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写作与民族记忆的话题，说得简单点儿，就是想象与记忆、飞鸟与大地的关系问题。记忆如何在想象中闪光，想象如何在记忆中展开？这就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故事。文学作品的魅力，除了语言本身，更多地还在于带给人的精神力量与精神指引。所以这个故事就必须不仅好看，而且要有味道。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中国故事。因为他用汉语写作，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中国血，做的是中国梦，他所持有的是中国经验，阐发的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智慧。
　　伟大的中国故事从哪里来呢？
　　哈金是这样定义伟大的中国故事（小说）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虽然这个定义深受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基本到位的。但我更认同他所提出的，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着伟大的文学信念。在这个信念支撑与鼓舞之下，给自己设定更为巨大的标高，向文学大师学习，并把他们当作对手来超越。一个作家的写作进程，就是在不断逼近伟大作品的征途。
　　在瑞典学院演讲时，莫言自称只是个讲故事的人。事实上，每个中国作家都是在用不同文体讲述故事的人。他们一边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一边在追寻伟大的中国故事，并期待着两者的相遇与会师。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莫言认为，虽然局部或细节可能与现实生活相似甚至雷同，总体上和根本上还是任由讲故事的人“独断专行”、“颐指气使”，有意识地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现实生活盘根错节，创作与现实同样是盘根错节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创作中国故事时，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建立起丰富与浑厚的联系，才有意义，才能产生历史纵深感。
　　民族记忆是文学创作的土壤，蕴藏着产生伟大中国故事的丰厚资源。中国故事意味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客观上承载了民族的精神命脉，而每个变革的时代又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关于小说与时代，我曾经谈到过：“小说已死，不是说这种文体的消亡，也不缘于人们的懒散和生存压力，更非其他艺术门类的纷扰和其他媒介的强力侵入，而是小说本身，他的种种可能与人性上的挖掘，似乎已经探索完结。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时代与语言。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与风骨。每个写作者，也都有着自己叙述的腔调与癖好。有人的地方，就永远有小说。小说，于人而言，是对未来的一种过去式把握。”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既要走向民间，亲近传统，又要抓住时代特质，突破常识与俗见的约束，开辟广阔的新领域，获得感受现实的新视点。
　　另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里的“世界”，不能简单局限于方位地理，而是指民族记忆中的精神命脉与人类普遍经验与崇高美学以及“人”的哲学上的对接。伟大的中国故事也好，伟大的中国小说也罢，应该提升本民族的认知经验，对全人类富有启迪和警醒，才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因此，正如格非所言，要对中国故事有所贡献，“我们应当对世界各地的文学、文化和文明抱有开放的态度。事实上，没有外国故事做参照，没有其他的文明和文化来加以比较，我们又如何知道中国故事的独特性呢？”任何传统文化都跳不出人类经验的范畴，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记忆的融合与淬炼，海纳百川的心态，如同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一样，是因中国气派而得中国故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