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创作了将近500首乐曲，其体裁之广泛令人惊叹，有抒情的浪漫曲、奔放的吉卜赛歌曲、爱国的战歌、重唱曲、合唱曲、芭蕾舞剧、歌剧和戏剧音乐等等。他的浪漫曲《夜莺》以其迷人的旋律倾倒了世界各国无数听众。意大利歌剧大师罗西尼在自己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三幕中的配乐就是采用《夜莺》的乐曲。这位作曲家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阿里亚比耶夫。但这样一位蜚声世界乐坛、为世人带来美好艺术享受的作曲家，其64年的生命却有四分之一的岁月是在监禁与流放中度过的，在他1851年去世时，他的冤案仍未得到彻底昭雪。
　　1787年8月，阿里亚比耶夫出生于俄罗斯额尔齐斯河与托博尔河交汇处的托博尔斯克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当过阿赫特尔斯基团的军官。1823年以骠骑兵中校军衔退役。
　　1825年2月的一天，阿里亚比耶夫在莫斯科家中与几个朋友喝着香槟、矿泉水，兴高采烈地赌牌，赌得兴起，把燕尾服也脱了，一直赌到凌晨三点钟。此时一个名叫弗列缅夫的沃罗涅日地主赢了一大笔现金——380个金卢布，把钱收放妥当后，接着记账赌牌。没有一会儿，他的账上已负债4万卢布，输红眼了的弗列缅夫决心孤注一掷，又要押上4万卢布的赌注。
　　阿里亚比耶夫劝他不要冒这个险，可是弗列缅夫不听劝告坚持赌下去。结果又输了，输急了的赌徒随手把桌面上记着的负债数字抹掉，他认为自己陷入了骗局。
　　阿里亚比耶夫听到他的指责，非常气愤，给了他一记耳光，事情闹得几乎要决斗，后来大家冷静下来，言归于好，和和气气地散了。
　　可是出乎意料，3天后传来消息说弗列缅夫猝死于莫斯科郊外切尔坦诺沃村的一家旅店里。经初步侦查，死因是脑溢血。可是遗体下葬后半个月，阿里亚比耶夫却以谋杀弗列缅夫罪名在家中被捕。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收到有关此案的报告后立即下诏将案件移交帝国最高检察机构大臣委员会审理。诏书写道：“务必查明罪犯，对此类丧心病狂之赌徒必须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在沙皇谕旨的高压下，警方全力以赴展开侦查，检察官一天数次审讯、对质。官员们更是不择手段地大造舆论，惟恐天下不乱。莫斯科到处流言蜚语，甚至官方的说法也荒诞得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有一个版本说，两个上流社会的优秀人物阿里亚比耶夫与其内弟夏蒂洛夫在通衢大道上杀害了一个倒霉的赌徒，就因为此人输了一大笔钱后企图逃离首都……对闹得满城风雨、层出不穷的说法，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科学院院士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公爵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在首都流传开了：“近来在莫斯科出现了一种新游戏——消磨时间”（俄语中“消磨时间”的“消磨”与“谋杀”为同一个词，而“时间”的读音“弗列缅亚”与本文中的死者弗列缅夫极相似。维氏巧妙地利用同音异义谐语嘲讽那些像游戏一样热衷于造谣生事的人）。
　　令人遗憾的是，官方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甚至于德高望重的研究莫斯科生活的学者米哈伊尔·佩里亚耶夫在自己的著作《老莫斯科》中也附和这种说法。
　　阿里亚比耶夫案件的审理竟长达3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置身囹圄，牢房潮湿阴冷，生活艰苦，健康严重受损，特别是其视力受到致命伤害，还得挺住无休止的审讯、对质、找茬的折磨。身陷绝境之中惟一能聊以自慰的是在牢房中特许给他的一架钢琴，使他能在狱中继续创作。一个被控谋杀罪的作曲家写出了令人惊叹的作品，竟谱出了明朗、祥和、对生活满怀欢乐的旋律。这充分表明了作曲家清白无辜、问心无愧的心境，而且作曲家深信官司一定会公正解决。
　　监禁期间，阿里亚比耶夫不仅身体健康遭到摧残，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更令人难以承受，也许是故意拖沓审理，同案的好友尼基塔·达维多夫死于狱中。1826年末，他深爱着的恋人卡佳·里姆斯卡娅-科尔萨可娃被迫嫁给了奥弗罗西莫夫上校。
