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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地扼滇西咽喉，自古即是云南重镇、滇省通衢，唐代南诏在此建龙尾城，成为南诏古都的南大门。宋代的大理国亦然，成为名符其实的龙关锁钥，乃风云际会、四通八达的枢纽要地。举世闻名的蜀身毒道、茶马古道均以下关作为中转中心。抗战期间，这里又成了重要的通道滇缅公路的要冲和滇西抗战的指挥中心。正是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和交通优势，下关历史上商帮、马队不绝于道；历朝历代应试举子、文人络绎不绝；又是兵家必争，烽烟常起的古战场。这里人才辈出，精英荟萃，明代关迤的赵氏父子就是其中之出类拔萃者。
“父子经元”与“大中丞”双牌坊
昔日，从玉龙关过黑龙桥进龙尾关，上寿康坡，过寿康楼，即进入中丞街。在著名的玉龙书院大门外不远处，南北间隔约六十八米，当街建有“大中丞”、“父子经元”两座牌坊。其中“父子经元”坊为单檐歇山顶三楹八柱架斗木结构建筑，下边左右两楹为铺面房，实际上是一座牌楼，地点在现中丞街129号旁。而“大中丞”坊为单檐歇山顶三楹四柱架斗木结构建筑，地点在现中丞街95号下。两坊中脊均高于两肩，便于悬挂中间大匾，两坊建构精美，雄伟壮观，为当年中丞街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这两座牌坊确切的建设年代已难考证，但据《赵氏族谱》载清朝翰林太和人马恩溥和赵氏十九世孙赵棫分别撰写的《重修中丞坊记》和《重修经元坊记》二文，均明白指出，两坊由赵雪屏“建于明嘉靖中年”，这应该是准确的。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于公元1521年登基，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元年，于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驾崩，在位四十六年，“嘉靖中年”应为公元1544年前后，但由于嘉靖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嘉靖中年”就成了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可能悬殊二、三十年。据赵汝濂撰写的《赵氏族谱后跋》有“辛亥岁，诏许以御史大夫致政家居”之说，他的另一篇文章《马氏行实略》亦有“辛亥余归休”一语，此即为他准确的辞官归乡之期。辛亥年为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此时赵汝濂五十六岁，两坊既由他所建，不可能是他在任当官期间所为，只能是他回乡后所作，再则御赐“大中丞”这种称谓也只能是他不再当官，而在任期间，操守清廉，官声毫无瑕疵，可以下结论，最后盖棺论定的褒奖之辞。因此，两坊准确的建设年代当为公元1552年至1555年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两坊被毁，应有四百一十多年的历史，赵棫在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重修经元坊记》中说“距今四百余稔”与同文“乃我六世祖雪屏建于明朝嘉靖中年”是自相矛盾的，当时两坊历史应不到四百年。
“父子经元”与“大中丞”坊上大匾金字为巨笔所书楷体大字，笔力遒劲，乃书法上品，尤其是“中”字那如贯天地的巨椽一笔，至今不少人回忆起来仍津津乐道，赞叹不绝。“父子经元”中“父子”指的是赵仪、赵汝濂父子，“经元”即是李元阳撰《副都御史雪屏赵公墓志铭》中所说的“经魁”，即云贵两省乡试经科第一名，赵仪为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四年（辛酉年，公元1501年）云贵乡试经元，此时赵仪四十岁。赵汝濂“嘉靖壬午，以易经魁”（李撰《墓志铭》）即公元1522年在云贵两省乡试登易经第一，此时他二十七岁，“父子经元”坊名即由此而来。赵氏族人在“父子经元”坊上曾书有“龙关赵氏历代题名录”，其中录有明代、清代及民国年间，赵氏族中之生员、及第、登科、入仕者共八十四人名单，其中进士五人，经元四人，解元二人，亚魁二人，举人九人，岁贡、恩贡九人（其中有些人为一人二衔），廪生四十八人，国军少校四人、中校二人、中将一人。
位于“父子经元”坊南面的“大中丞”牌坊，中丞指的是赵汝濂的官名，赵家十七世赵登瀛《重修族谱叙略》一文中有“由翰林仕至中丞”之确论，“大中丞”匾上另有“都宪坊”蓝底金字小直匾，并有“御赐”字样，其中都宪也是赵汝濂的官称，李蕴生在《皇清恩赐八品寿官中翁赵老太翁大人暨德配章孺人双寿》一文中有“中丞尤著，职居都宪”之说，范曜在《皇清恩赉乡饮宾靖翁赵老先生七旬晋二寿文》中也有“职居都宪”之语。“大中丞”匾乃御赐，因此“大”字是皇帝对赵汝濂的褒奖称谓，民间讲的“大”字则是对他的尊崇称谓。正因有此御赐殊荣，《赵氏族谱》中以“大中丞”称赵汝濂的文字比比皆是，如李元阳之“适大中丞雪屏赵公”，如张翼先之“大中丞雪屏赵公致政归里”等等。
