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在生动展现农村传统文化的同时,更为我们刻画了诸多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本文着重通过对《白鹿原》主人公白嘉轩的形象分析,从白嘉轩的父子观、女性观,以及人生观入手,通过这三方面的论述,揭示出白嘉轩这一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客观而又具体地展示了这一人物所折射出的深厚而凝重的文化意蕴与内涵。
关键词:白嘉轩 父子观 女性观 人生观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从1993年出版以后,文学界给予这部小说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的确无愧于“一个民族秘史”的称号。自然,相关评论文章是写了又写,评了又评,观点不尽相同,论述亦各有差异,但是对主人公白嘉轩的评价却是惊人的一致:白嘉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的美与丑、善与恶。那么,这些抽象的文化内涵在他的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本文拟从白嘉轩的父子观、女性观和人生观这三个方面来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白嘉轩的父子观
白嘉轩的父子观,主要体现在他对待其长子白孝文的态度上。
事实上,通览全书,我们不难看出,白嘉轩的父子观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严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亲的社会角色通常都被演绎成为“严父慈母”四个字,“慈”是感性的,与“爱”相连,这种感情是显性的,而“严”的内容则相对比较复杂,它含有“爱”的成分,但这种“爱”却是一种伦理的、合乎纲常的,是一种相对更深沉、积淀更深厚的爱。其外在表现便是“父亲必须疏远子女,以便合乎‘礼仪’或‘礼义’”a。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对其子白孝文就是如此。其实他对儿子的“爱”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做父亲的对其子女的“爱”,他“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地瞅着那器官鼓出的脸”,然后按照传统意义上对“严父”的规范要求,不表露情感的“止乎礼”,所以他只能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看着他们,却不能说“亲热的话”、做“疼爱亲昵的表示”。这就充分说明,在白嘉轩的身上,历史文化早已把他放之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的道德观中,他是不能松懈的,是不可让人知道的。
其次,他对“子”的要求是严格以“孝”为标准的。这种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自然而又客观地带有某种社会与文化的继承性。白孝文是白家的长子,理所当然要继承父亲白嘉轩的“事业”,即封建家长和宗法族长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所以,白嘉轩对孝文的教育培养就更显出尽心尽力。他时时处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点化教育,“以期他尽快具备作为这个四合院未来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独立人格”。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言传身教,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孝文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白嘉轩所设想的人生道路按部就班地行进——读四书五经,接受“耕读传家”,为家族利益而结婚生子,在宗族祠堂里做族长继承人应该做的一切。然而,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与自己的关系又是什么。他只是按既定的目标做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而注定了他绝不会成为白嘉轩那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以他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堕落。他不但毁了自己,也差点毁了白家,他成了“不孝”子孙,宗族文化不能原谅他,白嘉轩更不能原谅他。
然而,不论怎样,他们终归还是父子,这种血缘亲情是改变不了的。何况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儿子是家族、香火的延续,嫡长子的地位是仅次于“祖宗”和父亲的,是家族一脉相承的血统所系。白嘉轩虽然在孝文堕落之后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作为封建家长与宗法族长的他,虽然不可能原谅家族中的“败类”,但作为父亲,他其实从情感上已经原谅了儿子,虽然他曾态度强硬地说“他当了皇上也甭想进我这门”,但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在赌气,在说过这话不久,他便允许了孝文回原上祭祖的请求。孝文的回乡并非悔过重新做人,而是为了展现所谓的“荣耀”。与其说孝文的“出息”使白嘉轩容他回家,倒不如说孝文成全了白嘉轩“严父”形象的内涵,事实证明了孝文并没有丢了白家的人,他挣回了面子、挽回了尊严,同时也没有彻底辜负白嘉轩对他的厚望。
所以说,白嘉轩的父子观的实质是亲情与伦理相互交织的一个表现过程,是同一文化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白嘉轩的女性观
白嘉轩的女性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女子观,二是他的女性观。
