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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推荐：也许，世界上最可怕的刑罚不是死亡，而是孤独……
我被认定有罪，判处“隐身”一年，时间从公元2104年5月11日起。他们把我带进一间黑暗的房间，在我前额上打上标记。
“一点也不痛的。”一个粗汉说着，把烙铁按到我的额头上。一阵凉爽后就完事了。
“现在怎么办？”我问。
没有回答，他们没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开了房间。门开着。我可以离开，也可以呆在这里，随我便。由于我额上的符号，没人会跟我说话或多看我一眼，我是不可见的。
你要明白，所谓的不可见，完全是比喻性的。我依然有着血肉之躯——一种荒唐的刑罚？是的。只是，罪行也同样荒唐：我犯了冷淡罪，拒绝将自己的烦恼说给别人听。
我已经4次犯了这种罪，所以将受到一年的“隐身”处罚，我现在是不可见的。
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的热情世界。
午后下过雨。街道上的雨水正慢慢收干，空中花园里弥漫着万物生长的气息。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在他们中间走着，可他们根本不注意我。跟一个隐身犯说话将受到的处罚是隐身一个月、一年，或者更长。我在想这个条例是否会被严格遵守。我很快就知道了。
我走进电梯，上到空中花园。仙人掌园。那满是节瘤的奇特形状很合我的心境。我走去买票。柜台后坐着一个眼光呆滞的妇女。
我放下硬币。她的眼里出现一丝惊怕，但很快消失了。
“一张门票。”我说。
没有回答。人们在我身后排着队。我重复了一遍。妇女无奈地抬起头，接着朝我的左后方看去。一只手伸过来，一个硬币放在了柜台上。她收起硬币，把门票交给男子。
“我买一张票！”我让语音发得很清晰。
其他人把我挤开了。没有一句道歉。我开始意识到“隐身”的含意了。
不过也有聊以补偿的好处。我绕到柜台后，没付钱就拿了一张票。由于我是不可见的，别人不能阻止我。我把票塞进票箱，走进了仙人掌园。
可我很快厌倦了。我不想再呆下去。出来时我的手指碰上了一根刺，流了血。至少仙人掌还是承认我存在的，让我流了点血。但也仅此而已。
我的思緒很乱。我来到餐厅，在门口站了半个小时，侍者一再从我身边走过。我终于意识到，我这是白等一场。没人会过来为我服务。
我可以走进厨房。我可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我可以破坏餐厅的正常营业。不过我决定不这么干。社会有它对付隐身犯人的办法。
我离开餐厅，在一家自动餐馆吃饭，接着坐一辆自动出租车回家。机器，像仙人掌一样，对我这类人并无歧视。我感到它们将在一年里成为我仅有的伴侣。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的书籍在等我，可我对它们没有兴趣。我伸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跟折磨着我的奇怪的疲惫感斗争，思考着我的“隐身”。
这不会太辛苦，我对自己说。我一向不怎么依赖别人。我不就是因为对他们冷淡而被判刑的吗？那么现在我又需要他们什么？就让他们不理我吧！这一定很悠闲。不管怎样我有一年的时间不必上班了。隐身犯无须工作。我们又怎能工作？谁会找一个不可见的医生看病，雇一个不可见的律师辩护，或者把文件交给一个不可见的秘书呢？不工作当然没有收入，不过房东并不向隐身犯收租。隐身犯可以随便到哪去，不必花钱。这点我已在空中花园体验过了。
我觉得隐身刑罚不过是一个大笑话。他们判我一年的时间来修身养性，仅此而已，没什么可怕。
第二天是进一步试验和发现的一天。我外出长时间地散步，小心谨慎地走在人行道上。我听说过男孩们会故意将有隐身标记的人推倒，以此为乐。不会有人来帮你，他们也不会受罚。我在街上走，看着人群纷纷避开我，像显微镜用的切片刀切开细胞一样。到中午我看见了第一个隐身同胞。他仅仅跟我的眼光相触了一刹那，就又继续往前走了。一个隐身犯同样不可见他的同类。我感到有趣。我仍在品尝这种生活的新奇感。轻慢和冷漠伤害不了我。现在还不会。
