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玲：水平考试可与高考适度挂钩
　　《教育》旬刊：今年高考，您怎么看北京录取分数线暴涨？
　　郑若玲：北京分数暴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录取分数线低，北京已经承受了很多年的压力。今年，选择降低难度，提高录取分数，也情有可原。其实，历年北京参加高考的考生大多不是最优秀的那批——他们大都通过水平考试获得了国外优秀大学录取资格。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也更看重国外的水平考试，因为它能更准确考核出学生自身的能力。
　　《教育》旬刊：中国也有水平考试，为什么不能有效测出学生真实能力？
　　郑若玲：中国学业水平考试是以高中会考制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但与会考制度相比，学业水平考试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梳理各省（市）的政策文本，发现对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功能定位，不同省（市）的意见也不统一。江苏省在《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方案》中指出，实行学业水平考试的目的是对高中的课程及教学活动进行管理、监督，同时可作为高校录取的依据；上海市认为，学业水平考试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教学具有监督、检测功能，有利于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山东省仅将其作为学生获取高中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之一。此外，有的省（市）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按 10%折算计入高考总成绩，有的省（市）将其作为高考加分的依据之一，还有的省份仅要求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合格即可。对于水平考试定位不清楚，是造成其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
　　《教育》旬刊：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的关系是怎样的？
　　郑若玲：学业水平考试功能定位不一，与高考的关系也不明确，以致在实施过程中，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作为高校录取依据的作用，致使一些省（市）依然沿袭会考制度，没有给予学业水平考试应有的重视。而有的省（市）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高考“硬挂钩”，出现“小高考”现象。这些都与学业水平考试所要达到的规范学校教学行为、深化高校招生改革的目的相悖。
　　《教育》旬刊：如何保证高中学生学业成绩评价的公正性？
　　郑若玲：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考试的组织管理工作关注度极高。但是，由于一些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对学业水平考试未予应有重视，组织实施工作也欠严格、规范，以致考试组织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些漏洞，例如，一些实验性、操作性的考试科目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学业水平考试的公平性和严肃性；一些地方由于对考试过程的监管力度不够，甚至导致了考试舞弊现象。这些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如何确保考试组织管理过程的严密性，从而体现高中学生学业成绩评价的公平、公正性，是目前学业水平考试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教育》旬刊：学业水平考试还有哪些问题？
　　郑若玲：中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缺乏完善的考试评价体系，起步较晚。与西方国家相比，考试评价体系尚不健全，沒有形成长效的考试评价运行机制：在评价标准方面，没有明确的学业标准；在评价方法方面，主要以纸笔测试为主，评价方法单一；在结果运用方面，如何与高考有效衔接缺乏明确的规定，从试题的确定、考试的组织、成绩的认定、结果的反馈与运用等方面，都缺乏程序化。缺乏完善的考试评价体系，就很难保证学业水平考试的标准化及有效性。
　　《教育》旬刊：如何理顺水平考试与高考的关系？
　　郑若玲：学业水平考试，既是对学生各科的学业水平及综合素质所进行的全面客观的评价，又服务于国家对高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课程管理；同时，对于学校自身来说，也可通过彼此间的横向比较，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自我评价的自觉性和客观性；此外，学业水平考试也可赋予另一项重要的功能——作为高考录取的参照依据——这一功能业已被各省（市）所认可。但是，随着高校录取方式多元化的发展，如何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与高考挂钩，应慎重思考和操作。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可以成为高校录取的参考或依据，但不应像广东、海南等省将其作为高考的一部分，实行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的“硬挂钩”，这样就将学业水平考试设置成为学生的又一个障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因此，建议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记入学生档案，作为学生申请高校的一个依据。此外，也可以给高校一定的自主权，使它们能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级较高或“优秀”（或“A 等”）较多的学生，这既可以实现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也有利于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