先以白灵为例,看看他的女子观。如果说白嘉轩在孝文的世界里是个始终如一的“严父”形象,那么他对白灵则完全是从“慈爱”的父亲到“严酷”的族长的两个极端。白灵是白嘉轩唯一的女儿,从她出生到离家出走的十几年的时光里,白嘉轩对她是极尽宠爱之能事,他“常常忍不住去咬那手腕,咬得女儿哎哟直叫,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脸”,“他把疼哭了的女儿架上脖子在院子里颠着跑着,又逗得灵灵笑起来”。他虽然也清楚,对待女儿更应该“严管”的道理,“只是他无论如何也对灵灵冷不下脸来”,“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b他甚至违背自己的原则送女儿去学堂受教育,当女儿偷偷独自跑到县城去上“新学堂”后,他也显得无能为力,这与他对孝文断然相疏的态度截然不同。这里除了他对白灵一贯宠爱的原因之外,还与中国传统的男女两性的社会身份有关。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他很重视宗族血缘和亲子继承。而在他的意识里,女儿最终是要嫁人的,终归属于“外人”,现在在家则是暂时的“客”,应该以礼待之。正因如此,把白嘉轩对白灵的态度做此分析是合理的。所以,在后来白灵背叛了家法、宗规而出走之后,白嘉轩显得果断而又决绝,在他看来,女儿在娘家那是暂时的,毕竟“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因此他并没有像面对孝文的堕落反应那么强烈。由此可以看出,白嘉轩的女子观也是伦理与情感的交织体现,他这又与他的父子观不同,他对孝文始终是情感随着伦理走,对白灵则总是伦理随着情感转移。
现在来看白嘉轩的女性观。白嘉轩对待女性的态度,几乎全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所有弊端与反动。《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而,他对这些女人的记忆非常淡,仅仅只是新婚之夜的占有。即使是为他养了四个儿女的第七房女人仙草,留给他的记忆也不过是多了一层死后的孤寂。对他来说,女人只不过是一个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礼记·昏义》上说:“昏礼者,将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田小娥是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如果只是以传宗接代的要求来看,田小娥的条件已经足够好了,然而,封建伦理观的悖谬之处就在这里,它既不把女人当作“人”来看,同时还又要强迫她们遵守“人”的行事规则。所以要做人家的媳妇,就必须得遵从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要求,小娥因不甘于“非人”的生活想重新过活,便是违背了封建礼教,自然要受处罚——没有人承认她是白鹿家族的媳妇,却要以白鹿家族的族规来为她定罪。小娥自然就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神圣名义下被凌辱与被损害者”。“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宗法的关系紧密结合,两千多年来,成了统治中国农村、钳制人民命运的强固的手段。可悲的是,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已经渗透进人民的肌体,使他们承受了封建阶级的偏见”。c 小娥这个孤苦无告、从未争到过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人”的价值的女人,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甚至在她死后仍然得不到解脫,白嘉轩还要造塔压身,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此时,“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d, 在他的身上宗法家庭制度反动和“吃人”的一面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白嘉轩 父子观 女性观 人生观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从1993年出版以后,文学界给予这部小说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的确无愧于“一个民族秘史”的称号。自然,相关评论文章是写了又写,评了又评,观点不尽相同,论述亦各有差异,但是对主人公白嘉轩的评价却是惊人的一致:白嘉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的美与丑、善与恶。那么,这些抽象的文化内涵在他的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本文拟从白嘉轩的父子观、女性观和人生观这三个方面来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白嘉轩的父子观
白嘉轩的父子观,主要体现在他对待其长子白孝文的态度上。
事实上,通览全书,我们不难看出,白嘉轩的父子观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严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亲的社会角色通常都被演绎成为“严父慈母”四个字,“慈”是感性的,与“爱”相连,这种感情是显性的,而“严”的内容则相对比较复杂,它含有“爱”的成分,但这种“爱”却是一种伦理的、合乎纲常的,是一种相对更深沉、积淀更深厚的爱。其外在表现便是“父亲必须疏远子女,以便合乎‘礼仪’或‘礼义’”a。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对其子白孝文就是如此。其实他对儿子的“爱”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做父亲的对其子女的“爱”,他“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地瞅着那器官鼓出的脸”,然后按照传统意义上对“严父”的规范要求,不表露情感的“止乎礼”,所以他只能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看着他们,却不能说“亲热的话”、做“疼爱亲昵的表示”。这就充分说明,在白嘉轩的身上,历史文化早已把他放之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的道德观中,他是不能松懈的,是不可让人知道的。