晚上我来到一家女浴室。我不怀好意地微微笑着，走上台阶。服务员向我投来惊讶的一瞥——但不敢阻止我。对我来说这是个小小的胜利。我走了进去。
我的感受颇有些矛盾。能大摇大摆进入这隐秘之所使我有一种狡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一种感觉在我头脑里滋生——是悲伤？厌倦？还是反感？羞愧？
我无法加以分析，后一种感受像一只滑腻的手卡着我的喉咙。我赶紧离开了。
到第3个星期我病了。发高烧，接着胃痛，呕吐。我觉得自己快死了。
我在瓷砖地上躺了很久。我想：如果是阑尾炎怎么办？那个废弃的残留物，发了炎，马上要穿孔了……
我需要医生。电话机上布满灰尘。他们嫌麻烦没把它拆掉。不过自从被判隐身后我就没给任何人打过电话，也没人敢给我打电话。明知故犯给隐身犯打电话所受的处罚是隐身。
我抓起电话，拨号。电话接通了，机器人接线生说：“先生，您想跟谁说话？”
“医生。”我喘着气说。
“好的，先生。”平静的、不自然的机械声！法律无法判处一个机器人隐身，所以它跟我说话不受限制。
屏幕亮了。一个医生腔的声音问：“什么地方不舒服？”
“可能是阑尾炎。”
“我们这就派一个……”他停下了。
我犯了个错误，抬起了我那张痛苦的脸。医生看见了我额头的标记。
屏幕闪了一下，变得漆黑一片。
“医生。”我呻吟着。
他走了。医生不能照顾不可见的人。对整个社会而言我根本不存在。我只有忍着了。这便是“隐身”的不利方面。你可以不受阻拦地走进浴室，可当你痛苦挣扎时同样没人管你。如果你的阑尾破裂了，哈，这对于其他可能步你后尘的人不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吗？
我的阑尾没有破裂。我活了下来，不过元气大伤。一个人可以一年不跟人交谈，他可以乘自动汽车，可以在自动餐馆吃饭。可没有自动医生。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受不了了。监狱犯人生病时还能看医生。我的罪行还不足以蹲监狱，可我病了却没有医生替我治疗。这不公平！我诅咒发明了“隐身”这种刑罚的恶魔。我每天孤独地迎来凄凉的黎明，像鲁滨孙在荒岛上一样，可这里是有着1 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啊！ 我怎样才能尽述几个月来我的情绪变化和我的许多行为呢？
有许多次“隐身”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财富。
我偷窃。我到小商店去抢钱。店主吓得直打哆嗦，却不敢阻止我，害怕叫起来他本人也会被判隐身。不过如果我知道，政府会对这类损失进行补偿，我也许就不会如此开心了。
我乱走乱闯。浴室已不再吸引我。我到旅馆里去，任意打开房门。多数房间是空的。一些房间里有人。
下雨时我站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对着四面八方高楼上隐约出现的面孔恶声叫骂。
我嘲笑，做鬼脸。我走进剧院，在过道上手舞足蹈。没人抱怨我。我额上的显眼标记告诉他们要克制；他们只好忍气吞声。
我时而疯狂时而高兴。我这是疯了——我供认不讳。一个人在被强制“隐身”几个月后的确很难平衡自己。
我昏昏沉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昨天我还对周围“可见”的傻瓜不屑一顾，今天就顾影自怜。我在街上无休无止地走动，穿过灯火闪耀的拱廊，盯着公路上呼啸而过的车流。连要饭的都不理我。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闪光的世纪里还有乞丐。我是被判“隐身”后才知道的，长时间的闲逛把我带到了贫民窟。
没人向我讨钱。有一次一个瞎子走过来。“看在上帝份上，”他喘息着说，“帮我从眼球库买一对新眼球吧。”
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话。我把手伸进口袋，打算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以表感激。可没等我把钱掏出来，一个瘸子拄着拐杖插进我们之间。我听见他用耳语说“隐身”。两人像受惊的螃蟹一样逃之夭夭。我手里拿着钱，呆呆站在原地。
