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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在其代表性作品《祖先游戏》《安娜贝尔和博》以及《别了，那道风景》中分别刻画了华裔、英裔和土著在二态性的生活下的错位心理及他们对待祖先情结的不同态度。作品中的华裔、英裔、土著是澳大利亚多元种群的代表，虽同是澳大利亚人但又分属不同的种族，即便态度相异又都无法与自己的祖先情结完全切割。本文拟通过对这三者的比较分析得出在现代多元社会下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的真谛及多元共生文化的要义。
关键词：二态性的生活；错位；传承；祖先情结
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作品善于在聚焦澳大利亚社会跨民族性和文化混杂等现实中将个人、土地、历史思想及文化形态交织成情感和理念的综合体，投射出作者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切思考。这些作品出版以来广受读者和批评界的好评，屡获国内、国际大奖。作品中的华裔、英裔、土著是澳大利亚多元种群的代表，虽然同是澳大利亚人但又分属不同的种族。他们各自的祖先文化给他们留下了相同或相异的影响，是弃绝祖先投入新的社会还是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成为摆在他们所有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即通过米勒的三部代表作品来分析其作品中澳大利亚各种群对萦绕不去的祖先情结的态度。
一 二态性生活下的错位心理
二态性的生活是指由于地域、环境、文化等的改变所铸成相异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相异的生活状态作用于同一人身上会使其产生一种错位心理。在米勒的这三部小说中华裔、英裔和土著都“流放”在这片新大陆上，或多或少离开了各自的文化源地，失去了赖以坚守的文化信仰，迷失于二态性的生活所造成的心理错位中。《祖先游戏》的主人公名为浪子，是一位从中国杭州辗转来到墨尔本的华裔。虽然他的初衷是在澳大利亚谋求艺术生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园，但母国文化的烙印始终在其身上挥之不去，阻碍了他向澳大利亚主流文化靠近，这样就有了其后愤懑的发泄：“那项奖，我本来可以得到的，我本来可以拿到奖学金去斯雷德的，他们都以为我会得此奖，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每个人都说我该得奖。”①流连于故乡与他乡之间，最终使浪子饱受的无所适从与无所归属的痛苦正是由二态性生活所导致的精神缺位所造成。
然而代表主流白人文化，处于族群优势地位的英裔本身也并非无可指摘，他们的祖先大多是英国早期的流放犯人，属于白人社会的底层。这些人为母国所弃，背井离乡定居于陌生的土地，由于故土难回他们就试图把英国的一切复制到这片新大陆上，聊以自慰对故乡和家园的思恋和向往。威廉斯·查尔斯·温特沃斯的诗作《澳大利亚》正是这一心愿的写照，他在诗中把澳大利亚喻作延后降生的婴儿，希望他能崛起成为新世界中另一个英国。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这个“新生的婴儿”即是以“母国”英国为发展榜样，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裔白人不顾澳洲大陆的地理特色和人种现状，强行执行了一系列旨在灭绝土著文化，重现英国模式的措施。可以想象这些举措所导致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严重反弹，于是就有了他们在《别了，那道风景》中“宁愿做一个武士，战死在先人的运动场，把我们的鲜血洒在那里，也不愿意充满仇恨和耻辱，在自己的土地上过流亡者的生活”②的场景。在此“艰难”的重塑过程中，英裔白人固然不愿舍弃与母国的纽带，但也逐渐接受了于这片新大陆上无法重现母国荣耀的现实，因此在二态性生活所带来的错位心态中苦苦挣扎。
与此相对应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悲惨遭遇，他们虽然早已定居在这片大陆却被驱离家园，不但处于被流放的境遇还要舍去自己的文化。正如澳大利亚土著女作家凯思·沃克最富代表性的诗歌《我们要走了》中所描写：
他们来到小镇，
半裸的一群人，默默无声，
他们是种族仅存的一批。
他们来到举行成年仪式的老地方，
如今这儿无数白人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
于是“仅存的一批”原住民就这样屈辱地离开了故土，然而他们受祖先文化的影响并不会马上忘却甚而会有所延续，如同他们的后代博所说，“石头运动场不仅意味着过去，也意味着未来。……那些石头对今天土著人的意义并不亚于把它们放在那儿的那个时期的意义”③。然而面临错位的差异和断裂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该如何处理历史与当前、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对于此种状态赛义德的解释是：“流放的人处于一种中间境地：既不完全属于新的环境，又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在半卷入，半超然的状态下徘徊；一方面既怀旧又感伤，另一方面却既是表面上娴熟的模仿者，在私下里却是被遗弃的人”④，这恰好极为准确地阐释了米勒作品中华裔、英裔和土著在不同地域和空间下的二态性生活中造就的错位心理。
二 “无根”背后的传播与继承
小说中的祖先情结是各族群的传统文化。米勒作品中的华裔、英裔和土著由于二态性的生活陷入了精神“无根”的窘境，如何面对各自的祖先情结即传统文化成为他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传播是文化的本性，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虽然华裔、英裔和土著已远离各自的文化源地，但他们和自己的祖先情结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先情结的传播与继承势必冲破各式社会藩篱，超越时间与空间，延续人类文明的进程。
