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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学者在第14届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从左至右为刘复国、吴士存、邹克渊。
到2016年,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已举办14届了。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刘复国等一干学人共同发起的这个研讨会,若干年来坚持在两岸海上问题智库机构和专家学者之间推动联合研究和资讯共享,为两岸南海维权工作共同建言献策,在涉海问题国际舆论场共同发声,成为海峡两岸对话交流机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有力促进了南海问题研究的发展。
2016年的会议8月25日至26日在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总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海洋海事研究和国际战略学界的8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议“仲裁案”后形势
这次研讨会的背景是14年来最复杂的,也就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更多关注。一方面,台湾岛内政治变了颜色,蔡英文上台后不愿明确接受“九二共识”,海峡两岸交流合作因此受到影响,两岸关系的氛围发生八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另一方面,南海风高浪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美国幕后操纵的“仲裁案”判决结果对中方非常不公、不利,中美在南海海上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中国在“后仲裁”时期的南海维权更加艰巨。
由于形势特殊,两岸学界经过协商,决定提前召开今年的学术研讨会,共议“南海仲裁案后”的南海局势和两岸合作。也正是由于今年的特殊背景,这次会议成为两岸参与学者最众的一届,也是对媒体最开放的一届,包括《世界知识》杂志在内的多家媒体被允许全程听会,笔者还作为中国南海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参与了讨论。
在开幕致辞中,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对南海局势的发展表示了担忧。他坦承,无论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结果”接受不接受,这个结果是不是“废纸一张”,它对国际海洋秩序和中国南海维权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简言之就是“海洋权益主张被弱化”。吴士存最担心的是,在中国尚未明确划定东沙、中沙、南沙群岛领海基线的情况下,一旦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单方面宣布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必将大面积进入中国的断续线,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吴士存提醒要重视“仲裁”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他认为,“裁决”可能给了蔡英文一个“清晰阐明台湾新政府南海政策进而切割其与大陆立场的机会”。从“仲裁”结果公布后台湾当局的公开反应看,它更倾向于把台湾对南沙群岛的“主权”集中在太平岛,这种“收缩”是由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决定的,大陆方面恐怕不能抱以幻想。未来台湾的南海政策会不会朝“切割大陆、追随美国、联合东盟”的方向滑落,值得密切关注和高度警惕。
吴士存的忧虑在大陆方面与会学者当中引起共鸣。他们认识到,既然台湾是南海争议方之一,而大陆和台湾的南海政策有着共通的历史根基和特殊的现实联系,南海问题与台湾的岛内政治、海峡两岸关系乃至台海的和平稳定就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和互动性。随着“台独”背景的民进党上台,两岸过去数年来围绕南海问题形成的默契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将来怎么办是中华民族南海维权不能忽略的问题。
“仲裁”能否激活两岸南海合作
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发表了特别演讲。他从国际法的角度批判了“仲裁庭”的无理裁决,把围绕有关问题的斗争形容为一场“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国际司法体系当中“欧洲中心主义和制度优越感”的充分表演。高之国说,“仲裁”做出后,两岸都明确表态“不承认、不接受”,但“仲裁”这一页并不是那么容易“翻篇儿”的,其实际效力虽然有限,法律上的影响“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复杂难消”。
高之国指出,海峡两岸对仲裁程序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基本是一致的,台湾方面本想在“仲裁”事件中相对超脱一些,也在“仲裁”结果出台前通过发表政策声明、向“仲裁庭”提交“法庭之友文件”(补充证据材料)等做了一些策应大陆的工作,但却没有料到“仲裁”结果会那么偏激,把台湾的权益也“一锅端”了。“仲裁”结果“一棍子打了两兄弟”,台湾在承担“仲裁”的不利影响方面“被成为一方”。海峡两岸在南海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把断续线的法律地位抹掉了,台湾高兴得起来?把太平岛的法律地位否掉了,大陆高兴得起来?”