其次,他对“子”的要求是严格以“孝”为标准的。这种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自然而又客观地带有某种社会与文化的继承性。白孝文是白家的长子,理所当然要继承父亲白嘉轩的“事业”,即封建家长和宗法族长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所以,白嘉轩对孝文的教育培养就更显出尽心尽力。他时时处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点化教育,“以期他尽快具备作为这个四合院未来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独立人格”。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言传身教,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孝文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白嘉轩所设想的人生道路按部就班地行进——读四书五经,接受“耕读传家”,为家族利益而结婚生子,在宗族祠堂里做族长继承人应该做的一切。然而,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与自己的关系又是什么。他只是按既定的目标做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而注定了他绝不会成为白嘉轩那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以他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堕落。他不但毁了自己,也差点毁了白家,他成了“不孝”子孙,宗族文化不能原谅他,白嘉轩更不能原谅他。
然而,不论怎样,他们终归还是父子,这种血缘亲情是改变不了的。何况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儿子是家族、香火的延续,嫡长子的地位是仅次于“祖宗”和父亲的,是家族一脉相承的血统所系。白嘉轩虽然在孝文堕落之后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作为封建家长与宗法族长的他,虽然不可能原谅家族中的“败类”,但作为父亲,他其实从情感上已经原谅了儿子,虽然他曾态度强硬地说“他当了皇上也甭想进我这门”,但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在赌气,在说过这话不久,他便允许了孝文回原上祭祖的请求。孝文的回乡并非悔过重新做人,而是为了展现所谓的“荣耀”。与其说孝文的“出息”使白嘉轩容他回家,倒不如说孝文成全了白嘉轩“严父”形象的内涵,事实证明了孝文并没有丢了白家的人,他挣回了面子、挽回了尊严,同时也没有彻底辜负白嘉轩对他的厚望。
所以说,白嘉轩的父子观的实质是亲情与伦理相互交织的一个表现过程,是同一文化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白嘉轩的女性观
白嘉轩的女性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女子观,二是他的女性观。
先以白灵为例,看看他的女子观。如果说白嘉轩在孝文的世界里是个始终如一的“严父”形象,那么他对白灵则完全是从“慈爱”的父亲到“严酷”的族长的两个极端。白灵是白嘉轩唯一的女儿,从她出生到离家出走的十几年的时光里,白嘉轩对她是极尽宠爱之能事,他“常常忍不住去咬那手腕,咬得女儿哎哟直叫,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脸”,“他把疼哭了的女儿架上脖子在院子里颠着跑着,又逗得灵灵笑起来”。他虽然也清楚,对待女儿更应该“严管”的道理,“只是他无论如何也对灵灵冷不下脸来”,“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b他甚至违背自己的原则送女儿去学堂受教育,当女儿偷偷独自跑到县城去上“新学堂”后,他也显得无能为力,这与他对孝文断然相疏的态度截然不同。这里除了他对白灵一贯宠爱的原因之外,还与中国传统的男女两性的社会身份有关。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他很重视宗族血缘和亲子继承。而在他的意识里,女儿最终是要嫁人的,终归属于“外人”,现在在家则是暂时的“客”,应该以礼待之。正因如此,把白嘉轩对白灵的态度做此分析是合理的。所以,在后来白灵背叛了家法、宗规而出走之后,白嘉轩显得果断而又决绝,在他看来,女儿在娘家那是暂时的,毕竟“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因此他并没有像面对孝文的堕落反应那么强烈。由此可以看出,白嘉轩的女子观也是伦理与情感的交织体现,他这又与他的父子观不同,他对孝文始终是情感随着伦理走,对白灵则总是伦理随着情感转移。
现在来看白嘉轩的女性观。白嘉轩对待女性的态度,几乎全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所有弊端与反动。《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而,他对这些女人的记忆非常淡,仅仅只是新婚之夜的占有。即使是为他养了四个儿女的第七房女人仙草,留给他的记忆也不过是多了一层死后的孤寂。对他来说,女人只不过是一个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礼记·昏义》上说:“昏礼者,将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田小娥是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如果只是以传宗接代的要求来看,田小娥的条件已经足够好了,然而,封建伦理观的悖谬之处就在这里,它既不把女人当作“人”来看,同时还又要强迫她们遵守“人”的行事规则。所以要做人家的媳妇,就必须得遵从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要求,小娥因不甘于“非人”的生活想重新过活,便是违背了封建礼教,自然要受处罚——没有人承认她是白鹿家族的媳妇,却要以白鹿家族的族规来为她定罪。小娥自然就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神圣名义下被凌辱与被损害者”。“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宗法的关系紧密结合,两千多年来,成了统治中国农村、钳制人民命运的强固的手段。可悲的是,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已经渗透进人民的肌体,使他们承受了封建阶级的偏见”。c 小娥这个孤苦无告、从未争到过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人”的价值的女人,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甚至在她死后仍然得不到解脫,白嘉轩还要造塔压身,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此时,“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d, 在他的身上宗法家庭制度反动和“吃人”的一面便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