有人说，既是御赐“都宪坊”，而且“都宪坊”蓝底金字乃皇室规格，民间不敢私用，只要看故宫那些蓝底金字匾即可知道，按理应该拨库银由工部督建，但这种情况，一般应有“敕建”或“奉旨敕建”字样。而该坊为雪屏公自建，只能解释为是御赐大匾，不是御赐牌坊。自建牌坊目的是悬匾宣扬，以示皇恩浩荡。过去文武官员至此须下轿下马，步行过坊，轿马须绕道小井巷而行。如果单是“父子经元”坊，绝对无此威权，正是“大中丞”御赐大匾悬于当街，才得以震慑文武官员慎言谨行。
两座牌坊在建成后的近四百年间，曾经历过四次修缮，第一次始于乾隆初年，约公元1740年前后，由赵氏十五世赵世揄（子美）“率族重修”。第二次始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于次年乙卯年（公元1855年）完工，由赵氏十七世赵登瀛（仙舟）“约集族人，公同修补”。第三次为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由赵氏十八世赵源清（有本）“邀同族众，易朽补缺”。最后一次为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由赵氏十九世孙赵棫“商同阖族，拍卖祀田”，筹资修补，共用国币54387元，其时赵氏已家道中落，除卖田筹资外，尚有约18000元由外人捐助。
这两座牌坊当年曾是中丞街上引为自豪的代表性建筑，也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如马翰林（恩溥）言：“其勋名甲于苍洱，其匾额树于通衢，攘往熙来，无不称颂，岂不显哉”。原国民党工兵总指挥，民国交通部代部长，陆军中将马崇六（晋三）在滇西抗战期间，曾拨冗用大理石刻书“明赵雪屏公孙故里”题名碑镶砌于“大中丞”坊侧边墙上，可惜也与双牌坊一样，未能逃过历史浩劫，均毁于“文革”前期，此乃龙尾古城一大损失，令人痛心疾首。
清代时，浙江海宁陈家“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一直是海宁的骄傲，至今未衰。明嘉靖时，下关不过是数千人的边陲小镇，能有赵氏一门“四百年人文鹊起，十余世科甲蝉联，累代之簪缨不替”（范曜《晋二寿文》），确乃世所罕见，而其中赵仪、赵汝濂父子登科，位高权重而又官声清白，众口皆碑，为此名门望族锦上添花，当然会成为故乡引以为荣之楷模。
赵仪、赵汝濂父子概况
赵仪，为赵平（持衡）第五子，子廷表，号春汀，生于明英宗朱祁镇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卒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享年六十八岁。弘治十四年荣登云贵两省经元后，并未参加京城会试，而直接以举人入仕，李元阳称“领云贵乡荐”。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五月二十一日圣旨中有“应天府推官赵仪，业工经术，名列乡科”之语，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十二月十五日圣旨亦有“汝濂之父，素履清严，勤学强记，早以乡荐”之说，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三月二十三日圣旨中有“发科省荐，典教学宫，经术过人”之论，这些文字明白无误地说明赵仪以举人之身直登仕途，在当时并不多见，正如进士，云南镇南州学正杨以中所言：“八世仪公出，选举破天荒”。
《大理县志稿》称赵仪“为应天推官，多所平反，累官知州，所至以回，万里不借官一马一力，有赠之者亦不受”，为官正派、清廉，敬业奉公，修身极严。《赵氏族谱》载：“初任四川涪州学正，升南京应天府推官，转泸州知州，有惠政，崇祀乡贤名宦，以子仪贵，赠中宪大夫，南京右通政，娶段氏，同邑天顺壬午解元段子澄女，生子二，”在《族谱》中赵仪为赵家八世祖。
《族谱》中名列九世祖的赵汝濂，字敦夫，士人尊称为雪屏公，赵仪长子，生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正月三十日，卒于明穆宗朱载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三月十六日丑时，享年七十五岁，与其父均葬于斜阳峰麓祖茔，《族谱》八十九页所记他卒于三月十一日，应为笔误。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赵汝濂二十七岁，参加云贵两省乡试，为易经魁首，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他三十七岁，参加会试，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大理县志稿》载“京察时，总宪谓御史某某应调，濂曰：‘数官未闻过迹，考察摘过，岂宜斥无过之官耶？’