小说中由于不同族群的人物采取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式来处理各自的祖先情结，这样也就产生了彼此相异的后果和影响。《祖先游戏》中的浪子为了摆脱祖先的桎梏全力拥抱新世界，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就做出了种种背离祖先的“骇俗之举”，但渴望的归属感并没有在新世界找到，这归因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表象，也是人类各族群相互认同和区分的重要方式之一。浪子虽然故意切除了他和祖先的联系但又并未被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群体接纳，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杀之路，他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人终不可能与祖先完全剥离，虽然一心想融入另一种文化，却可能导致异域生活中的错位心理，因此脱离祖先的影响也只是一厢情愿，其所带来的无根心态很难在一个新兴的国度觅获归属感。
然而安娜贝尔的故事却与浪子的遭遇大相径庭。她是小说《安娜贝尔和博》中的女主人公，一位在墨尔本大学任教的英裔白人教师，逢遭家庭变故后黯然回乡，途中相遇儿时的玩伴——有四分之三土著血统的博。博的族人世代栖居于石乡这片土地，而且他的祖母也曾作为土著人的首领。两个家庭的渊源始于移居英裔族群与当地土著族群的不断纷争，其后两个家族间也各有恩怨。安娜贝尔回乡后不但重游故居，重新了解了祖先的过去还认识到与祖先同居一片土地的土著文化。而文化又涵蓋两个方面，其中“物质文化是指源于自然环境之中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文化，它与自然环境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变化节奏较快，具有发展速度快、变化频率快的特点，是精神文化的基础”⑤，与此相对应的“精神文化是指人们运用思维方式创造的成果、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政治法制、宗教信仰、文物典章、风俗习惯等。”⑥小说中安娜贝尔慨然和博同去称之为土著人心脏的圣地——石头运动场，从而重新认识了另一存在于这片大地的文化。在此感召下她归还给石乡原住民在当地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圆锥形石器文物，这充分体现了她对土著文化的尊重。这里无论是古老的石头运动场还是特制的圆锥形石器都是土著物质文化的代表，也是他们特属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他们的祖先情结。而“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符号及其系统的意义结构的生产、机构和传播”⑦，土著对石头运动场和圆锥形石器的珍视和纪念即是他们对以祖先情结为表象的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继承。由此安娜贝尔的回乡之旅不仅使她了解到其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历史，还认识了土著的传统文化，因而意识到历史与文化都是不容抹杀和回避的。 另一位直面祖先往昔的人物是道佳尔德，他的身份是《别了，那道风景》中的原住民文化顾问，在其弥留之时终于谈及了其曾祖父的杀戮往事，虽然被屠戮的白人定居者也负有责任，但他仍为此报以忏悔。这一事件起因实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英裔对土著的文化霸权行径，他们用暴力或教化的手段试图人为阻断土著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以维护自身文化的“纯洁性”不受干扰。但他们在伤害他族群的同时自身也被反噬，而作为受害者和加害者后代的道佳尔德最终也认识到昔日争斗的双方其实有着相通的“血脉”，都是这片土地共同的主人，这也与小说中原住民武士无奈于“杀死另一个自己”的说法相呼应，因此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才是其能够健康发展，避免悲剧重演的有效途径。小说中道佳尔德最终没有掩盖和忘却这段特殊的历史，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和归属。
三 民族记忆与祖先情结
既然历史记忆中的文化积淀属于“一个民族社会思想领域里为描述，证明和赞颂人民创造自身并维护自身存在的行动而做出的全部努力”⑧，那么祖先情结就是挥之不去的民族文化记忆，它潜藏在灵魂的最深处，是永远不可抹去的文化印记。无论是浪子、安娜贝尔或是博和道佳尔德，祖先情结都是他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已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纵然浪子用各种反叛的行为以示和祖先彻底决裂，但“一个人一旦属于某个祖先，就永远无法摆脱。”⑨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日常生活无不显现着祖先情结的浸润。在浪子的画作中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时常显现，他家里的匾额装饰着和家传宝镜上一样镂刻的凤凰雕像。虽然毁坏了族谱和家传宝镜但又矛盾地收集着来自家乡的古董，甚而最后自我剖析说“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苏格兰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东西……不管如何努力尝试，我们都不能失去它。