魔鬼！发明了这种刑罚的魔鬼！
我的傲气消失了。谁说我对人冷淡？我像海绵一样柔驯，可怜巴巴地希望别人能跟我说句话、笑一笑。这是我隐身的第6个月。
我现在对“隐身”切齿痛恨。它带来的满足感是空虚的，而带来的痛苦却叫人忍无可忍。我怀疑我是否能活过剩下的6个月。请相信我，在那些日子里自杀的念头时时萦绕着我。
终于我干了件大蠢事。在一次闲逛时我遇到了另一个隐身犯。跟以前一样，我们的眼睛谨慎地对视了一下。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到了人行道上，继续走他的路。但我奇怪他究竟干了什么也被判了隐身，我被一种愿望驱使着想要追上去，了解他的名字，跟他说话，拥抱他。
我跟在他身后走了3个街区，与他保持20到50步的距离。机器人警察无处不在，它们能迅速侦察到违法行为，我不敢妄动。他走进一条肮脏的巷子，以隐身犯所特有的慢悠悠的盲目的步态溜达起来。我追上去。
“求求你，”我轻声说，“这里没人看见。我们可以说话。我的名字是……”
他看着我，眼里带着恐怖。过了片刻，他急速起步，要绕过我。
我拦住他。
“等一下，”我说，“别害怕。求求……”
他冲过我身边。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挣开了。
“就一句！”我哀求道。
没有一句话。连一句嘶哑的“让我过去”都没有。他跑向空旷的街道。我望着他的背影，涌起一股极度的孤独。
随后是恐惧。他没有违反隐身条例，可我违反了。这也许会延长我的隐身期。我焦虑地朝四周看，幸好周围看不见一个机器人警察。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朝大街走去。我发现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以如此恐慌的方式跟另一个隐身犯接触——公开承认我的孤独、我的需要——这意味着社会赢了，我不能忍受。
我发现自己又离仙人掌园不远。我从门卫那里抓了一张票便进去了。我发现一株弯弯曲曲、华美绚丽的仙人掌。它有8英尺高，是一个长满刺的大怪物。我将它拧断，撕成块块碎片，我的手上扎了许多刺。人们装作没有看见。我将刺拔去，手掌淌着血，我再乘电梯下去，又陷入极度孤独的隐身生活之中。
第8个月过去了，第9个月，第10个月……
我的刑期就要满了。
最后几个月里我渐渐进入麻木状态。我的思维只能靠惯性运转，我对自己的处境已听之任之，不过是稀里糊涂地过一天算一天。我强制自己看书，内容不加选择，今天读亚里士多德，明天读圣经，后天又捧起一本力学教科书。我什么也记不住；在我翻新一页时，上一页的内容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我不再有心情利用“隐身”的便利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一本书里写道：“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要加上一句：“对于隐身犯，一切都是可能的和乏味的。”
令人厌倦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再也不愿扳着指头数时间了。我根本忘掉了我的刑期。那一天，我正在房间里读书，无聊地从一页翻到另一页，突然门铃响了。整整一年它没有响过。我几乎忘了这种声音的意义。
我开了门。他们，代表法律的人，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除去了我额上的徽记。
“你好，公民。”他们对我说。
我庄严地点点头：“你们好。”
“你的刑期满了。你又回到了社会中。”
“谢谢，是的。”
“跟我们去喝一杯。”
“我看不必了吧。”
“这是传统。走吧。”
我跟他们去了。我又成为人类的一员了。我是“可见”的。我再也不敢冷冷地拒绝了。我学会了谦卑。
