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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7年7月，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例，具有有的放矢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价值、言之有物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价值和与时俱进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3-064-05
1937年7月，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所著的《实践论》[1]282，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其蕴含着深刻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内涵，影响深远，历久弥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纵深的新时代，再次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深入研究分析其文本价值和当代启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对《实践论》进行再研究再学习，从历史价值、方法论价值和时代价值三个维度，以期汲取经典文本中的经验和智慧。
一、从自在到自为：有的放矢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选集》中对《实践论》的写作背景作了权威概要的解读，从时间上分析，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意义重大的哲学著作[2]。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实践论》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即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而且其本身更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对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认识到实践这一飞跃的科学回答，力图从哲学上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3]。这是写作《实践论》直接的实践指向和理论指向，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在到自为的逻辑所在。
学界普遍认为，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蓬勃发展早已开始，而《实践论》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极具代表性意义的理论成果，它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阐述，对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影响[4]。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和示范意义[5]。从理论发展的脉络分析，《实践论》本身就是有意识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综上，我们将《实践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两个维度解析了《实践论》的写作背景和动机以及其历史作用，肯定了《实践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为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是《实践论》一文的历史价值。
二、从文本到内涵：言之有物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具体思想内涵，如何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此有过最为清晰完整的表述，其中把“中国的具体实际”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根据对《实践论》写作思路和文本内容的研读，其深厚理论功底的背后，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文化和时代精神研究中国情况和时代问题的深层逻辑。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示范意义可归纳为四个层面，不仅在文本上阐述了哲学原理和实践指向，更蕴含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时代内涵。这是《实践论》一文的方法论价值。
（一）基于原理講道理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论》的写作紧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是基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
首先，毛泽东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实践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缺陷，并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1]282无论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还是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物质生产活动都是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毛泽东尤其强调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人的认识发展的深刻影响。
其次，毛泽东基于唯物辩证法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他科学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指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而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认识的过程就被归纳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1]296这一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过程。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支撑下，毛泽东指出：“只有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1]284这就完成了其结论中点明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296，讲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通篇来看，《实践论》的行文和内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叙事和议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支撑，始终散发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光芒。
（二）基于实践讲问题
《实践论》说理与议论并行，全文叙议结合，始终围绕实践，紧盯问题，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和问题导向。
从写作的背景和动机来看，《实践论》是毛泽东着眼于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党内出现的实际问题，深刻洞察并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而有针对性地写出的经典著作。 从写作思路上来看，《实践论》全文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围绕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讲问题，《实践论》有的放矢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箭”射向了中国革命的“靶”，很好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从文本内容来看，《实践论》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著作，而是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紧密结合了中国革命实际[6]。文章在科学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上，指出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的错误倾向。在说明认识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具体指出革命党人的认识必须随着革命时期情况的急速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实践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跳出了书斋，跳出了本本，围绕实践，紧盯问题，凝结了中国革命血和泪的经验教训，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典示例。
（三）基于文化求特色
《实践论》具备极高的文字造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实践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鲜明体现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运用当中。
《实践论》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理论经典，包含着中国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中国表述（中国的表达方式）、中国论据（中国的逻辑形式）、中国运用（中国的实践招式），不仅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更体现着中国特色，写出了中国话语。
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时，毛泽东言道这是“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在阐述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即运用概念做判断推理时，毛泽东用上了《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表达;而在阐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时，毛泽东则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加以阐释，增强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力和认同感。
（四）基于时代求创新
正如《实践论》中所言：“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1]287
《实践论》是时代的产物，包含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对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分析，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向农村包围城市，就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决定的[7]。《实践论》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具体产物。
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出发，《实践论》时刻围绕中国革命问题，深刻体现了时代印记。文章谈及“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谈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具体剖析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其引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紧紧围绕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主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出发，《实践论》有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实践论》提供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独特视角，它在理论上不仅仅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是身体力行地将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代特征，联系中国实际，是基于时代求创新的表率，这对于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党的理论创新影响巨大。
三、从革命到建设：与时俱进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实践论》的示范意义，是本文的逻辑节点，而以《实践论》为示例典范，探讨其对于新时代理论发展的价值启示，并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本文重点。这是《实践论》一文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和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飞跃的逻辑线索，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重点需要突出以下三点：
（一）以哲学原理把握时代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钥匙。《实践论》虽然有鲜明的实际指向，紧密结合了具体实践，但它本质上是一部哲学著作。面对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极具智慧地选择了从哲学角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给全党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全新视角，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始终坚持唯物论，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坚持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终坚持辩证法思想，坚持用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和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群众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二）以实践发展聚焦国情变化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不了解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是无法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指导中国实践，以期革命取得胜利的。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注重立足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即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重要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许多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具体问题，必须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具体到中国国情，也要具体到具体事务，更要具体了解具体事务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这是所谓“具体”的不同尺度和维度。
新时代，新方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和具体问题，我们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迎来了更进一步的奋斗目标、经历着国际地位由大向强的转变。以主要矛盾的转化为例，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们根据时代发展做出的历史性判断，也是新时代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等政策措施。
（三）以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声音
上文提到，《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其中所包含中国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中国表述（中国的表达方式）、中国论据（中国的逻辑形式）、中国运用（中国的实践招式）无不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知，其建构的话语体系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義重大。从理论发展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继续发扬这一光辉典范，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核心和科学指导，并在既有框架下不断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孙建华.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分期理论的架构[J].社会主义研究，2015（05）.
[3] 孙正聿.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J].哲学研究，2015（03）.
[4] 种海峰.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2）.
[5] 汪青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1）.
[6] 许全兴.《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
[7]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52）.