尚书欲罢黜郎署魏某者，濂曰：‘此端人也’，力争得免。疏将上，赵文华在黜中，冢宰以文华为严嵩私人，不欲黜，濂曰：‘赵文华不黜，则无可黜之官矣！’其刚直如此，晚，晋副都御史，寻乞归家居，益敦内治，不治产业，营一草庵，题曰：‘觉真’推俸与兄弟族人同之，人称雪屏先生。”《中国名人大辞典》称他为“明·太和人谔谔有大臣节。”张曾诗中赞他“平生大节傲风霜，”可见其为官刚正无私，清廉自律、耿耿忠心，为国为民。《赵氏族谱》载“历官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管院事，崇祀乡贤名宦，事载通志，娶王氏同知王仲仁女，副室马氏，南京卫指挥女，生子二。”赵任副都御史职务时为正二品官，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副部长。赵雪屏与中溪公（李元阳）弘山公（杨士云）并称大理三公，古都三杰，成一时佳话。其子赵松娶李元阳之女为妻，两家遂成姻亲。赵汝濂三十七岁以进士之身入仕途，至五十六岁辞官归里，在外为官二十年，两袖清风，正气凛然，名扬朝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十二月十五日圣旨中称“赵汝濂，业履端平，才猷骏发，”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正月二十日圣旨中有“赵汝濂进由甲第简在秘垣，朕察尔行履端方，可以正官治；器识明达，可以辨人才；俾主文阶，递迁斯序，操修益谨，名实并隆”的评论，这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他的高度评价。据挖色孔庙存光绪十三年原碑载，下关及挖色文庙均为赵汝濂所建，果真如此，他对地方文化事业及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传承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
赵仪、赵汝濂父子才高学富，为人正派，为官清廉。其治家严谨，敦邻睦友，清白家声，有口皆碑，家中妇人，德容俱佳，正因为如此，除散失的外，现有《赵氏族谱》中尚存明、清两朝皇帝敕封赵氏各位夫人的圣旨八道，共封赠了六位诰命夫人。其中赵仪母亲苏氏（赵平妻）封为安人，赵仪妻段氏先后三次受诰封，由安人升宜人，再升恭人，赵汝濂妻赵氏，两次受封，由安人升宜人，副室王氏亦两次受封由安人而至宜人（按：赵汝濂正妻应为王氏，副室应为马氏，堂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竟然乱点鸳鸯，弄错大臣妻姓。佳话耶？笑话耶？）。到了清乾隆年间，赵氏十六世赵震母亲石氏诰封为孺人，其妻胡氏亦受封为孺人。可谓圣眷绵延，天恩浩荡，从中亦可窥赵氏一门家风良教，传承不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父子经元”与“大中丞”双牌坊
昔日，从玉龙关过黑龙桥进龙尾关，上寿康坡，过寿康楼，即进入中丞街。在著名的玉龙书院大门外不远处，南北间隔约六十八米，当街建有“大中丞”、“父子经元”两座牌坊。其中“父子经元”坊为单檐歇山顶三楹八柱架斗木结构建筑，下边左右两楹为铺面房，实际上是一座牌楼，地点在现中丞街129号旁。而“大中丞”坊为单檐歇山顶三楹四柱架斗木结构建筑，地点在现中丞街95号下。两坊中脊均高于两肩，便于悬挂中间大匾，两坊建构精美，雄伟壮观，为当年中丞街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这两座牌坊确切的建设年代已难考证，但据《赵氏族谱》载清朝翰林太和人马恩溥和赵氏十九世孙赵棫分别撰写的《重修中丞坊记》和《重修经元坊记》二文，均明白指出，两坊由赵雪屏“建于明嘉靖中年”，这应该是准确的。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于公元1521年登基，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元年，于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驾崩，在位四十六年，“嘉靖中年”应为公元1544年前后，但由于嘉靖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嘉靖中年”就成了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可能悬殊二、三十年。据赵汝濂撰写的《赵氏族谱后跋》有“辛亥岁，诏许以御史大夫致政家居”之说，他的另一篇文章《马氏行实略》亦有“辛亥余归休”一语，此即为他准确的辞官归乡之期。辛亥年为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此时赵汝濂五十六岁，两坊既由他所建，不可能是他在任当官期间所为，只能是他回乡后所作，再则御赐“大中丞”这种称谓也只能是他不再当官，而在任期间，操守清廉，官声毫无瑕疵，可以下结论，最后盖棺论定的褒奖之辞。因此，两坊准确的建设年代当为公元1552年至1555年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两坊被毁，应有四百一十多年的历史，赵棫在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重修经元坊记》中说“距今四百余稔”与同文“乃我六世祖雪屏建于明朝嘉靖中年”是自相矛盾的，当时两坊历史应不到四百年。
