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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课程教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教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虽然现代战争少不了新式武器—飞机、坦克—但事实一再表明，书本才是最难对付的武器。书本是最轻的武器，但也是最重要、最耐用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战场，面对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有学者深刻地指出：“战争迄今为止所采用的最厉害的单一武器并不是一架飞机、一颗炸弹或一部重型坦克。而是《我的奋斗》（希特勒著）。”[1]所以，希特勒的一个重要战争部署就是焚书。所以，罗斯福强调书本是“战争的利器”。所以，美国针对德国的焚书，将一亿四千万册书送往二战前线的将士手中……
《战时常识》就是这种最轻、最耐用的武器之一。《战时常识》分低中高级三册，编撰者主要有沈百英（低年级）、赵景源、徐应昶（中年级）、吕金禄、谭勤余（高年级），由商务印书馆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四个月内完成策划、编写、审核、出版和发行的全套流程进入学校（1937年11月），作为新学期常识教科书的补充教材，以适应抗战期间学校教育的特殊需要。同时出版配套的教师用参考书。《战时常识》在出版后，因为很好地适应了全面抗战突然兴起的教学需要，所以大受欢迎。第一册初版后14个月里，就已经出17版，第三册19个月后达19版。这从一个维度可以看到它对于普及抗战知识、宣传抗战理念、动员全民抗战发挥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沈百英（1897—1992），江苏吴县人，童年先入私塾，后入公学，1913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师范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1920年任江苏省立一师附小教师，1922年起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教务主任、校长。1927年任商务印书馆编审，编写了多种国内小学教科书和国外华侨子弟用的小学教科书，以及儿童读物、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用书等。1929年起兼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师，1956年起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谭勤余（1895—1968），贵州清镇市人。1910年毕业于清镇县立高等小学堂。1912年入贵州省立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中国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1919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24年毕业并升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部。1925年学成回国，进入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编辑、翻译化学书籍以及教科书等，积极参与领导中华学艺社的活动。1941年，商务印书馆派谭勤余到重庆成立编审部，中华学艺社也授命他将总社迁往重庆。1945年从重庆回到贵阳，受命恢复中华学艺社贵州分社，先后任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9年被平反恢复名誉。
该书分三册，适应三个学段学生使用。每册30课，共90课。作为《战时常识》教科书，书中所有课文全是战争所需要了解的内容，全部与抗战相关。内容相似，但不重复，是一层一层的深化。基本涉及如下两类：一是直接的与战争相关的知识内容，含武器、军队、战争等，如我国的兵器、打仗用的飞机、躲避飞机、晚上敌机飞来、警报声音、留心炮弹和炸弹、留心敌人放毒气、赶快躲避毒气、戴防毒面具、我国的空军、我国的陆军、欢迎我国的军队、欢送我国的军队、我国军队多（以上第一册），枪炮和炸弹、战车和装甲汽车、陆军、海军、空军、陆战、海战、空战、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怎样防空、防空演习、几种毒气、怎样防毒、怎样救护、怎样消防等（以上第二册），三册中共有此类课文52篇，占总课文90篇的近60%;二是间接的与战争相关的内容，含战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战时学生应持的态度和行为，共38篇，如一起去抗战、到避难所去、童子军真热心、捐金银给政府、把零用钱捐出去、收集无用的东西、买了东西送到军队里去、出壁报、我爱中华民国、将来去当兵等（以上第一册），支付存款的限制、买卖粮食的限制、民众的组织和训练、我们的战时工作等（以上第二册）。到了高年级，开始按单元组织课文，如第三册第一单元“抗战意义的认识”，第二单元“现代战争的大概”，第三单元“防空”，第四单元“防毒”，第五单元“后方工作”，第六单元“最后胜利的把握”，第七单元“我们的工作”。按单元设计，抗战内容就更聚焦，如第三单元“防空”包括五课：各国空军的现状和标识、空袭与空袭警报、防空（一）、防空（二）、防空室。各课均针对性很强地指向抗战期间的防空知识的普及。可以说，在为抗战服务上，在宣传全力抗战上，《战时常识》是全身心投入的。