高之国说,中国在“仲裁”之后的应对行动将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律工作当仁不让是主要的。无论是批驳“仲裁”法律文书、确定南沙群岛领海基线、划设石油招标区,还是宣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都需要海峡两岸的默契和配合。交流、合作、发展是两岸处理南海问题的前进方向和道路。或许,“仲裁”可以起到“负负得正”的作用,在两岸关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双方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对话合作领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邹克渊表达了同样的憧憬:尽管目前两岸围绕南海问题仍是“各自表述”,但双方维权的核心价值和法理基础是相通的,在蔡英文当局明确承认“九二共识”有困难的情况下,南海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两岸“破冰”议题呢?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没那么乐观,他指出,有鉴于美国对南海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投入,使得地缘战略角力成为当前南海局势的核心点,“仲裁案”不能被简单视为法律问题,中国政府对“仲裁案”的应对之策是政治决定而非法律决定。未来,中美将在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开始秩序演进要素的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在南海的角色既非决定性的,也非关键性的,但台湾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将通过南海争议嵌入未来东亚安全架构的演进。
朱锋警告说,如果蔡英文当局只想靠美国,在大陆和美国之间做出错误选择,其南海政策将踏上一条“不归路”,台湾方面在南海问题上的任何后退都可能被解读为新的法理“台独”的步骤。
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傅崐成对两岸在南海的互动同样不感乐观,但他觉得,蔡英文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力并不一定会比马英九弱,甚至还可能比马强,比如在两岸渔业合作问题上,双方谈了20年无进展,但民进党在此方面无“原罪”,说不定决策会果断些。
到2016年,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研讨会已举办14届了。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刘复国等一干学人共同发起的这个研讨会,若干年来坚持在两岸海上问题智库机构和专家学者之间推动联合研究和资讯共享,为两岸南海维权工作共同建言献策,在涉海问题国际舆论场共同发声,成为海峡两岸对话交流机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有力促进了南海问题研究的发展。

2016年的会议8月25日至26日在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总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海洋海事研究和国际战略学界的8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议“仲裁案”后形势
这次研讨会的背景是14年来最复杂的,也就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更多关注。一方面,台湾岛内政治变了颜色,蔡英文上台后不愿明确接受“九二共识”,海峡两岸交流合作因此受到影响,两岸关系的氛围发生八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另一方面,南海风高浪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美国幕后操纵的“仲裁案”判决结果对中方非常不公、不利,中美在南海海上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中国在“后仲裁”时期的南海维权更加艰巨。
由于形势特殊,两岸学界经过协商,决定提前召开今年的学术研讨会,共议“南海仲裁案后”的南海局势和两岸合作。也正是由于今年的特殊背景,这次会议成为两岸参与学者最众的一届,也是对媒体最开放的一届,包括《世界知识》杂志在内的多家媒体被允许全程听会,笔者还作为中国南海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参与了讨论。
在开幕致辞中,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对南海局势的发展表示了担忧。他坦承,无论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结果”接受不接受,这个结果是不是“废纸一张”,它对国际海洋秩序和中国南海维权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简言之就是“海洋权益主张被弱化”。吴士存最担心的是,在中国尚未明确划定东沙、中沙、南沙群岛领海基线的情况下,一旦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单方面宣布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必将大面积进入中国的断续线,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吴士存提醒要重视“仲裁”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他认为,“裁决”可能给了蔡英文一个“清晰阐明台湾新政府南海政策进而切割其与大陆立场的机会”。从“仲裁”结果公布后台湾当局的公开反应看,它更倾向于把台湾对南沙群岛的“主权”集中在太平岛,这种“收缩”是由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决定的,大陆方面恐怕不能抱以幻想。未来台湾的南海政策会不会朝“切割大陆、追随美国、联合东盟”的方向滑落,值得密切关注和高度警惕。
吴士存的忧虑在大陆方面与会学者当中引起共鸣。他们认识到,既然台湾是南海争议方之一,而大陆和台湾的南海政策有着共通的历史根基和特殊的现实联系,南海问题与台湾的岛内政治、海峡两岸关系乃至台海的和平稳定就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和互动性。随着“台独”背景的民进党上台,两岸过去数年来围绕南海问题形成的默契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将来怎么办是中华民族南海维权不能忽略的问题。
“仲裁”能否激活两岸南海合作
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发表了特别演讲。他从国际法的角度批判了“仲裁庭”的无理裁决,把围绕有关问题的斗争形容为一场“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国际司法体系当中“欧洲中心主义和制度优越感”的充分表演。高之国说,“仲裁”做出后,两岸都明确表态“不承认、不接受”,但“仲裁”这一页并不是那么容易“翻篇儿”的,其实际效力虽然有限,法律上的影响“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复杂难消”。
高之国指出,海峡两岸对仲裁程序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基本是一致的,台湾方面本想在“仲裁”事件中相对超脱一些,也在“仲裁”结果出台前通过发表政策声明、向“仲裁庭”提交“法庭之友文件”(补充证据材料)等做了一些策应大陆的工作,但却没有料到“仲裁”结果会那么偏激,把台湾的权益也“一锅端”了。“仲裁”结果“一棍子打了两兄弟”,台湾在承担“仲裁”的不利影响方面“被成为一方”。海峡两岸在南海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把断续线的法律地位抹掉了,台湾高兴得起来?把太平岛的法律地位否掉了,大陆高兴得起来?”
高之国说,中国在“仲裁”之后的应对行动将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律工作当仁不让是主要的。无论是批驳“仲裁”法律文书、确定南沙群岛领海基线、划设石油招标区,还是宣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都需要海峡两岸的默契和配合。交流、合作、发展是两岸处理南海问题的前进方向和道路。或许,“仲裁”可以起到“负负得正”的作用,在两岸关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双方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对话合作领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邹克渊表达了同样的憧憬:尽管目前两岸围绕南海问题仍是“各自表述”,但双方维权的核心价值和法理基础是相通的,在蔡英文当局明确承认“九二共识”有困难的情况下,南海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两岸“破冰”议题呢?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没那么乐观,他指出,有鉴于美国对南海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投入,使得地缘战略角力成为当前南海局势的核心点,“仲裁案”不能被简单视为法律问题,中国政府对“仲裁案”的应对之策是政治决定而非法律决定。未来,中美将在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开始秩序演进要素的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在南海的角色既非决定性的,也非关键性的,但台湾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将通过南海争议嵌入未来东亚安全架构的演进。
朱锋警告说,如果蔡英文当局只想靠美国,在大陆和美国之间做出错误选择,其南海政策将踏上一条“不归路”,台湾方面在南海问题上的任何后退都可能被解读为新的法理“台独”的步骤。
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傅崐成对两岸在南海的互动同样不感乐观,但他觉得,蔡英文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力并不一定会比马英九弱,甚至还可能比马强,比如在两岸渔业合作问题上,双方谈了20年无进展,但民进党在此方面无“原罪”,说不定决策会果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