　　1828年1月在莫斯科刑事法庭大厅宣读判决书，大厅里众多旁听者中不少听众激愤得为之落泪，而被告却非常坦然自若。
　　判决书称：陆军中校（1823年退役时军衔）阿里亚比耶夫、少校格列波夫、九级文官夏蒂洛夫因犯危害社会罪，剥夺其奖章、官衔、贵族称号，流放西伯利亚。
　　分明是一桩冤案，却在沙皇亲自过问下有如此不公正的判决结果，是事出有因的。阿里亚比耶夫生性豪放不羁，广交朋友，其中有不少当时的杰出人士，如十二月党人以及诗人、作家等。著名诗剧《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作曲家、浪漫主义代表人物阿历克赛·韦尔斯托夫斯基（1799-1862）等危及沙皇政权的人物与之相交甚笃。沙皇对之心怀芥蒂是不言而喻的。
　　1828年2月中旬，阿里亚比耶夫等人被押送前往西伯利亚，路远迢迢，走了一个多月。途中，沧桑往事不堪回首：1812年6月12日，拿破仑军队入侵俄罗斯的那天，阿里亚比耶夫正在莫斯科家中共叙天伦之乐，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放弃了文职工作和已事业有成的音乐创作，投笔从戎。同年的9月法军惨败于鲍罗金诺，阿里亚比耶夫未能参战，但在翌年10月16日至19日著名的莱比锡会战中，他亲身参加了这4天的战斗，表现非常突出。这次战役中，俄、英、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组成的联军共同对付法军，使法军受到致命的打击。阿里亚比耶夫所在的阿赫特尔斯基团在卫国战争英雄、诗人、骠骑兵团长杰尼斯·达维多夫（1784-1839）的指挥下虏获大炮5门、战俘500名。战役结束后他荣获两枚勋章、一枚奖章。
　　在彼得堡的日子里，身为骠骑兵的阿里亚比耶夫竟身穿燕尾服出现在剧院里，这已经是违反军纪之举，又加上剧院的女服员从他染了色的小胡子立即认出了这位骠骑兵，为此在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要塞关了一个月禁闭。
　　在此期间，他的第一部歌剧《月夜》（或《家神》，作于1822年）正准备在大剧院首演，但主角、花腔女高音亚历山德拉·伊凡诺娃当天“酒后不适”而辍演，一年后才得以演成。
　　退役的军官难免行为不检、虚度光阴。酗酒、狂赌消耗了他们大部分时间，甚至与形迹可疑的人物来往。阿里亚比耶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佼佼者”，而且善于博取女人的欢心。他曾自嘲地说自己是“赌博和情爱的牺牲品”。
　　往事中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次他在打牌中与人争吵起来，最后要与对方决斗。下面是决斗前双方的对话：
　　“你想用什么家伙打？”对方问。
　　“当然是马刀”，阿里亚比耶夫回答。
　　“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是受害的，我有权挑选武器”。
　　“随你便，反正不行”。
　　“那就用长剑”。
　　“不，绝对不行！我生来就看不得出了鞘的家伙”。
　　对方的话引起哄堂大笑，阿里亚比耶夫也禁不住笑了，双方最后高举香槟、言归于好。想不到十余年后与牌友争吵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化干戈为玉帛”了。
　　1825年年初，也就是阿里亚比耶夫事发前不久，为纪念莫斯科大剧院竣工，他谱写了序曲《缪斯神的祝典》。此前两星期，他参加了莫斯科贵族俱乐部为赈济彼得堡洪灾受害者举行的义演。
　　阿里亚比耶夫虽然颇有玩世不恭、纨绔子弟之风，但此时他在莫斯科已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作曲家，其某些轻歌剧堪与法国名家相媲美。
　　3月中旬，阿里亚比耶夫一行艰难地走完了春季泥泞的道路，来到额尔齐斯河畔，对岸就是著名的白石城堡托博尔斯克，这是沙皇时代的政治犯流放地，也正是在这座城市里，诞生了总督家里未来的作曲家，他9岁前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时隔30年回到家乡时却是一个落难的流放犯。这里已是物事人非，举目无亲，惟一的安慰只有音乐了。庆幸的是当地有一支由百名乐师和3支合唱队组成的优秀的哥萨克军乐团为他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1829年夏，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旅行家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来访，阿里亚比耶夫写了带伴奏的合唱曲，其总谱上的标题是“为鸣谢亚历山大·洪堡阁下访问西伯利亚哥萨克常备军学校之赞歌”。洪堡很喜欢这支乐曲，要求送他一份乐谱。他回到柏林后组织演出了这首曲子，受到公众与音乐家的高度评价。