“父子经元”与“大中丞”坊上大匾金字为巨笔所书楷体大字，笔力遒劲，乃书法上品，尤其是“中”字那如贯天地的巨椽一笔，至今不少人回忆起来仍津津乐道，赞叹不绝。“父子经元”中“父子”指的是赵仪、赵汝濂父子，“经元”即是李元阳撰《副都御史雪屏赵公墓志铭》中所说的“经魁”，即云贵两省乡试经科第一名，赵仪为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四年（辛酉年，公元1501年）云贵乡试经元，此时赵仪四十岁。赵汝濂“嘉靖壬午，以易经魁”（李撰《墓志铭》）即公元1522年在云贵两省乡试登易经第一，此时他二十七岁，“父子经元”坊名即由此而来。赵氏族人在“父子经元”坊上曾书有“龙关赵氏历代题名录”，其中录有明代、清代及民国年间，赵氏族中之生员、及第、登科、入仕者共八十四人名单，其中进士五人，经元四人，解元二人，亚魁二人，举人九人，岁贡、恩贡九人（其中有些人为一人二衔），廪生四十八人，国军少校四人、中校二人、中将一人。
位于“父子经元”坊南面的“大中丞”牌坊，中丞指的是赵汝濂的官名，赵家十七世赵登瀛《重修族谱叙略》一文中有“由翰林仕至中丞”之确论，“大中丞”匾上另有“都宪坊”蓝底金字小直匾，并有“御赐”字样，其中都宪也是赵汝濂的官称，李蕴生在《皇清恩赐八品寿官中翁赵老太翁大人暨德配章孺人双寿》一文中有“中丞尤著，职居都宪”之说，范曜在《皇清恩赉乡饮宾靖翁赵老先生七旬晋二寿文》中也有“职居都宪”之语。“大中丞”匾乃御赐，因此“大”字是皇帝对赵汝濂的褒奖称谓，民间讲的“大”字则是对他的尊崇称谓。正因有此御赐殊荣，《赵氏族谱》中以“大中丞”称赵汝濂的文字比比皆是，如李元阳之“适大中丞雪屏赵公”，如张翼先之“大中丞雪屏赵公致政归里”等等。
有人说，既是御赐“都宪坊”，而且“都宪坊”蓝底金字乃皇室规格，民间不敢私用，只要看故宫那些蓝底金字匾即可知道，按理应该拨库银由工部督建，但这种情况，一般应有“敕建”或“奉旨敕建”字样。而该坊为雪屏公自建，只能解释为是御赐大匾，不是御赐牌坊。自建牌坊目的是悬匾宣扬，以示皇恩浩荡。过去文武官员至此须下轿下马，步行过坊，轿马须绕道小井巷而行。如果单是“父子经元”坊，绝对无此威权，正是“大中丞”御赐大匾悬于当街，才得以震慑文武官员慎言谨行。
两座牌坊在建成后的近四百年间，曾经历过四次修缮，第一次始于乾隆初年，约公元1740年前后，由赵氏十五世赵世揄（子美）“率族重修”。第二次始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于次年乙卯年（公元1855年）完工，由赵氏十七世赵登瀛（仙舟）“约集族人，公同修补”。第三次为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由赵氏十八世赵源清（有本）“邀同族众，易朽补缺”。最后一次为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由赵氏十九世孙赵棫“商同阖族，拍卖祀田”，筹资修补，共用国币54387元，其时赵氏已家道中落，除卖田筹资外，尚有约18000元由外人捐助。
这两座牌坊当年曾是中丞街上引为自豪的代表性建筑，也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如马翰林（恩溥）言：“其勋名甲于苍洱，其匾额树于通衢，攘往熙来，无不称颂，岂不显哉”。原国民党工兵总指挥，民国交通部代部长，陆军中将马崇六（晋三）在滇西抗战期间，曾拨冗用大理石刻书“明赵雪屏公孙故里”题名碑镶砌于“大中丞”坊侧边墙上，可惜也与双牌坊一样，未能逃过历史浩劫，均毁于“文革”前期，此乃龙尾古城一大损失，令人痛心疾首。
清代时，浙江海宁陈家“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一直是海宁的骄傲，至今未衰。明嘉靖时，下关不过是数千人的边陲小镇，能有赵氏一门“四百年人文鹊起，十余世科甲蝉联，累代之簪缨不替”（范曜《晋二寿文》），确乃世所罕见，而其中赵仪、赵汝濂父子登科，位高权重而又官声清白，众口皆碑，为此名门望族锦上添花，当然会成为故乡引以为荣之楷模。
赵仪、赵汝濂父子概况
