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创作潮流——政治抒情诗。诗人们满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用最热烈、最赤诚的情感赞颂祖国、歌唱社会主义，表达对新中国的赞美，诗歌创作具有一种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直抒胸臆的文学风格。贺敬之与郭小川、闻捷、蔡其矫、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著名诗人成为该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呈现出一体化时代里诗歌艺术的种种探索。
　　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放声歌唱》（1956）、《十年颂歌》（1959）、《雷锋之歌》（1963）为代表的大型抒情诗，一是《回延安》（1956）、《桂林山水歌》（1957）、《西去列车的窗口》（1963）等片段式的抒情短歌。1956年发表的《回延安》脍炙人口，60多年来一直被广为传诵，这首诗作为红色经典被列入2016年最新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它的艺术生命力可谓历久弥新。此诗内容通俗易懂，抒写诗人回到阔别10年的革命圣地延安时的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贡献和建国后的巨大变化，诗作采用陕北“信天游”的民歌形式，语言质朴，感情热烈，极具情感的感染力。
　　为何回到延安，诗人会如此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为何延安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那样美好，为何延安在诗人心中如同伟大的母亲一样让他深深地眷恋？诗中那种喷薄而出、浓烈赤诚的情感源出于何处？如果不了解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不了解诗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不了解延安对于贺敬之人生的重大意义，就无法深刻领会诗人对延安“母亲”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无法感同身受诗人对党、对人民的深情厚谊。
　　陕西延安尽管有着古老的文化历史，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到来，这座古城始终是块默默无闻之地。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在这片黄河之滨，不仅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的共产党领导人，还会集了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精英。当时的鲁艺名家荟萃，如茅盾、曹葆华、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煤、周立波等，还有一批著名的文艺工作者，抗日救亡运动中真正的民族精英都生活和战斗在这里。
　　贺敬之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小知识分子，他家境贫寒、求学之路艰难，曾在川鄂两省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1940年春，15岁的贺敬之为寻求人生的希望和新的出路，和李方立、吕西凡、程芸平冒着生命危险，经历了40天艰难曲折的“小长征”，终于来到心中的革命圣地，并幸运地考入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时代的动荡和个人生存的艰辛，使贺敬之对延安的一切都格外珍惜。新的生活、新的事物、新的知识，引领他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受到众多名师指点教导的他努力学习、迅速成长。
　　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的诗歌对贺敬之的影响很大，他刚入学三个月，就创作出《十月》《雪花》等6首新诗。第二年诗歌创作更加勃发，创作了大量反映家乡黑暗生活和人民奋起反抗的诗歌，后收录到诗集《乡村的夜》，写出了歌唱延安新生活的长诗《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熠熠才华受到了何其芳的高度赞赏，何其芳称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这是对他才华的极大认可。胡风也曾说他的诗“别人很少能写得这样”。延安大生产运动在1943年达到高潮，贺敬之为慰问三五九旅写的歌词《南泥湾》获得了巨大成功；1944年贺敬之与王大化、马可、水华等创作的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被中央西北局文委授予一等奖，贺敬之也获得了“乙级文教英雄”称号；1944年创作的《刘巧团圆》被中国评剧院改编为评剧电影《刘巧儿》风靡一时；1945年贺敬之作为主要执笔者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不仅轰动一时，后在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是中国新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6年，这6年时间是他从少年走向青年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也是他在文学艺术上迅速成长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关键时期，他曾经说过：“我的真正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才20出头，贺敬之的名字就从延安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