虽然这是“战时”课本，全身心投入抗战，但它同时也是战时之“常识”课本，所以尽管都与抗战有关，尽管是全身心投入抗战，却多集中在与抗战相关的常识内容上，它首先是知识，是科学常识，是社会常识，所以它当然要服务于战争，但知识本身显然有更久远更普适的价值。如第一册第19课《发生了火灾》：“如果敌机来丢炸弹，发生了火灾，应该注意几件事：一、赶快报告救火会;二、不要大哭大喊;三、不要冒险去搬东西;四、不要站在火场旁边呆看。”[2]这既是对战争火灾的防范与救援，也是平时火灾的防范与救援应注意的事项。典型的属于常识内容。不像个别抗战课本，一味强调爱国、强调牺牲，置人的生命而不顾。
又如第二册中《侵略我国的日本》一课是这样的：
弟弟：哥哥，日本在哪里？
哥哥：日本在我国的东面。
弟弟：日本有多少土地？
哥哥：日本的土地很小，原来只有本州、九州、四国和虾夷几个岛，后来陆续并吞了我国的琉球、台湾和朝鲜。
弟弟：日本有多少人民？
哥哥：只有六千多万。
弟弟：日本的土地比我国小，人民比我国少，怎么会侵略我国呢？
哥哥：这话讲起来很痛心！因为近几十年来，日本努力自强，处处学欧美的长处;我国却一味守旧，进步很慢，所以我国被他侵略了。
这样的课文，很好地结合了地理常识内容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又不是一味丑化地、神剧般负面地叙述，它清晰地告知国人：日本是因为努力自强，吸取欧美之长而成就其国力。它痛心地警示国人：只守旧不改革，只能挨打被侵略，不论一个国家历史有多长、人口如何多、面积如何大。
除了内容上压倒一切的抗战材料外，活动设计上也一点都不马虎。编撰者没有因为大敌当前的非常时刻，就采取贴标签、唯说教、满堂灌的形式，而是一刻都没有忽略这是为孩子们提供的读本，是要于不知不觉中影响孩子，在他们心灵中实施润物细无声的教养。所以，该教科书对教学有明确的三点建议：“随时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多方搜集材料，以资证验”“设法联络发表，实地应用”[3]。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探究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基本精神与当今课程改革的追求高度吻合。
抗日战争是在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所以我们就离不开兵器，离不开陆海空军，离不开陆海空战。这从教科书命名“战时”上已经有充分的表现了;但我们同时也在为中华民族的梦想而战，为人类心智的自由平和发展而战，所以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科学，离不开益智书（最初textbook一词被翻译成益智书）。这从虽然以“战时”命名，但“战时”毕竟是用来修饰“教科书”的这一点得到了证明。
书本不输刀枪。书本没有能力去直接扑灭战火，但它能消灭愚昧，它能伸张正义。而消灭愚昧和伸张正义是确保胜利并永续和平的最重要的武器。
参考文献：
[1]曼宁.书本也参战[M].陈白秀译，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5：91.
[2]沈百英. 战时常识·初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20.
[3]沈百英. 《编辑大意》， 战时常识·初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任媛媛）
虽然现代战争少不了新式武器—飞机、坦克—但事实一再表明，书本才是最难对付的武器。书本是最轻的武器，但也是最重要、最耐用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战场，面对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有学者深刻地指出：“战争迄今为止所采用的最厉害的单一武器并不是一架飞机、一颗炸弹或一部重型坦克。而是《我的奋斗》（希特勒著）。”[1]所以，希特勒的一个重要战争部署就是焚书。所以，罗斯福强调书本是“战争的利器”。所以，美国针对德国的焚书，将一亿四千万册书送往二战前线的将士手中……
《战时常识》就是这种最轻、最耐用的武器之一。《战时常识》分低中高级三册，编撰者主要有沈百英（低年级）、赵景源、徐应昶（中年级）、吕金禄、谭勤余（高年级），由商务印书馆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四个月内完成策划、编写、审核、出版和发行的全套流程进入学校（1937年11月），作为新学期常识教科书的补充教材，以适应抗战期间学校教育的特殊需要。同时出版配套的教师用参考书。《战时常识》在出版后，因为很好地适应了全面抗战突然兴起的教学需要，所以大受欢迎。第一册初版后14个月里，就已经出17版，第三册19个月后达19版。这从一个维度可以看到它对于普及抗战知识、宣传抗战理念、动员全民抗战发挥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沈百英（1897—1992），江苏吴县人，童年先入私塾，后入公学，1913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师范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工作。1920年任江苏省立一师附小教师，1922年起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教务主任、校长。1927年任商务印书馆编审，编写了多种国内小学教科书和国外华侨子弟用的小学教科书，以及儿童读物、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用书等。1929年起兼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师，1956年起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谭勤余（1895—1968），贵州清镇市人。1910年毕业于清镇县立高等小学堂。1912年入贵州省立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中国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1919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24年毕业并升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部。1925年学成回国，进入商务印书馆，主要负责编辑、翻译化学书籍以及教科书等，积极参与领导中华学艺社的活动。1941年，商务印书馆派谭勤余到重庆成立编审部，中华学艺社也授命他将总社迁往重庆。1945年从重庆回到贵阳，受命恢复中华学艺社贵州分社，先后任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9年被平反恢复名誉。