【责任编辑：刘中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3-064-05
1937年7月，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所著的《实践论》[1]282，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其蕴含着深刻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内涵，影响深远，历久弥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纵深的新时代，再次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深入研究分析其文本价值和当代启示，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对《实践论》进行再研究再学习，从历史价值、方法论价值和时代价值三个维度，以期汲取经典文本中的经验和智慧。
一、从自在到自为：有的放矢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选集》中对《实践论》的写作背景作了权威概要的解读，从时间上分析，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意义重大的哲学著作[2]。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实践论》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即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而且其本身更是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对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认识到实践这一飞跃的科学回答，力图从哲学上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3]。这是写作《实践论》直接的实践指向和理论指向，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在到自为的逻辑所在。
学界普遍认为，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蓬勃发展早已开始，而《实践论》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极具代表性意义的理论成果，它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阐述，对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影响[4]。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和示范意义[5]。从理论发展的脉络分析，《实践论》本身就是有意识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综上，我们将《实践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两个维度解析了《实践论》的写作背景和动机以及其历史作用，肯定了《实践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为发展的重大意义。这是《实践论》一文的历史价值。
二、从文本到内涵：言之有物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具体思想内涵，如何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此有过最为清晰完整的表述，其中把“中国的具体实际”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根据对《实践论》写作思路和文本内容的研读，其深厚理论功底的背后，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文化和时代精神研究中国情况和时代问题的深层逻辑。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示范意义可归纳为四个层面，不仅在文本上阐述了哲学原理和实践指向，更蕴含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时代内涵。这是《实践论》一文的方法论价值。
（一）基于原理講道理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论》的写作紧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是基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
首先，毛泽东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实践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缺陷，并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1]282无论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还是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物质生产活动都是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毛泽东尤其强调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人的认识发展的深刻影响。
其次，毛泽东基于唯物辩证法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他科学区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指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而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认识的过程就被归纳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1]296这一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过程。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支撑下，毛泽东指出：“只有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1]284这就完成了其结论中点明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296，讲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通篇来看，《实践论》的行文和内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叙事和议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支撑，始终散发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光芒。
（二）基于实践讲问题
《实践论》说理与议论并行，全文叙议结合，始终围绕实践，紧盯问题，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和问题导向。
从写作的背景和动机来看，《实践论》是毛泽东着眼于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党内出现的实际问题，深刻洞察并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而有针对性地写出的经典著作。 从写作思路上来看，《实践论》全文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围绕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讲问题，《实践论》有的放矢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箭”射向了中国革命的“靶”，很好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从文本内容来看，《实践论》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著作，而是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紧密结合了中国革命实际[6]。文章在科学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上，指出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的错误倾向。在说明认识运动问题上，毛泽东具体指出革命党人的认识必须随着革命时期情况的急速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实践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跳出了书斋，跳出了本本，围绕实践，紧盯问题，凝结了中国革命血和泪的经验教训，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典示例。
（三）基于文化求特色
《实践论》具备极高的文字造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实践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鲜明体现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运用当中。
《实践论》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理论经典，包含着中国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中国表述（中国的表达方式）、中国论据（中国的逻辑形式）、中国运用（中国的实践招式），不仅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更体现着中国特色，写出了中国话语。
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时，毛泽东言道这是“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在阐述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即运用概念做判断推理时，毛泽东用上了《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表达;而在阐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时，毛泽东则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加以阐释，增强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力和认同感。
（四）基于时代求创新
正如《实践论》中所言：“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1]287
《实践论》是时代的产物，包含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对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分析，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向农村包围城市，就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决定的[7]。《实践论》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具体产物。
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出发，《实践论》时刻围绕中国革命问题，深刻体现了时代印记。文章谈及“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谈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具体剖析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其引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紧紧围绕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主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出发，《实践论》有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实践论》提供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独特视角，它在理论上不仅仅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是身体力行地将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代特征，联系中国实际，是基于时代求创新的表率，这对于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党的理论创新影响巨大。
三、从革命到建设：与时俱进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实践论》的示范意义，是本文的逻辑节点，而以《实践论》为示例典范，探讨其对于新时代理论发展的价值启示，并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本文重点。这是《实践论》一文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和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飞跃的逻辑线索，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重点需要突出以下三点：
（一）以哲学原理把握时代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钥匙。《实践论》虽然有鲜明的实际指向，紧密结合了具体实践，但它本质上是一部哲学著作。面对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极具智慧地选择了从哲学角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给全党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全新视角，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始终坚持唯物论，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坚持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终坚持辩证法思想，坚持用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和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群众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二）以实践发展聚焦国情变化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不了解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是无法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指导中国实践，以期革命取得胜利的。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注重立足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即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重要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许多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具体问题，必须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具体到中国国情，也要具体到具体事务，更要具体了解具体事务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这是所谓“具体”的不同尺度和维度。
新时代，新方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和具体问题，我们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迎来了更进一步的奋斗目标、经历着国际地位由大向强的转变。以主要矛盾的转化为例，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们根据时代发展做出的历史性判断，也是新时代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等政策措施。
（三）以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声音
上文提到，《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其中所包含中国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中国表述（中国的表达方式）、中国论据（中国的逻辑形式）、中国运用（中国的实践招式）无不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知，其建构的话语体系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義重大。从理论发展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继续发扬这一光辉典范，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核心和科学指导，并在既有框架下不断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孙建华.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分期理论的架构[J].社会主义研究，2015（05）.
[3] 孙正聿.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J].哲学研究，2015（03）.
[4] 种海峰.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2）.
[5] 汪青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1）.
[6] 许全兴.《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
[7]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52）.
【责任编辑：刘中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