　　1832年，由于健康原因，作曲家被转放到高加索。翌年，由于他多次要求回莫斯科未准而改放奥伦堡。因此，他只得偷着去了几次莫斯科。
　　1840年8月13日，作曲家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事发生了：他携已寡居了一年的叶卡杰琳娜·奥弗罗西莫娃（即前面所说的卡佳·里姆斯卡娅-科尔萨可娃）来到梁赞察村，劳燕分飞了14载的情侣终成了眷属。
　　在十余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阿里亚比耶夫对叶卡杰琳娜的深情始终不渝，许多作品都是为她而作。有些研究者认为歌词取自诗人安东·杰尔维格（1798-1831，普希金的好友）之诗篇《夜莺》的著名歌曲《夜莺》，就是作曲家在狱中思念卡佳时所作。
　　在与奥弗罗西莫夫共同生活的13年中，卡佳始终深爱着阿里亚比耶夫。丈夫死后一年，也就是服完规定的丧期后才改嫁阿里亚比耶夫。婚后她对受害的丈夫关怀备至，成了他晚年最忠贞的挚友，使之得到最大的慰藉。经过多方的努力、说项、求情，1843年沙皇终于允许他“在警方的监视下定居莫斯科，但不得与公众接触”。流放算是结束了……可是在尼古拉一世（1825年继位）的诏谕中找不到任何“宽恕”或“赦免”之词。15年前被剥夺的贵族称号、官职、勋章也不予归还。
　　此时的阿里亚比耶夫已远非当年肖像中所描绘的那个剽悍的骠骑兵。小胡子没有了，头秃了，脸上留着的是他坎坷生活的痕迹，只有双眼还是与众不同，近视、凸出的眼球闪烁着善良的光芒，令人想起过去的阿里亚比耶夫。
　　最后的岁月里，作曲家的健康日益恶化，视力严重衰退，一条腿疼痛得几乎不能行走，妻子也疾病缠身，他们生活拮据。然而音乐始终是他生活的支柱。他乐于参加义演和各种慈善募捐活动。他还十分关心年轻的音乐家。
　　1851年2月22日，阿里亚比耶夫在诺文斯基林荫道上妻子的小屋中去世，葬于西蒙诺夫修道院，妻子3年后去世，下葬丈夫墓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远处就是那位给他带来灾祸的弗列缅夫的坟墓。
　　对作曲家的逝世，同时代的人视若无睹，没有悼词，没有一篇悼念的文章。19世纪下半叶，有关他生平的文章，不外乎都是些讲述一个行为不端、放荡不羁之徒的趣闻、丑事之游戏文章。
　　他的档案的主要部分由其一位近亲交给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就在这里人们将其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不加登记、整理，而置于地下室中。至于收藏于私人手中的其音乐和文学手稿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末，对广受欢迎的浪漫曲《夜莺》和《黄昏·晚霞绯红》等无端贬斥成了时尚。惟独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力排众议予以驳斥：“有时候乐曲中一种难以察觉的、对抨击毫不妥协的东西令人感动，我听《夜莺》时，无法不热泪盈眶！！！可是某些‘权威’却认为是庸俗下流之至。”
　　贬斥、诋毁都阻挡不住《夜莺》飞翔于世界各地。作曲家在世时，世界最优秀的歌唱家都演唱过他的作品，其中就有德国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亨莉叶塔·宗塔格（1806-1854），意大利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阿德里娜·帕蒂（1843-1919，7岁时就登台演唱）等。特别是法国女中音歌唱家、作曲家波莉娜·维亚尔多-加西亚（1821-1910，俄作家屠格涅夫之密友）在彼得堡演唱此曲时，全城为之倾倒。19世纪中叶俄国著名的茨冈姑娘凡尼娅也四处演唱这首乐曲。
　　时至今日，《夜莺》仍然是各国花腔女高音最喜爱的乐曲。此外，还有大量改编的器乐继续着《夜莺》的旋律。还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音乐入门的各种教材中前几页里总少不了《夜莺》这一曲目。
　　阿里亚比耶夫离开这个世界已有一百多年了，他留给世人的作品为数不少，都是百听不厌的瑰宝。这是当年“权威”们，甚至作曲家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人们在欣赏其美丽动听的乐曲时，一定会怀念这位可爱可敬而又不幸的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