不管其他人如何做，都不能伪造它”⑩。而这里“其他东西”指代的即是不可抹去的民族文化记忆即与生俱来的祖先情结，如果试图与祖先情结强行切割则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说中浪子粗暴地要和祖先摆脱关系，剜去已融入血液的文化印记，结果没有祖先的精神支持，身在异域的无根状态和心理错位让他走上了悲剧的结局。浪子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的重要性：一个企图与祖先切割的人是不可能有健全的异域生活。小说结尾浪子也曾祈盼成为一位“回头浪子”，即使离家千里也能叶落归根与祖先达成和解。另一方面，博和道佳尔德异常珍惜承载民族记忆的石头运动场和流传下来的石器，把它们视作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固守了自己的祖先情结。相反，如果他们舍弃这些民族记忆，则他们的历史就只能被英裔以区别于自身形象的“他者”概念来表述，从而造成对自身族群认同的曲解和割裂。
因此与浪子同样面临错位心理的安娜贝尔、博和道佳尔德则选择了和浪子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这个困境。他们直面历史，对祖先的伟绩和错误都坦然接受，珍惜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传播和继承祖先情结并通过借鉴历史来确定新的价值取向，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且他们能够把传统与现实结合，认识到在这个多元社会中还有其他族群成员的合理存在，任何民族文化都不能为他民族文化所简单替代，只能通过文化传播和交流使之产生渗透与融合，最终携手建立他们共同的家园，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健康发展。虽然分属不同的族群，但为着传播和继承祖先情结的共同夙愿让他们对这片土地和家园充满深深的热爱。正如博所说，“先人们也曾杀戮过。那个年代已经永远过去了。如果我们不能共处，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大家还会再次互相杀戮。我奶奶希望人们能过一种兄弟姐妹互不残杀的生活”11，而陷入混乱则又将给家园和族群带来灾难，这是祖先和后辈都不愿意看到的。安娜贝尔、博和道佳尔德选择了积极的二态性的生活，把祖先与后辈并置，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的同时通过跨文化传播吸取其他族群文化的营养成分，促进了本族群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最终也获得了个人心灵的归属和幸福。
“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12，没有了传播，文化也必将萎缩、枯竭。在米勒的这三部作品中，来自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即便由二态性的生活导致程度不同的错位心理，也无法与各自的祖先情结完全切割。他们有的选择弃绝祖先，想要在异域进入一个新的理想国却以失败告终；有的坚持传播与继承祖先的文化印记并以博大的胸怀把传统与现实结合，通过跨文化传播和交流避免了文化冲突和文化反弹，在多元文化的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祖先情结故事不但是澳大利亚各族群人民在这片土地生活、成长的缩影，而且表明了文化灭绝政策有悖于历史的进程，文化的传承不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而且有利于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一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殊的价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通过族群内部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和族群间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才能避免文化同质化的倾向，促成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米勒恰好为我们呈现了在现代多元社会中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的真谛。
注释：
①⑩[澳]亚历克斯·米勒：《祖先游戏》，李尧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164页，第269页。
②[澳]亚历克斯·米勒：《别了，那道风景》，李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③11[澳]亚历克斯·米勒：《安娜贝尔和博》，郇忠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頁，第308-309页。
④[美]艾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⑤⑥周鸿铎主编：《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第67页。
⑦12庄晓东主编：《传播与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⑧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
⑨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第243页。
