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终我杀害了父亲。”“我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政治上杀害了他。”——小说《好的斯大林》是这样开头的。
“我”就是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俄罗斯当今著名作家，曾以创办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出版惊世骇俗的小说《俄罗斯美女》和发表耸人听闻的论文《追悼苏联文学》而多次成为苏联／俄罗斯文坛的轰动性人物。“父亲”就是弗拉基米尔·叶罗菲耶夫，曾任斯大林的法语翻译、苏联驻瑞典大使柯伦泰(苏联著名女外交家)的助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秘书、苏联驻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等职，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扮演过重要角色，甚至被誉为“斯大林之鹰”。“我”作为“官方之子”、“政权子弟”，随父亲长期生活在巴黎，享受着苏联当局提供的种种特权：海边度假、别墅豪宅、进口货、打网球，还有机会周游世界，过着花花公子式的生活。可是，“我”却最终成了本阶级的叛逆，成了苏联苏维埃制度甚至国家的敌人，也就是说，成了父亲所服务所维护的一切的反对者。这是一部新版《父与子》，父亲与儿子，乃至父辈与子辈，两种人生观、世界观，乃至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构成了《好的斯大林》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一次访谈中，叶罗菲耶夫曾不无调侃地说：“我想在这部小说里集中描写我家庭很多年一直存在的父与子的矛盾，但是书名不能叫《父与子》，因为俄国经典作家屠格涅夫已经有过以《父与子》命名的长篇杰作了。”在为该书中文译本而写的《致中国读者》中，作者又这样归纳了其作品的主题：“《好的斯大林》——是父与子相知相爱的悲剧性故事，其结局是在思想上谋杀了父亲。这是世界文化的永恒主题，我在本书中以我的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展开这一主题。”
这无疑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尽管作者欲盖弥彰地在扉页上标明：“本书中所有人物，包括真实存在的人和作者自己都纯属虚构。”尽管作者一本正经地在第三章中写道，“所有的作家都孤芳自赏”，“高尔基和纳博科夫——俄国文学的两极——却把自己的自传变成了如出一辙的狂妄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写什么“都是浪费时间”，乔伊斯“醉心于描写圣洁与淫欲”，布宁的回忆录是“有趣的尸恋”……“作家为什么要写自传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痼疾，这就好像在长椅子上刻下自己的姓名一样”，“我曾读过几十本自传，足够多的了，最终懂得我将永远不写自传”。但是，叶罗菲耶夫毕竟还是忍不住写作并发表了这部他自己不承认是自传的自传。这份自传是可读的，因为传主拥有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家庭，他以自己这一“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组合起了诸多“畅销”元素，如苏联时期的外交内幕，斯大林、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勃列日涅夫等政治人物，苏联和欧洲当时的文学艺术名人，二十世纪中期苏联的地下文学活动，异国风光，奇闻偶遇，等等。无怪乎，这部作品起先于2004年在德国一家报纸上连载时，受到欢迎，被说成是继《俄罗斯美女》之后的“第二次荣誉”。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部抖落家底的普通自传，同时也是一部创作性和艺术性很强的小说，这既体现在此书较强的后现代写作风格上(如叙述人称的随意转换、由史料和历史人物的对话造成的“片断性”、作者对每一个作品人物的调侃口吻、情节的跳跃等)，也表现在作品的立意和结构上。小说题为《好的斯大林》，其实它并不像有些读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在“正面地”描写斯大林，写斯大林富有人性的一面，为斯大林“翻案”，小说中的“好的斯大林”，当然可能是指斯大林本人(第90页：“斯大林对于西方的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码事，而对于上百万的俄罗斯人来说是另一码事，他们不相信坏的斯大林，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会折磨人会给他人造成痛苦。人民心中珍藏着的好的斯大林，俄罗斯救星和伟大民族之父的形象。”)，但首先指的是“父亲”(第102页：“我知道我父亲是好的斯大林。”)，更是指那个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苏维埃时代，曾经对那个时代极端反感的作者已过中年，开始以一种更冷静、更成熟，甚至不无怀旧的心态，来打量自己、家庭和国家的过去，来回忆那与自己的青春一同逝去的时代。当然，这里也并不仅仅是怀旧和眷念，更多的是解剖和分析。作者写道：“分析父母可比作精神上的乱伦。”(第116页)对父亲和父辈的残酷解析是作品的一个内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关于儿子(“我”)和子辈的不无自得的温情自述。于是，我们便感觉到了作者这样一种似乎颇为矛盾的写作心态：疏远政治却又对权势家庭的历史念念不忘，反叛现实却又对既得利益家庭充满怀旧之情。也许，赫尔岑关于《往事与沉思》的说法也可以被用来概括这本书：“一部精神的自传”，“历史在一个偶然步入其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