当然，回到可见状态经过了一个颇尴尬的转变过程。要跟老朋友們会面，要说许多无聊空洞的话，已经七零八落的关系要一个个恢复。我在这个城市里被“流放”了一年，恢复原状并不容易。
自然，没有人提起我“隐身”的那段时间。它被当作一种隐痛。虚伪，我这样想。不过我接受了。
于是在我们的交往中存在着一个黑洞、一处真空，或说一张空白页。它使得我跟朋友们没多少话可谈。恢复绝非轻而易举。不过我坚持着，因为我已不再是以前那个高傲的我了。
我不时会在街上看到个把隐身犯。想不遇到他们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对此已有所训练，我很快地把视线移开。
然而，到我恢复“可见”后的第4个月，我的刑罚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也画上了句号。我已回到了原先工作的市政府文件局。我下了班，正朝地铁走去，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求求你，”一个声音说，“等一等。”
我万分惊讶地抬起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人们从不主动跟陌生人搭腔。我看见这人的前额上有一个闪亮的“隐身”徽记。我认出他了——那个我曾想要与之搭腔的年轻人。他变得憔悴了，他的眼神是疯狂的。当时他一定是刚开始服刑不久，而现在刑期想必快满了。
我吓得发抖。这里可不是冷清的巷子，是城里最热闹的广场。我挣脱他的手，转过身去。
“不要走！”他叫道，“你不能可怜可怜我吗？你自己也这样过。”
我迈出一步后站住了。我想起了我以前曾怎样叫住他、求他。我想起了自己的悲惨的孤独。
我又跨了一步。
“胆小鬼！”他在我身后尖叫，“跟我说话！你敢吗？跟我说话，胆小鬼……”
我受不了了。我眼含泪花，转身朝他走去。我抓住他瘦弱的手腕。这一接触似乎使他激动万分，不知所措。我抱住他，试图把他身上的悲哀分一部分到我的身上。
机器人警察包围了我们。
他们会再次审判我——这次不是因为冷淡罪，而是因为热情罪。
或许他们会认为情有可原而释放我，或许不会。我不在乎。
如果他们认定我有罪，这一次我要像戴荣誉勋章一样戴着我的隐身徽记。
（有删改）
我被认定有罪，判处“隐身”一年，时间从公元2104年5月11日起。他们把我带进一间黑暗的房间，在我前额上打上标记。
“一点也不痛的。”一个粗汉说着，把烙铁按到我的额头上。一阵凉爽后就完事了。
“现在怎么办？”我问。
没有回答，他们没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开了房间。门开着。我可以离开，也可以呆在这里，随我便。由于我额上的符号，没人会跟我说话或多看我一眼，我是不可见的。
你要明白，所谓的不可见，完全是比喻性的。我依然有着血肉之躯——一种荒唐的刑罚？是的。只是，罪行也同样荒唐：我犯了冷淡罪，拒绝将自己的烦恼说给别人听。
我已经4次犯了这种罪，所以将受到一年的“隐身”处罚，我现在是不可见的。
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的热情世界。
午后下过雨。街道上的雨水正慢慢收干，空中花园里弥漫着万物生长的气息。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在他们中间走着，可他们根本不注意我。跟一个隐身犯说话将受到的处罚是隐身一个月、一年，或者更长。我在想这个条例是否会被严格遵守。我很快就知道了。
我走进电梯，上到空中花园。仙人掌园。那满是节瘤的奇特形状很合我的心境。我走去买票。柜台后坐着一个眼光呆滞的妇女。
我放下硬币。她的眼里出现一丝惊怕，但很快消失了。
“一张门票。”我说。
没有回答。人们在我身后排着队。我重复了一遍。妇女无奈地抬起头，接着朝我的左后方看去。一只手伸过来，一个硬币放在了柜台上。她收起硬币，把门票交给男子。
“我买一张票！”我让语音发得很清晰。
其他人把我挤开了。没有一句道歉。我开始意识到“隐身”的含意了。
不过也有聊以补偿的好处。我绕到柜台后，没付钱就拿了一张票。由于我是不可见的，别人不能阻止我。我把票塞进票箱，走进了仙人掌园。