（作者单位：罗文彦，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曾艳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澳洲作家亚历克斯·米勒作品中的民族身份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Wl3111057）
责任编辑：蒋林欣
关键词：二态性的生活；错位；传承；祖先情结
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作品善于在聚焦澳大利亚社会跨民族性和文化混杂等现实中将个人、土地、历史思想及文化形态交织成情感和理念的综合体，投射出作者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切思考。这些作品出版以来广受读者和批评界的好评，屡获国内、国际大奖。作品中的华裔、英裔、土著是澳大利亚多元种群的代表，虽然同是澳大利亚人但又分属不同的种族。他们各自的祖先文化给他们留下了相同或相异的影响，是弃绝祖先投入新的社会还是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成为摆在他们所有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即通过米勒的三部代表作品来分析其作品中澳大利亚各种群对萦绕不去的祖先情结的态度。
一 二态性生活下的错位心理
二态性的生活是指由于地域、环境、文化等的改变所铸成相异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相异的生活状态作用于同一人身上会使其产生一种错位心理。在米勒的这三部小说中华裔、英裔和土著都“流放”在这片新大陆上，或多或少离开了各自的文化源地，失去了赖以坚守的文化信仰，迷失于二态性的生活所造成的心理错位中。《祖先游戏》的主人公名为浪子，是一位从中国杭州辗转来到墨尔本的华裔。虽然他的初衷是在澳大利亚谋求艺术生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园，但母国文化的烙印始终在其身上挥之不去，阻碍了他向澳大利亚主流文化靠近，这样就有了其后愤懑的发泄：“那项奖，我本来可以得到的，我本来可以拿到奖学金去斯雷德的，他们都以为我会得此奖，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每个人都说我该得奖。”①流连于故乡与他乡之间，最终使浪子饱受的无所适从与无所归属的痛苦正是由二态性生活所导致的精神缺位所造成。
然而代表主流白人文化，处于族群优势地位的英裔本身也并非无可指摘，他们的祖先大多是英国早期的流放犯人，属于白人社会的底层。这些人为母国所弃，背井离乡定居于陌生的土地，由于故土难回他们就试图把英国的一切复制到这片新大陆上，聊以自慰对故乡和家园的思恋和向往。威廉斯·查尔斯·温特沃斯的诗作《澳大利亚》正是这一心愿的写照，他在诗中把澳大利亚喻作延后降生的婴儿，希望他能崛起成为新世界中另一个英国。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这个“新生的婴儿”即是以“母国”英国为发展榜样，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裔白人不顾澳洲大陆的地理特色和人种现状，强行执行了一系列旨在灭绝土著文化，重现英国模式的措施。可以想象这些举措所导致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严重反弹，于是就有了他们在《别了，那道风景》中“宁愿做一个武士，战死在先人的运动场，把我们的鲜血洒在那里，也不愿意充满仇恨和耻辱，在自己的土地上过流亡者的生活”②的场景。在此“艰难”的重塑过程中，英裔白人固然不愿舍弃与母国的纽带，但也逐渐接受了于这片新大陆上无法重现母国荣耀的现实，因此在二态性生活所带来的错位心态中苦苦挣扎。
与此相对应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悲惨遭遇，他们虽然早已定居在这片大陆却被驱离家园，不但处于被流放的境遇还要舍去自己的文化。正如澳大利亚土著女作家凯思·沃克最富代表性的诗歌《我们要走了》中所描写：
他们来到小镇，
半裸的一群人，默默无声，
他们是种族仅存的一批。
他们来到举行成年仪式的老地方，
如今这儿无数白人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
于是“仅存的一批”原住民就这样屈辱地离开了故土，然而他们受祖先文化的影响并不会马上忘却甚而会有所延续，如同他们的后代博所说，“石头运动场不仅意味着过去，也意味着未来。……那些石头对今天土著人的意义并不亚于把它们放在那儿的那个时期的意义”③。然而面临错位的差异和断裂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该如何处理历史与当前、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对于此种状态赛义德的解释是：“流放的人处于一种中间境地：既不完全属于新的环境，又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在半卷入，半超然的状态下徘徊；一方面既怀旧又感伤，另一方面却既是表面上娴熟的模仿者，在私下里却是被遗弃的人”④，这恰好极为准确地阐释了米勒作品中华裔、英裔和土著在不同地域和空间下的二态性生活中造就的错位心理。
二 “无根”背后的传播与继承
小说中的祖先情结是各族群的传统文化。米勒作品中的华裔、英裔和土著由于二态性的生活陷入了精神“无根”的窘境，如何面对各自的祖先情结即传统文化成为他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传播是文化的本性，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虽然华裔、英裔和土著已远离各自的文化源地，但他们和自己的祖先情结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先情结的传播与继承势必冲破各式社会藩篱，超越时间与空间，延续人类文明的进程。