该书分三册，适应三个学段学生使用。每册30课，共90课。作为《战时常识》教科书，书中所有课文全是战争所需要了解的内容，全部与抗战相关。内容相似，但不重复，是一层一层的深化。基本涉及如下两类：一是直接的与战争相关的知识内容，含武器、军队、战争等，如我国的兵器、打仗用的飞机、躲避飞机、晚上敌机飞来、警报声音、留心炮弹和炸弹、留心敌人放毒气、赶快躲避毒气、戴防毒面具、我国的空军、我国的陆军、欢迎我国的军队、欢送我国的军队、我国军队多（以上第一册），枪炮和炸弹、战车和装甲汽车、陆军、海军、空军、陆战、海战、空战、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怎样防空、防空演习、几种毒气、怎样防毒、怎样救护、怎样消防等（以上第二册），三册中共有此类课文52篇，占总课文90篇的近60%;二是间接的与战争相关的内容，含战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战时学生应持的态度和行为，共38篇，如一起去抗战、到避难所去、童子军真热心、捐金银给政府、把零用钱捐出去、收集无用的东西、买了东西送到军队里去、出壁报、我爱中华民国、将来去当兵等（以上第一册），支付存款的限制、买卖粮食的限制、民众的组织和训练、我们的战时工作等（以上第二册）。到了高年级，开始按单元组织课文，如第三册第一单元“抗战意义的认识”，第二单元“现代战争的大概”，第三单元“防空”，第四单元“防毒”，第五单元“后方工作”，第六单元“最后胜利的把握”，第七单元“我们的工作”。按单元设计，抗战内容就更聚焦，如第三单元“防空”包括五课：各国空军的现状和标识、空袭与空袭警报、防空（一）、防空（二）、防空室。各课均针对性很强地指向抗战期间的防空知识的普及。可以说，在为抗战服务上，在宣传全力抗战上，《战时常识》是全身心投入的。
虽然这是“战时”课本，全身心投入抗战，但它同时也是战时之“常识”课本，所以尽管都与抗战有关，尽管是全身心投入抗战，却多集中在与抗战相关的常识内容上，它首先是知识，是科学常识，是社会常识，所以它当然要服务于战争，但知识本身显然有更久远更普适的价值。如第一册第19课《发生了火灾》：“如果敌机来丢炸弹，发生了火灾，应该注意几件事：一、赶快报告救火会;二、不要大哭大喊;三、不要冒险去搬东西;四、不要站在火场旁边呆看。”[2]这既是对战争火灾的防范与救援，也是平时火灾的防范与救援应注意的事项。典型的属于常识内容。不像个别抗战课本，一味强调爱国、强调牺牲，置人的生命而不顾。
又如第二册中《侵略我国的日本》一课是这样的：
弟弟：哥哥，日本在哪里？
哥哥：日本在我国的东面。
弟弟：日本有多少土地？
哥哥：日本的土地很小，原来只有本州、九州、四国和虾夷几个岛，后来陆续并吞了我国的琉球、台湾和朝鲜。
弟弟：日本有多少人民？
哥哥：只有六千多万。
弟弟：日本的土地比我国小，人民比我国少，怎么会侵略我国呢？
哥哥：这话讲起来很痛心！因为近几十年来，日本努力自强，处处学欧美的长处;我国却一味守旧，进步很慢，所以我国被他侵略了。
这样的课文，很好地结合了地理常识内容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又不是一味丑化地、神剧般负面地叙述，它清晰地告知国人：日本是因为努力自强，吸取欧美之长而成就其国力。它痛心地警示国人：只守旧不改革，只能挨打被侵略，不论一个国家历史有多长、人口如何多、面积如何大。
除了内容上压倒一切的抗战材料外，活动设计上也一点都不马虎。编撰者没有因为大敌当前的非常时刻，就采取贴标签、唯说教、满堂灌的形式，而是一刻都没有忽略这是为孩子们提供的读本，是要于不知不觉中影响孩子，在他们心灵中实施润物细无声的教养。所以，该教科书对教学有明确的三点建议：“随时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多方搜集材料，以资证验”“设法联络发表，实地应用”[3]。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探究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基本精神与当今课程改革的追求高度吻合。
抗日战争是在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所以我们就离不开兵器，离不开陆海空军，离不开陆海空战。这从教科书命名“战时”上已经有充分的表现了;但我们同时也在为中华民族的梦想而战，为人类心智的自由平和发展而战，所以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科学，离不开益智书（最初textbook一词被翻译成益智书）。这从虽然以“战时”命名，但“战时”毕竟是用来修饰“教科书”的这一点得到了证明。
书本不输刀枪。书本没有能力去直接扑灭战火，但它能消灭愚昧，它能伸张正义。而消灭愚昧和伸张正义是确保胜利并永续和平的最重要的武器。
参考文献：
[1]曼宁.书本也参战[M].陈白秀译，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5：91.
[2]沈百英. 战时常识·初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20.
[3]沈百英. 《编辑大意》， 战时常识·初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