可我很快厌倦了。我不想再呆下去。出来时我的手指碰上了一根刺，流了血。至少仙人掌还是承认我存在的，让我流了点血。但也仅此而已。
我的思緒很乱。我来到餐厅，在门口站了半个小时，侍者一再从我身边走过。我终于意识到，我这是白等一场。没人会过来为我服务。
我可以走进厨房。我可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我可以破坏餐厅的正常营业。不过我决定不这么干。社会有它对付隐身犯人的办法。
我离开餐厅，在一家自动餐馆吃饭，接着坐一辆自动出租车回家。机器，像仙人掌一样，对我这类人并无歧视。我感到它们将在一年里成为我仅有的伴侣。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我的书籍在等我，可我对它们没有兴趣。我伸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跟折磨着我的奇怪的疲惫感斗争，思考着我的“隐身”。
这不会太辛苦，我对自己说。我一向不怎么依赖别人。我不就是因为对他们冷淡而被判刑的吗？那么现在我又需要他们什么？就让他们不理我吧！这一定很悠闲。不管怎样我有一年的时间不必上班了。隐身犯无须工作。我们又怎能工作？谁会找一个不可见的医生看病，雇一个不可见的律师辩护，或者把文件交给一个不可见的秘书呢？不工作当然没有收入，不过房东并不向隐身犯收租。隐身犯可以随便到哪去，不必花钱。这点我已在空中花园体验过了。
我觉得隐身刑罚不过是一个大笑话。他们判我一年的时间来修身养性，仅此而已，没什么可怕。
第二天是进一步试验和发现的一天。我外出长时间地散步，小心谨慎地走在人行道上。我听说过男孩们会故意将有隐身标记的人推倒，以此为乐。不会有人来帮你，他们也不会受罚。我在街上走，看着人群纷纷避开我，像显微镜用的切片刀切开细胞一样。到中午我看见了第一个隐身同胞。他仅仅跟我的眼光相触了一刹那，就又继续往前走了。一个隐身犯同样不可见他的同类。我感到有趣。我仍在品尝这种生活的新奇感。轻慢和冷漠伤害不了我。现在还不会。
晚上我来到一家女浴室。我不怀好意地微微笑着，走上台阶。服务员向我投来惊讶的一瞥——但不敢阻止我。对我来说这是个小小的胜利。我走了进去。
我的感受颇有些矛盾。能大摇大摆进入这隐秘之所使我有一种狡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一种感觉在我头脑里滋生——是悲伤？厌倦？还是反感？羞愧？
我无法加以分析，后一种感受像一只滑腻的手卡着我的喉咙。我赶紧离开了。
到第3个星期我病了。发高烧，接着胃痛，呕吐。我觉得自己快死了。
我在瓷砖地上躺了很久。我想：如果是阑尾炎怎么办？那个废弃的残留物，发了炎，马上要穿孔了……
我需要医生。电话机上布满灰尘。他们嫌麻烦没把它拆掉。不过自从被判隐身后我就没给任何人打过电话，也没人敢给我打电话。明知故犯给隐身犯打电话所受的处罚是隐身。
我抓起电话，拨号。电话接通了，机器人接线生说：“先生，您想跟谁说话？”
“医生。”我喘着气说。
“好的，先生。”平静的、不自然的机械声！法律无法判处一个机器人隐身，所以它跟我说话不受限制。
屏幕亮了。一个医生腔的声音问：“什么地方不舒服？”
“可能是阑尾炎。”
“我们这就派一个……”他停下了。
我犯了个错误，抬起了我那张痛苦的脸。医生看见了我额头的标记。
屏幕闪了一下，变得漆黑一片。
“医生。”我呻吟着。
他走了。医生不能照顾不可见的人。对整个社会而言我根本不存在。我只有忍着了。这便是“隐身”的不利方面。你可以不受阻拦地走进浴室，可当你痛苦挣扎时同样没人管你。如果你的阑尾破裂了，哈，这对于其他可能步你后尘的人不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吗？
我的阑尾没有破裂。我活了下来，不过元气大伤。一个人可以一年不跟人交谈，他可以乘自动汽车，可以在自动餐馆吃饭。可没有自动医生。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受不了了。监狱犯人生病时还能看医生。我的罪行还不足以蹲监狱，可我病了却没有医生替我治疗。这不公平！我诅咒发明了“隐身”这种刑罚的恶魔。我每天孤独地迎来凄凉的黎明，像鲁滨孙在荒岛上一样，可这里是有着1 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啊！ 我怎样才能尽述几个月来我的情绪变化和我的许多行为呢？