　　文东茅：应废除分省配额制度
　　《教育》旬刊：北京录取分数暴涨能说明什么问题？
　　文东茅：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本来就分省考试，各省分数不具有任何可比性。你难道能就此说明北京的那些部属大学在招生上，不照顾北京考生了？只要分省配额招生制度还存在，这种差异性就会存在。当然，不仅是北京，几乎多有部属高校在属地的录取名额，要远远大于其他各省。
　　《教育》旬刊：分省配额招生的依据是什么？
　　文东茅：高校拥有制定招生来源计划的自主权。招生来源计划分为分专业招生计划和分省招生计划两部分。前者是各高校在本校各专业间分配国家核定的年度招生名额；后者即分省招生配额，指跨省招生的高校在各省区之间分配自己的生源名额，并将其分配到在该省招生的具体专业。分专业招生计划完全反映在分省招生计划当中。由此，在探讨高考地域歧视问题时，分省配额招生就成了高考配额招生的同义词。
　　关于制定分省招生配额的标准，《高等教育法》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所有的这些规定都是十分原则的，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案与之配套。除了告诉我们“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等以外，具有招生自主权的各高校对此也不做任何说明。这就使得高校分省生源计划的制定，在对外界民众不透明的同时，即使对于参加高校入学考试的考生，也是个未知数，从来没有一个公开、具体和可操作的标准可供衡量和对比。
　　《教育》旬刊：分省配额招生存在哪些问题？
　　文东茅：无论从招生实践还是理论方面来说，高考配额招生制度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之间的不合理差异，就是在这种招生制度下产生的最明显、最直观的问题之一。比不同省份之间分数线的差异更接近问题实质的是：各高校在不同省份之间招生配额的悬殊差距。 　　高校如何制定自己的分省配额，直接影响着各地考生的受教育权。在这一点上，部属高校分省招生计划上的偏差是最受公众质疑和批评的。因为人们认为，全体纳税人应该享有进入部属高校的平等机会。由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重点高校或名牌大学，基本上都在这些部属高校的范围内，分省配额由此不但影响着各省的高考升学率，更决定了各省上线学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在社会普遍要求这些学校在全国公平分配招生名额的同时，这些学校却存在着严重的本地化倾向。
　　《教育》旬刊：对于所谓的“学生素质论”，您怎么看？
　　文东茅：没有充足理由支持，就认为某些地区考生的素质比另一些地区考生的要高，不但站不住脚，而且和宪法、法律对人权、人格尊严及受教育权的保护相悖。除了以成绩为标准的“优秀”外，高考分省配额招生中的其他标准都是不合法的。即使这种素质论被说成是以成绩为标准的，高等学校也不能以自己配额来决定各省份的“学生素质”，何况这种决定远在考试之前。
　　《教育》旬刊：有人认为公平是相对的，您又怎么看？
　　文东茅：如果撇开我国高考招生的现实不谈，“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的说法本身没有问题。法律的平等保护不要求数学上的精确，因为这根本无法做到；但它也不纵容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区别对待，造成的机会过分不均。我国高考招生中的问题不在于类似“纠偏行动”（affirmationaction，又译作“积极补偿行动”）的对优势者的“反向歧视”，类似的优惠在高考招生中确实存在，但分省配额有利于落后省份、如果取消将首先对这些地区不利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中国高考的分省配额扮演的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角色，对于为社会弱势者提供优惠的“纠偏行动”，不但要求足够的理由，而且也存在较为严格的程度和手段限制。我国目前的分省配额制度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根本没有合理的区别对待根据——发达地区的考生不需要特别照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则不构成优惠该地考生的理由。因此，高校的这种做法，不但不合理，更和法的基本精神不合。受到分省配额招生制度不公正对待的考生们，所要求的只是从宪法到教育法都规定了的平等保护，而不是什么“绝对的公平”。
　　《教育》旬刊：您对分省配额制度持何种观点？
　　文东茅：关于新标准的各种设想也同样问题百出——全国统一考卷统一分数线已不可行；按各省份人口比例配额虽然在经验上可能更符合教育公平，却和以成绩为基础的择优录取相冲突，也无法摆脱“吃大锅饭”的嫌疑；按考生比例配额存在同样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分省配额依什么标准制定，而在于分省配额制度本身的存在。
　　作为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分省配额招生制度使不同地区的考生因为其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在高考招生中受到明显不合理的区别对待，因此侵犯了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分省配额制度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对考生进行没有充分根据的事前区分，才是前面的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高考地域歧視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废除分省配额制度，而不是在这个制度下寻找新的配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