对父亲的“杀害”发生在1979年。就在父亲即将被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时，儿子却与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并在其中发表了一篇被指责为淫秽的短篇小说。“在我们的德高望重的外交家的家庭中出了真正的败类，他写了无人需要的短篇淫秽小说。”父亲因此受到牵连，最后奉调回国，在冷落和孤独中工作到退休。“不言而喻，父亲没有教育我成为异议分子，他就是在恶梦中也不会梦见这种事，但是他向我展示了世界——这就足够了。我从来就没有成为苏联人，家庭气氛愈来愈出现病态的分裂和反常。我与父亲都是理想主义者，以相似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这恰恰促使我们分道扬镳。毫无疑问，作为人，我与父亲互相珍爱着，不过思想意识冲突却年复一年地变成没有宣布的战争。”(第217页)“不过，我杀害父亲不是蓄意的，而主要是我的愚蠢、娇生惯养和对我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制度不珍惜不热爱所导致的。换言之，杀害父亲几乎是我的命中注定，是在苏联生活残酷而敏感的情势下发生的，这种势态实属政治的必然……不言而喻，一切归罪于文学。”(第223页)其结果，“《大都会》的主要牺牲者是我的父亲”(第241页)。
在父亲被“杀害”之后，出现了这个也许是小说中最核心、也最感人的场景(第250页)：
父亲在莫斯科逗留到40天的那一天，他再一次请我吃晚饭。看见他时，他的动作缓慢，脸色苍白，我的内心顿时紧缩，我非常可怜父亲。长时间默不作声，他嚼着已成为我们家值班菜的小泥肠，最终开口说：
“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僵尸，这是我。”
我默默地凝神注视着他，试图明白我想表达什么。我机械地把棉布餐巾折叠，然后又铺开。
“如果你写悔过书，我们家将有两个僵尸了。”父亲补充说。
这就是作为“好的斯大林”的父亲。然而，这又绝对不能说明父子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作者似乎是在无意中说出了这样一件事：父母接受邀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该书首发式，但他们此前并未读过该书，回到家里一读，觉得不对劲儿，作者开玩笑说，父母可能被书名所迷惑了。这就是说，父与子的矛盾还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着。这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永恒主题。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叶罗菲耶夫也许并不陌生，《世界文学》介绍过他的《追悼苏联文学》一文，《环球时报》介绍过他编的文集《俄国恶之花》，近年他在中国越发走红。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好的斯大林》之前，译林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小说《俄罗斯美女》，而这又是他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部长篇。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中，叶罗菲耶夫是被介绍得比较充分的一位。
(《好的斯大林》，叶罗菲耶夫著，陈淑贤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28．00元)
“我”就是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俄罗斯当今著名作家，曾以创办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出版惊世骇俗的小说《俄罗斯美女》和发表耸人听闻的论文《追悼苏联文学》而多次成为苏联／俄罗斯文坛的轰动性人物。“父亲”就是弗拉基米尔·叶罗菲耶夫，曾任斯大林的法语翻译、苏联驻瑞典大使柯伦泰(苏联著名女外交家)的助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秘书、苏联驻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等职，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扮演过重要角色，甚至被誉为“斯大林之鹰”。“我”作为“官方之子”、“政权子弟”，随父亲长期生活在巴黎，享受着苏联当局提供的种种特权：海边度假、别墅豪宅、进口货、打网球，还有机会周游世界，过着花花公子式的生活。可是，“我”却最终成了本阶级的叛逆，成了苏联苏维埃制度甚至国家的敌人，也就是说，成了父亲所服务所维护的一切的反对者。这是一部新版《父与子》，父亲与儿子，乃至父辈与子辈，两种人生观、世界观，乃至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构成了《好的斯大林》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一次访谈中，叶罗菲耶夫曾不无调侃地说：“我想在这部小说里集中描写我家庭很多年一直存在的父与子的矛盾，但是书名不能叫《父与子》，因为俄国经典作家屠格涅夫已经有过以《父与子》命名的长篇杰作了。”在为该书中文译本而写的《致中国读者》中，作者又这样归纳了其作品的主题：“《好的斯大林》——是父与子相知相爱的悲剧性故事，其结局是在思想上谋杀了父亲。这是世界文化的永恒主题，我在本书中以我的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展开这一主题。”