赵仪，为赵平（持衡）第五子，子廷表，号春汀，生于明英宗朱祁镇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卒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享年六十八岁。弘治十四年荣登云贵两省经元后，并未参加京城会试，而直接以举人入仕，李元阳称“领云贵乡荐”。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五月二十一日圣旨中有“应天府推官赵仪，业工经术，名列乡科”之语，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十二月十五日圣旨亦有“汝濂之父，素履清严，勤学强记，早以乡荐”之说，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三月二十三日圣旨中有“发科省荐，典教学宫，经术过人”之论，这些文字明白无误地说明赵仪以举人之身直登仕途，在当时并不多见，正如进士，云南镇南州学正杨以中所言：“八世仪公出，选举破天荒”。
《大理县志稿》称赵仪“为应天推官，多所平反，累官知州，所至以回，万里不借官一马一力，有赠之者亦不受”，为官正派、清廉，敬业奉公，修身极严。《赵氏族谱》载：“初任四川涪州学正，升南京应天府推官，转泸州知州，有惠政，崇祀乡贤名宦，以子仪贵，赠中宪大夫，南京右通政，娶段氏，同邑天顺壬午解元段子澄女，生子二，”在《族谱》中赵仪为赵家八世祖。
《族谱》中名列九世祖的赵汝濂，字敦夫，士人尊称为雪屏公，赵仪长子，生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正月三十日，卒于明穆宗朱载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三月十六日丑时，享年七十五岁，与其父均葬于斜阳峰麓祖茔，《族谱》八十九页所记他卒于三月十一日，应为笔误。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赵汝濂二十七岁，参加云贵两省乡试，为易经魁首，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他三十七岁，参加会试，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大理县志稿》载“京察时，总宪谓御史某某应调，濂曰：‘数官未闻过迹，考察摘过，岂宜斥无过之官耶？’尚书欲罢黜郎署魏某者，濂曰：‘此端人也’，力争得免。疏将上，赵文华在黜中，冢宰以文华为严嵩私人，不欲黜，濂曰：‘赵文华不黜，则无可黜之官矣！’其刚直如此，晚，晋副都御史，寻乞归家居，益敦内治，不治产业，营一草庵，题曰：‘觉真’推俸与兄弟族人同之，人称雪屏先生。”《中国名人大辞典》称他为“明·太和人谔谔有大臣节。”张曾诗中赞他“平生大节傲风霜，”可见其为官刚正无私，清廉自律、耿耿忠心，为国为民。《赵氏族谱》载“历官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管院事，崇祀乡贤名宦，事载通志，娶王氏同知王仲仁女，副室马氏，南京卫指挥女，生子二。”赵任副都御史职务时为正二品官，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副部长。赵雪屏与中溪公（李元阳）弘山公（杨士云）并称大理三公，古都三杰，成一时佳话。其子赵松娶李元阳之女为妻，两家遂成姻亲。赵汝濂三十七岁以进士之身入仕途，至五十六岁辞官归里，在外为官二十年，两袖清风，正气凛然，名扬朝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十二月十五日圣旨中称“赵汝濂，业履端平，才猷骏发，”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正月二十日圣旨中有“赵汝濂进由甲第简在秘垣，朕察尔行履端方，可以正官治；器识明达，可以辨人才；俾主文阶，递迁斯序，操修益谨，名实并隆”的评论，这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他的高度评价。据挖色孔庙存光绪十三年原碑载，下关及挖色文庙均为赵汝濂所建，果真如此，他对地方文化事业及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传承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
赵仪、赵汝濂父子才高学富，为人正派，为官清廉。其治家严谨，敦邻睦友，清白家声，有口皆碑，家中妇人，德容俱佳，正因为如此，除散失的外，现有《赵氏族谱》中尚存明、清两朝皇帝敕封赵氏各位夫人的圣旨八道，共封赠了六位诰命夫人。其中赵仪母亲苏氏（赵平妻）封为安人，赵仪妻段氏先后三次受诰封，由安人升宜人，再升恭人，赵汝濂妻赵氏，两次受封，由安人升宜人，副室王氏亦两次受封由安人而至宜人（按：赵汝濂正妻应为王氏，副室应为马氏，堂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竟然乱点鸳鸯，弄错大臣妻姓。佳话耶？笑话耶？）。到了清乾隆年间，赵氏十六世赵震母亲石氏诰封为孺人，其妻胡氏亦受封为孺人。可谓圣眷绵延，天恩浩荡，从中亦可窥赵氏一门家风良教，传承不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