有许多次“隐身”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财富。
我偷窃。我到小商店去抢钱。店主吓得直打哆嗦，却不敢阻止我，害怕叫起来他本人也会被判隐身。不过如果我知道，政府会对这类损失进行补偿，我也许就不会如此开心了。
我乱走乱闯。浴室已不再吸引我。我到旅馆里去，任意打开房门。多数房间是空的。一些房间里有人。
下雨时我站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对着四面八方高楼上隐约出现的面孔恶声叫骂。
我嘲笑，做鬼脸。我走进剧院，在过道上手舞足蹈。没人抱怨我。我额上的显眼标记告诉他们要克制；他们只好忍气吞声。
我时而疯狂时而高兴。我这是疯了——我供认不讳。一个人在被强制“隐身”几个月后的确很难平衡自己。
我昏昏沉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昨天我还对周围“可见”的傻瓜不屑一顾，今天就顾影自怜。我在街上无休无止地走动，穿过灯火闪耀的拱廊，盯着公路上呼啸而过的车流。连要饭的都不理我。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闪光的世纪里还有乞丐。我是被判“隐身”后才知道的，长时间的闲逛把我带到了贫民窟。
没人向我讨钱。有一次一个瞎子走过来。“看在上帝份上，”他喘息着说，“帮我从眼球库买一对新眼球吧。”
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话。我把手伸进口袋，打算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以表感激。可没等我把钱掏出来，一个瘸子拄着拐杖插进我们之间。我听见他用耳语说“隐身”。两人像受惊的螃蟹一样逃之夭夭。我手里拿着钱，呆呆站在原地。
魔鬼！发明了这种刑罚的魔鬼！
我的傲气消失了。谁说我对人冷淡？我像海绵一样柔驯，可怜巴巴地希望别人能跟我说句话、笑一笑。这是我隐身的第6个月。
我现在对“隐身”切齿痛恨。它带来的满足感是空虚的，而带来的痛苦却叫人忍无可忍。我怀疑我是否能活过剩下的6个月。请相信我，在那些日子里自杀的念头时时萦绕着我。
终于我干了件大蠢事。在一次闲逛时我遇到了另一个隐身犯。跟以前一样，我们的眼睛谨慎地对视了一下。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到了人行道上，继续走他的路。但我奇怪他究竟干了什么也被判了隐身，我被一种愿望驱使着想要追上去，了解他的名字，跟他说话，拥抱他。
我跟在他身后走了3个街区，与他保持20到50步的距离。机器人警察无处不在，它们能迅速侦察到违法行为，我不敢妄动。他走进一条肮脏的巷子，以隐身犯所特有的慢悠悠的盲目的步态溜达起来。我追上去。
“求求你，”我轻声说，“这里没人看见。我们可以说话。我的名字是……”
他看着我，眼里带着恐怖。过了片刻，他急速起步，要绕过我。
我拦住他。
“等一下，”我说，“别害怕。求求……”
他冲过我身边。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挣开了。
“就一句！”我哀求道。
没有一句话。连一句嘶哑的“让我过去”都没有。他跑向空旷的街道。我望着他的背影，涌起一股极度的孤独。
随后是恐惧。他没有违反隐身条例，可我违反了。这也许会延长我的隐身期。我焦虑地朝四周看，幸好周围看不见一个机器人警察。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朝大街走去。我发现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以如此恐慌的方式跟另一个隐身犯接触——公开承认我的孤独、我的需要——这意味着社会赢了，我不能忍受。