这无疑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尽管作者欲盖弥彰地在扉页上标明：“本书中所有人物，包括真实存在的人和作者自己都纯属虚构。”尽管作者一本正经地在第三章中写道，“所有的作家都孤芳自赏”，“高尔基和纳博科夫——俄国文学的两极——却把自己的自传变成了如出一辙的狂妄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写什么“都是浪费时间”，乔伊斯“醉心于描写圣洁与淫欲”，布宁的回忆录是“有趣的尸恋”……“作家为什么要写自传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痼疾，这就好像在长椅子上刻下自己的姓名一样”，“我曾读过几十本自传，足够多的了，最终懂得我将永远不写自传”。但是，叶罗菲耶夫毕竟还是忍不住写作并发表了这部他自己不承认是自传的自传。这份自传是可读的，因为传主拥有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家庭，他以自己这一“非同寻常的家庭”为背景，组合起了诸多“畅销”元素，如苏联时期的外交内幕，斯大林、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勃列日涅夫等政治人物，苏联和欧洲当时的文学艺术名人，二十世纪中期苏联的地下文学活动，异国风光，奇闻偶遇，等等。无怪乎，这部作品起先于2004年在德国一家报纸上连载时，受到欢迎，被说成是继《俄罗斯美女》之后的“第二次荣誉”。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部抖落家底的普通自传，同时也是一部创作性和艺术性很强的小说，这既体现在此书较强的后现代写作风格上(如叙述人称的随意转换、由史料和历史人物的对话造成的“片断性”、作者对每一个作品人物的调侃口吻、情节的跳跃等)，也表现在作品的立意和结构上。小说题为《好的斯大林》，其实它并不像有些读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在“正面地”描写斯大林，写斯大林富有人性的一面，为斯大林“翻案”，小说中的“好的斯大林”，当然可能是指斯大林本人(第90页：“斯大林对于西方的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码事，而对于上百万的俄罗斯人来说是另一码事，他们不相信坏的斯大林，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会折磨人会给他人造成痛苦。人民心中珍藏着的好的斯大林，俄罗斯救星和伟大民族之父的形象。”)，但首先指的是“父亲”(第102页：“我知道我父亲是好的斯大林。”)，更是指那个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苏维埃时代，曾经对那个时代极端反感的作者已过中年，开始以一种更冷静、更成熟，甚至不无怀旧的心态，来打量自己、家庭和国家的过去，来回忆那与自己的青春一同逝去的时代。当然，这里也并不仅仅是怀旧和眷念，更多的是解剖和分析。作者写道：“分析父母可比作精神上的乱伦。”(第116页)对父亲和父辈的残酷解析是作品的一个内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关于儿子(“我”)和子辈的不无自得的温情自述。于是，我们便感觉到了作者这样一种似乎颇为矛盾的写作心态：疏远政治却又对权势家庭的历史念念不忘，反叛现实却又对既得利益家庭充满怀旧之情。也许，赫尔岑关于《往事与沉思》的说法也可以被用来概括这本书：“一部精神的自传”，“历史在一个偶然步入其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
对父亲的“杀害”发生在1979年。就在父亲即将被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时，儿子却与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并在其中发表了一篇被指责为淫秽的短篇小说。“在我们的德高望重的外交家的家庭中出了真正的败类，他写了无人需要的短篇淫秽小说。”父亲因此受到牵连，最后奉调回国，在冷落和孤独中工作到退休。“不言而喻，父亲没有教育我成为异议分子，他就是在恶梦中也不会梦见这种事，但是他向我展示了世界——这就足够了。我从来就没有成为苏联人，家庭气氛愈来愈出现病态的分裂和反常。我与父亲都是理想主义者，以相似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这恰恰促使我们分道扬镳。毫无疑问，作为人，我与父亲互相珍爱着，不过思想意识冲突却年复一年地变成没有宣布的战争。”(第217页)“不过，我杀害父亲不是蓄意的，而主要是我的愚蠢、娇生惯养和对我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制度不珍惜不热爱所导致的。换言之，杀害父亲几乎是我的命中注定，是在苏联生活残酷而敏感的情势下发生的，这种势态实属政治的必然……不言而喻，一切归罪于文学。”(第223页)其结果，“《大都会》的主要牺牲者是我的父亲”(第241页)。
在父亲被“杀害”之后，出现了这个也许是小说中最核心、也最感人的场景(第250页)：
父亲在莫斯科逗留到40天的那一天，他再一次请我吃晚饭。看见他时，他的动作缓慢，脸色苍白，我的内心顿时紧缩，我非常可怜父亲。长时间默不作声，他嚼着已成为我们家值班菜的小泥肠，最终开口说：
“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僵尸，这是我。”
我默默地凝神注视着他，试图明白我想表达什么。我机械地把棉布餐巾折叠，然后又铺开。
“如果你写悔过书，我们家将有两个僵尸了。”父亲补充说。
这就是作为“好的斯大林”的父亲。然而，这又绝对不能说明父子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作者似乎是在无意中说出了这样一件事：父母接受邀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该书首发式，但他们此前并未读过该书，回到家里一读，觉得不对劲儿，作者开玩笑说，父母可能被书名所迷惑了。这就是说，父与子的矛盾还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着。这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永恒主题。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叶罗菲耶夫也许并不陌生，《世界文学》介绍过他的《追悼苏联文学》一文，《环球时报》介绍过他编的文集《俄国恶之花》，近年他在中国越发走红。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好的斯大林》之前，译林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小说《俄罗斯美女》，而这又是他迄今为止仅有的两部长篇。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中，叶罗菲耶夫是被介绍得比较充分的一位。
(《好的斯大林》，叶罗菲耶夫著，陈淑贤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