中。紧张到什么程度了？卫晔记得，有病友跟她小姨倾诉孤独，说好友不给她打电话了，“像是隔着电话都会传染那样”。
　　很多病友还跟叶琳抱怨，他们的家人和亲戚都渐渐疏远，产生了排斥和反感。卫晔一家，也有相似的经历。舅舅一家离她家很近，疫情前，两家像正常的亲戚那样，频繁走动。但等她和母亲出院回家后，一切变了。他们从不在家里坐，也不多说话。
　　“这叫不叫嫌弃呢？”
　　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歧视链，感染过的人，被所谓正常人歧视。湖北人被外地人歧视。中国人和东亚人在全世界被歧视。
　　世道变了。
　　卫晔去买菜，觉得自己像过街老鼠。她原本在国外有份旅游相关的工作，眼下正处于失业状态。她现在更少出门了，也不敢随便去别人家里。她给自己买了个投影仪，打定了主意，“以后做个死阿宅”。

自我隔离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有着更加隐秘的机制。疫情尚未过去时，病毒便慢慢改变着新冠肺炎患者的生活和他们混沌的认知。重塑，一早就开始了。
　　3月初，于小青猛然意识到，自己跟原来的社交圈脱节了。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证这一点，每天，都是患者家属们抱团取暖—分享、安慰和哭诉，那是他们共同战斗的经验。
　　“正常的朋友”们给了于小青不少鼓励和安慰。世界有善意、有爱，她都知道。但痛苦是自己的，朋友们没有义务为她承担。她开始把自己包裹起来。
　　武汉解封后，于小青并没有重返工作岗位，公司担心她，让她在家办公。她自己也理解，她有过感染迹象，即便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也不应该给同事造成潜在的危险。孤立，是双向完成的。
　　她妈妈感染新冠，大年初一在隔离病房里去世，接着父亲中招。她和哥哥纷纷出现感染迹象。父亲把自己先“隔离”了，自始至终，他坚决反对于小青去探望，一谈到这个话题，他就生气。即便在最危难时，也如此。
　　3月底，病弱的父亲转到了康复门诊，医院工作人员给他消毒时，弄湿了全部衣服。他冷得扛不住了，才叫于小青送衣服过去。但也只是远远地看着，父女二人，打着手机闪光灯，在渐暗的天色中，拼命挥舞。
　　出院后，父亲仍把自己隔离起来，不允许于小青去看他。他对妻子和家人满怀愧疚。
　　病毒在重新塑造人们的行为，彼此的关系，有些是故意的，也有许多是无意识的。有的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总之，社会生活的常态，正经历重新的定义。对于新冠康复者，尤其如此。
　　陈睿宏说：“你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能感受到妻子和儿子对他隐隐的排斥。3月份出院后，妻子做好了饭，会提前分好，每人用自己的碗筷。妻子跟他分开睡，要求他尽量不要跟儿子过多接触。
　　他自己也异常警惕，家里的空调开久了，他不敢碰遥控器，除非戴着手套。“有时候觉得，连呼吸都是一种罪过。”
　　1月初，36岁的陈睿宏是家里最早的感染者，随后他年迈的母亲中招。好在及时隔离，妻子和儿子才能幸免。康复后，看到母亲治愈后依然气喘吁吁，他心里同样充满愧疚，觉得是自己是个祸根。

后遗症

　　4月初，看到很多复阳和无症状感染的新闻，陈睿宏还是下定决心，暂时搬离了家。公司处在摇摇欲坠的破产边缘，他索性辞了职。现在他住在旧宅里，专门照顾母亲。
　　非理性的恐惧，一度占领了他，他担心自己得不到该有的社会服务，担心遭遇尴尬时刻，认识到自己有多不受人欢迎。
　　他把自己孤立了起来。
　　睡眠时间不断缩短。原本十二点入睡的生物钟，现在凌晨三四点才能合上眼。有时候会做噩梦，梦见体内有异物爬来爬去，想来，那也是病毒留下的阴影。
　　4月底，他感到自己生了病，浑身乏力，气短，喉咙生疼，肺部隐隐作痛。他挂了呼吸科。但医生说，“你这是焦虑症，该挂心理科。”5月初，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许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病毒在重新塑造人们的行为，彼此的关系，有些是故意的，也有许多是无意识的。有的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

　　陈睿宏绝非个案。一位湖北的医生在微博上写到，她的医院在凌晨接收了一位患者，头部、手部都有外伤，满身的血。伤情控制以后，患者透露，这是自杀造成的。家属告知，患者得过新冠肺炎，他无法承受周遭的歧视，心理出现了问题，于是有了自杀行为。
　　心理的创伤比病毒的侵害更隐秘，也更持久。随着疫情过去，问题开始突显出来。5月11日，武汉中南医院开设了专门针对新冠康复者的心理门诊。
　　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肖劲松教授在一线做心理救援时，他发现，存在三类心理问题：第一类是由于我们对新冠病毒认识有限，康复者及周边的人存在恐惧心理，使其融入社会出现问题；第二类是以前有心理疾病，新冠肺炎康复后心理反应加重；第三类是一些丧亲家属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产生愧疚心理不能自拔。
　　PTSD发作时间有长有短，急性的3个月内会有表现。慢性的、迟发性的，甚至会潜伏6个月以上。发作越慢，越容易被忽视。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社会如何应对冲突的政治学家迪帕里·穆霍帕迪耶（Dipali Mukhopadhyay）说：“我不知道这些焦虑会如何转化，但它们会一直存在。”穆霍帕迪耶自己患有PTSD，他亲历20世纪90年代萨拉热窝的围城战役，那时的生活陷入了长久的困顿。但直到十多年后，他才出现PTSD的表现。
　　而社会歧视让康复者陷入孤岛，加剧了心理创伤，也使问题复杂化。穆霍帕迪耶认为，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一年或更长时间里，对身体接触的恐惧，可能会改变一些基本的东西。
　　社会疏离将带来潜在的心理创伤。全球的心理健康专家们都发出过警告：日常社会联系的丧失，会带来一定的心理代价。“对一些人来说，缺乏社会联系，影响如同不吃饭一样。”这些警告是针对全体人类的，但落在新冠康复者身上，就变得更加沉重了。
　　人与人的联系会传播病毒，也能传递力量。陈睿宏现在把大量时间放在社交网络，渴望跟朋友视频、发语音、打电话，他下载了更多的社交软件。
　　他渴望联系，“它能让你心情大好，卻也更容易陷入低谷”。
　　卫晔说，她也渴望和人拥抱，“但不知道会是哪一年了”。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