　　离开延安10年后的1956年初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去延安，主持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中国青年报》特邀贺敬之一同前往。贺敬之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完成了《回延安》，诗中浸染着诗人那一片火热的“赤子之情”。全诗情感浓烈、直抒胸臆：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 ……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一开篇，诗人就描绘了最激動人心的一个场景：与亲人久别重逢时刻，他心跳剧烈，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的土地上。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最为深厚，离乡在外的游子甚至会携带着一捧家乡的泥土，它象征着生命之根和血缘之情，寄托着辗转反侧的思乡情意。延安对于贺敬之来说是他的革命摇篮，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如今再一次见到她，感触万千、心潮澎湃。黄土贴心、梦回延安、搂宝塔山、千呼万唤，连续性的动作一气呵成，现实、梦境此时合二为一，诗人重回“母亲”怀抱激动得无以言表，“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贺敬之把久别重逢的动人场面放在诗篇开端，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重回“母亲”怀抱的喜悦和对延安“母亲”的深情赞颂。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中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回延安》表现了作者对“母亲”延安的一片赤子之情，全诗有鲜明的抒情层次，开头写回到延安时的兴奋和激动，延安亲人的欢迎场面亲切热烈；第二部分追忆当年在延安如火如荼的生产和战斗生活，书写诗人与延安“母亲”的血肉关系，表现对延安“母亲”的感恩和赞颂；第三部分诗人描绘与亲人见面欢聚的场面，三代人欢聚一堂追忆保卫延安的革命历史，共话10年来国家的发展变化；第四部分表达了诗人目睹延安旧貌换新颜的欣喜与赞叹之情。延安是英雄的城，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枣园的灯光”“延河的波浪”既是实写，又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无论是对过去的深切回忆，还是对延安今日建设成就的赞美，一以贯之的始终是归来的赤子对母亲的深切爱恋。贺敬之重返延安已近中年，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可是他仍然以一片赤子深情重回母亲怀抱，和延安的父老乡亲如亲人一般毫无隔阂，这种亲情极其宝贵，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继承革命传统，永远不忘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养育之恩，这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最朴素最动人的赤子情怀。 　　这首诗同样值得读者关注的是，诗人采用“信天游”的民歌形式歌颂延安，这本身就是对延安“母亲”养育之恩的报答，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让这首政治抒情诗具有艺术的永恒魅力。1942年5月，针对延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中弥漫着的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脱离群众、某种程度上轻视民间文艺的倾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了著名的讲话，明确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民生活这个中心，这次讲话作为对贺敬之文学道路的思想指引意义非凡。1942年后贺敬之诗风为之一变，显然是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这也是他对解放区新生活进一步熟悉的结果，诗歌的基调由主要对黑暗的泣诉变为主要对光明的讴歌，在诗歌的形式上，他开始学习陕北信天游，进行民族化的探索。
　　政治抒情诗在美学上恪守“工农兵文艺”的范式，贺敬之主张应以民歌形式“开一代诗风”。贺敬之在给《处女地》编辑井岩盾的信中说：“民歌一直是我所迷恋的，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我心目中，它永远是我学习写作的光辉榜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贺敬之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P6）他主张“把诗歌的发展放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基础上”，“诗，不能不是民族的，不能不是人民的”。賀敬之在利用“信天游”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新的内容，对语法结构、节奏、诗句的组织都有创新性的发展。
　　《回延安》的每一节都由两句构成，按照“信天游”的特点，往往第一句起兴，有时候两句诗兴、比连用，或比兴、夸张连用，通常也要注意押韵和对偶。例如，“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以“树”起兴；“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以“羊羔吃奶”起兴，这些“兴”的意象取自民间生活，将之与诗人和延安、以及延安的父老乡亲的血肉关系进行对照，比喻延安对诗人的养育之恩。“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上句起兴指明延安作为革命中心，将革命的火种撒播全国；“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上句起兴也兼有描写环境的作用。“信天游”中“比兴”的表现手法，拓展了诗歌艺术的想象空间，使感情表达有更充沛的力量。
　　诗中出现大量拟人化了的意象，杜甫川、柳林铺和红旗在“唱”“笑”“招手”，延安就是母亲，“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新延安“披彩虹”“迎春风”“换新衣”；“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革命万里起高潮”等句运用了豪迈的夸张；“一条条”“一座座”“一盏盏”“一排排”的排比使诗句整饬而有气势。拟人、排比、夸张、对偶等是民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灵活多样的修辞艺术为这首诗增添了亲切活泼的感情色彩和豪迈的民族气概。
　　米酒、油馍、木炭火、土炕、土窑洞，白窗纸、红窗花，这些具有陕北地方特色的、散发着热腾腾烟火气的生活意象并列组合，热闹欢欣的氛围让诗人感到无比亲切幸福。这首诗里很自然地出现了陕北方言，如“几回回”“树根根”“羊羔羔”“白生生”“一口口”等典型的叠音词，还有口语化的“紧紧儿”“手把手儿”等儿化音。诗人对陕北风土人情的意象组合描写，更增添了这首诗的生活趣味和乡土气息，使之具有民族音乐般质朴欢快的美感。
　　《回延安》是诗人满怀赤子深情写给延安“母亲”的一曲赞歌，这首红色经典之作以朴素赤诚的情感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