小说中由于不同族群的人物采取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式来处理各自的祖先情结，这样也就产生了彼此相异的后果和影响。《祖先游戏》中的浪子为了摆脱祖先的桎梏全力拥抱新世界，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就做出了种种背离祖先的“骇俗之举”，但渴望的归属感并没有在新世界找到，这归因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表象，也是人类各族群相互认同和区分的重要方式之一。浪子虽然故意切除了他和祖先的联系但又并未被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群体接纳，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杀之路，他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人终不可能与祖先完全剥离，虽然一心想融入另一种文化，却可能导致异域生活中的错位心理，因此脱离祖先的影响也只是一厢情愿，其所带来的无根心态很难在一个新兴的国度觅获归属感。
然而安娜贝尔的故事却与浪子的遭遇大相径庭。她是小说《安娜贝尔和博》中的女主人公，一位在墨尔本大学任教的英裔白人教师，逢遭家庭变故后黯然回乡，途中相遇儿时的玩伴——有四分之三土著血统的博。博的族人世代栖居于石乡这片土地，而且他的祖母也曾作为土著人的首领。两个家庭的渊源始于移居英裔族群与当地土著族群的不断纷争，其后两个家族间也各有恩怨。安娜贝尔回乡后不但重游故居，重新了解了祖先的过去还认识到与祖先同居一片土地的土著文化。而文化又涵蓋两个方面，其中“物质文化是指源于自然环境之中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文化，它与自然环境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变化节奏较快，具有发展速度快、变化频率快的特点，是精神文化的基础”⑤，与此相对应的“精神文化是指人们运用思维方式创造的成果、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政治法制、宗教信仰、文物典章、风俗习惯等。”⑥小说中安娜贝尔慨然和博同去称之为土著人心脏的圣地——石头运动场，从而重新认识了另一存在于这片大地的文化。在此感召下她归还给石乡原住民在当地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圆锥形石器文物，这充分体现了她对土著文化的尊重。这里无论是古老的石头运动场还是特制的圆锥形石器都是土著物质文化的代表，也是他们特属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他们的祖先情结。而“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符号及其系统的意义结构的生产、机构和传播”⑦，土著对石头运动场和圆锥形石器的珍视和纪念即是他们对以祖先情结为表象的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继承。由此安娜贝尔的回乡之旅不仅使她了解到其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历史，还认识了土著的传统文化，因而意识到历史与文化都是不容抹杀和回避的。 另一位直面祖先往昔的人物是道佳尔德，他的身份是《别了，那道风景》中的原住民文化顾问，在其弥留之时终于谈及了其曾祖父的杀戮往事，虽然被屠戮的白人定居者也负有责任，但他仍为此报以忏悔。这一事件起因实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英裔对土著的文化霸权行径，他们用暴力或教化的手段试图人为阻断土著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以维护自身文化的“纯洁性”不受干扰。但他们在伤害他族群的同时自身也被反噬，而作为受害者和加害者后代的道佳尔德最终也认识到昔日争斗的双方其实有着相通的“血脉”，都是这片土地共同的主人，这也与小说中原住民武士无奈于“杀死另一个自己”的说法相呼应，因此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才是其能够健康发展，避免悲剧重演的有效途径。小说中道佳尔德最终没有掩盖和忘却这段特殊的历史，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和归属。
三 民族记忆与祖先情结
既然历史记忆中的文化积淀属于“一个民族社会思想领域里为描述，证明和赞颂人民创造自身并维护自身存在的行动而做出的全部努力”⑧，那么祖先情结就是挥之不去的民族文化记忆，它潜藏在灵魂的最深处，是永远不可抹去的文化印记。无论是浪子、安娜贝尔或是博和道佳尔德，祖先情结都是他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已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纵然浪子用各种反叛的行为以示和祖先彻底决裂，但“一个人一旦属于某个祖先，就永远无法摆脱。”⑨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日常生活无不显现着祖先情结的浸润。在浪子的画作中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时常显现，他家里的匾额装饰着和家传宝镜上一样镂刻的凤凰雕像。虽然毁坏了族谱和家传宝镜但又矛盾地收集着来自家乡的古董，甚而最后自我剖析说“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苏格兰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东西……不管如何努力尝试，我们都不能失去它。不管其他人如何做，都不能伪造它”⑩。而这里“其他东西”指代的即是不可抹去的民族文化记忆即与生俱来的祖先情结，如果试图与祖先情结强行切割则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说中浪子粗暴地要和祖先摆脱关系，剜去已融入血液的文化印记，结果没有祖先的精神支持，身在异域的无根状态和心理错位让他走上了悲剧的结局。浪子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的重要性：一个企图与祖先切割的人是不可能有健全的异域生活。小说结尾浪子也曾祈盼成为一位“回头浪子”，即使离家千里也能叶落归根与祖先达成和解。另一方面，博和道佳尔德异常珍惜承载民族记忆的石头运动场和流传下来的石器，把它们视作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固守了自己的祖先情结。相反，如果他们舍弃这些民族记忆，则他们的历史就只能被英裔以区别于自身形象的“他者”概念来表述，从而造成对自身族群认同的曲解和割裂。