我发现自己又离仙人掌园不远。我从门卫那里抓了一张票便进去了。我发现一株弯弯曲曲、华美绚丽的仙人掌。它有8英尺高，是一个长满刺的大怪物。我将它拧断，撕成块块碎片，我的手上扎了许多刺。人们装作没有看见。我将刺拔去，手掌淌着血，我再乘电梯下去，又陷入极度孤独的隐身生活之中。
第8个月过去了，第9个月，第10个月……
我的刑期就要满了。
最后几个月里我渐渐进入麻木状态。我的思维只能靠惯性运转，我对自己的处境已听之任之，不过是稀里糊涂地过一天算一天。我强制自己看书，内容不加选择，今天读亚里士多德，明天读圣经，后天又捧起一本力学教科书。我什么也记不住；在我翻新一页时，上一页的内容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我不再有心情利用“隐身”的便利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一本书里写道：“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我要加上一句：“对于隐身犯，一切都是可能的和乏味的。”
令人厌倦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再也不愿扳着指头数时间了。我根本忘掉了我的刑期。那一天，我正在房间里读书，无聊地从一页翻到另一页，突然门铃响了。整整一年它没有响过。我几乎忘了这种声音的意义。
我开了门。他们，代表法律的人，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除去了我额上的徽记。
“你好，公民。”他们对我说。
我庄严地点点头：“你们好。”
“你的刑期满了。你又回到了社会中。”
“谢谢，是的。”
“跟我们去喝一杯。”
“我看不必了吧。”
“这是传统。走吧。”
我跟他们去了。我又成为人类的一员了。我是“可见”的。我再也不敢冷冷地拒绝了。我学会了谦卑。
当然，回到可见状态经过了一个颇尴尬的转变过程。要跟老朋友們会面，要说许多无聊空洞的话，已经七零八落的关系要一个个恢复。我在这个城市里被“流放”了一年，恢复原状并不容易。
自然，没有人提起我“隐身”的那段时间。它被当作一种隐痛。虚伪，我这样想。不过我接受了。
于是在我们的交往中存在着一个黑洞、一处真空，或说一张空白页。它使得我跟朋友们没多少话可谈。恢复绝非轻而易举。不过我坚持着，因为我已不再是以前那个高傲的我了。
我不时会在街上看到个把隐身犯。想不遇到他们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对此已有所训练，我很快地把视线移开。
然而，到我恢复“可见”后的第4个月，我的刑罚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也画上了句号。我已回到了原先工作的市政府文件局。我下了班，正朝地铁走去，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求求你，”一个声音说，“等一等。”
我万分惊讶地抬起头。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人们从不主动跟陌生人搭腔。我看见这人的前额上有一个闪亮的“隐身”徽记。我认出他了——那个我曾想要与之搭腔的年轻人。他变得憔悴了，他的眼神是疯狂的。当时他一定是刚开始服刑不久，而现在刑期想必快满了。
我吓得发抖。这里可不是冷清的巷子，是城里最热闹的广场。我挣脱他的手，转过身去。
“不要走！”他叫道，“你不能可怜可怜我吗？你自己也这样过。”
我迈出一步后站住了。我想起了我以前曾怎样叫住他、求他。我想起了自己的悲惨的孤独。
我又跨了一步。
“胆小鬼！”他在我身后尖叫，“跟我说话！你敢吗？跟我说话，胆小鬼……”
我受不了了。我眼含泪花，转身朝他走去。我抓住他瘦弱的手腕。这一接触似乎使他激动万分，不知所措。我抱住他，试图把他身上的悲哀分一部分到我的身上。
机器人警察包围了我们。
他们会再次审判我——这次不是因为冷淡罪，而是因为热情罪。
或许他们会认为情有可原而释放我，或许不会。我不在乎。
如果他们认定我有罪，这一次我要像戴荣誉勋章一样戴着我的隐身徽记。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