因此与浪子同样面临错位心理的安娜贝尔、博和道佳尔德则选择了和浪子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这个困境。他们直面历史，对祖先的伟绩和错误都坦然接受，珍惜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传播和继承祖先情结并通过借鉴历史来确定新的价值取向，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且他们能够把传统与现实结合，认识到在这个多元社会中还有其他族群成员的合理存在，任何民族文化都不能为他民族文化所简单替代，只能通过文化传播和交流使之产生渗透与融合，最终携手建立他们共同的家园，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健康发展。虽然分属不同的族群，但为着传播和继承祖先情结的共同夙愿让他们对这片土地和家园充满深深的热爱。正如博所说，“先人们也曾杀戮过。那个年代已经永远过去了。如果我们不能共处，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大家还会再次互相杀戮。我奶奶希望人们能过一种兄弟姐妹互不残杀的生活”11，而陷入混乱则又将给家园和族群带来灾难，这是祖先和后辈都不愿意看到的。安娜贝尔、博和道佳尔德选择了积极的二态性的生活，把祖先与后辈并置，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的同时通过跨文化传播吸取其他族群文化的营养成分，促进了本族群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最终也获得了个人心灵的归属和幸福。
“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12，没有了传播，文化也必将萎缩、枯竭。在米勒的这三部作品中，来自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即便由二态性的生活导致程度不同的错位心理，也无法与各自的祖先情结完全切割。他们有的选择弃绝祖先，想要在异域进入一个新的理想国却以失败告终；有的坚持传播与继承祖先的文化印记并以博大的胸怀把传统与现实结合，通过跨文化传播和交流避免了文化冲突和文化反弹，在多元文化的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祖先情结故事不但是澳大利亚各族群人民在这片土地生活、成长的缩影，而且表明了文化灭绝政策有悖于历史的进程，文化的传承不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而且有利于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一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殊的价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通过族群内部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和族群间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才能避免文化同质化的倾向，促成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米勒恰好为我们呈现了在现代多元社会中传播与继承祖先情结的真谛。
注释：
①⑩[澳]亚历克斯·米勒：《祖先游戏》，李尧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164页，第269页。
②[澳]亚历克斯·米勒：《别了，那道风景》，李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③11[澳]亚历克斯·米勒：《安娜贝尔和博》，郇忠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頁，第308-309页。
④[美]艾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⑤⑥周鸿铎主编：《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第67页。
⑦12庄晓东主编：《传播与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⑧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
⑨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第243页。
（作者单位：罗文彦，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曾艳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澳洲作家亚历克斯·米勒作品中的民族身份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Wl3111057）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