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定松家辉、定松启子夫妇与14岁的二儿子将东京世田谷区立小学告上法庭。3年前，由于老师没有铺保护垫，采取安全措施，儿子在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操练习时受伤，留下后遗症。他们要求班主任与世田谷区政府赔偿2000万日元的损失费。
　　深究这起事故的背景，定松和他的父母说他曾在校园内受教师欺凌。
　　为了进行采访，我登门拜访了定松一家。盖着白色被子的定松脸色苍白，露出的脚腕非常纤细。现在他已经是世田谷区立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下午放学后，朋友们有的去参加学部活动，有的去补习班，而他因为剧烈的头痛与疲惫感，只能盖着被子躺在房间里。事故发生大约2年之后，他出行还是基本只能靠汽车。
　　
　　他说：“头疼和疲倦让我感到痛苦，但最关键的是我根本无法正常上学，早退的情况也很多。”只是开口说话仿佛也让他用尽力气。
　　2014年4月14日，他在区立小学读6年级。为了准备运动会的团体体操项目，他和同学一起练习倒立，然而搭档没有成功托住他，导致他向后摔倒，后脑与背部遭受了强力撞击。受伤后他只觉得身体摇摇晃晃，无法行走，于是穿过走廊，去了校医务室。他患上了脑脊髓液减少症，保护脊髓的黏膜出现损伤，导致脊髓液减少，进而引发头疼与眩晕感。
　　这只是单纯的意外造成的不幸吗？

老师总是取笑他

　　当时定松因为患中耳炎而后又发展成乳突炎，向学校提交过“禁止进行垫上运动”的医院诊断书。此外，他身高155厘米，比老师给他安排的搭档高8厘米，体重也要沉6公斤以上，两人体格有着明显的差异。五年级时他也和这个男孩搭档过，当时就没能成功完成过倒立动作，母亲启子对学校提出过诉求：“太危险了，请不要让他们两个再做搭档。”
　　然而，学校对这一切置之不理，最终导致了事故发生。定松摔倒后，班主任指示他的搭档：“你带他去医务室吧。”定松说，到了用餐时间，他依然趴在桌子上动弹不得，老师却对他不闻不问。我问他：“你不能选择不做倒立吗？”定松回答：“如果我不做，老师一定会说些讨厌的话。”
　　那么，至少可以在用餐时间向老师求助吧？
　　“反正他绝不会帮我做任何事……”
　　说到最后，定松哭了起来。他的母亲接过话头：“在学校，那名老师一直对孩子恶语相加，不知道该说是欺负还是虐待……”
　　启子介绍说，小学二年级时，定松参加了迷你篮球小组，监护人同样需要轮流参加练习和比赛，当时的指导老师就是那个人。到了五年级，这位老师成为定松的班主任，只要定松在篮球小组犯错，他就会说“你怎么搞的？”“能不能别给我出错？”就算定松进球，他也会说“反正是侥幸吧”。
　　课堂上，即便是定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他也会说诸如“看吧，连这家伙都会，其他人怎么回事”的言语。定松和妈妈直接对老师提出过意见：“希望您停止发表这种不当言论，停止欺负学生。”那位男老师却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哎？我错了吗？”随后承认道：“我只是在想开玩笑的时候拿他开涮。”定松同班同学的母亲说：“在我们看来，班主任对定松的态度的确含有恶意。之前我还半信半疑地想，难不成老师还会欺负学生吗？”

每年都有类似报道

　　而这种“欺负”正在不断增多。
　　我对世田谷区提出“我希望就班主任对定松的不当教导进行采访”，对方却以“这件事还处于裁决阶段，不方便”的理由拒绝了我，我无法听取负责教师和学校方面的意见。去年年底有新闻报道称，一名新泻县的男教师在福岛避难儿童的名字上添加“细菌”称呼他们，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年2月，爱知县一宫市的一名男学生留下一封控诉班主任欺辱的遗书后自杀身亡。
　　在日本律师网开设的法律特别公开问答服务“大家的法律咨询”中，从2011年到现在，有236则咨询是关于遭受教师虐待的。负责人说：“如果改变一下检索关键词，搜出来的结果可能会更多。虽然不能说年年增长，但至少今年每个月都有人来咨询相关问题，感觉比往年要多。”
　　最近几年，每年都有疑似教师欺凌学生的报道。“大家的法律咨询”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四年级的男生写道：“老师让小伙伴孤立我。”班主任知道之后，让他删掉这些内容，之后还把抹布上的灰尘撒在他头上。他的父母听他讲了这件事后，让他随身携带录音机，录下了教师对他说出的恶劣话语。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校园欺凌反应迟钝

　　东京某公立小学的一位40岁男老师告诉我，之前有个30多岁的女老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如果有孩子不能好好演奏铁琴，就会被她要求在演出展示中不发声。他与她理论：“演出不正是孩子们展现自己能力的场合吗？”对方表现出难以接受的模样，最终她辞职离开了学校。这位男老师说：“她说看到孩子做不好她就觉得生气。或许是因为做老师的大多从孩童时期就表现优异，无法接受他人不能实现目标的现实。”
　　千叶县流山市的育儿科学协会接受发育迟缓和不能正常入學儿童的问题求助。文教大学教育学院特别支援教育专业教授成田奈绪子说，一名女老师对发育迟缓的小学生说：“怎么会有你这种低级人类，有病就去吃药。”这让她震惊不已。她劝女老师：“要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对方却说：“谁让他不听我的话？我也有家庭，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
　　教育委员会收集的报告与问卷调查都反映出教师除了授课，还会因其他事务忙忙碌碌。校方对教师做出评价的时候，比起与孩子心灵相通，考试平均分等可视化的标准更受重视。成田说：“老师会将压力转嫁在比较弱小的孩子身上。”
　　日本律师网的田上嘉一律师熟知学校问题，他指出除了严苛的劳动环境与扭曲的评价机制，教师之间的孤立也是一个难点。他说：“班主任就像一国一城的主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权限，有人会滥用这些职权。每个老师都竭尽全力守住自己的班级，没有余力互相帮助。”
　　如果被学校认定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评价下跌，就难以融入周围的教师群体，甚至遭到孤立。2007年，团块世代（1947年至1949年期间出生的人）的教师普遍到达退休年龄离职，使得此后上任的教师继承了他们的教学能力与教育观念。那位四十几岁的男老师觉得：“对于来自老师的欺凌，人们太迟钝了。”
　　之前有个女老师来征求他的意见。她说，学生C告诉B：“A说你的坏话。”B就欺负了A。她只严厉教育了A一个人。
　　男老师提出意见：“这样不对吧？”
　　她有些摸不着头脑：“可是A先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啊。”
　　“对于小孩来说，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是一种压力的释放方式。C的心里也有恶意，作为老师应该对此进行纠正吧……”
　　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包容而不是直接责问

　　田上嘉一律师提出的改善方案是不将班级事务全权委托给班主任一人，增加掌握各个班具体情况的人员。针对教师欺凌学生的行为，不能惩罚、免职了事，而应思考老师做出这种行为的原因。
　　成田奈绪子指出，当家长察觉到教师欺凌孩子的时候，应采取以下3点对策：
　　首先，不要怀疑孩子倾诉的内容是谎话，与孩子同学的家长沟通一下，从其他地方收集信息。
　　其次，留意孩子言语背后的东西。即便孩子直截了当地说“老师欺负我”，事情的缘由也可能是与小伙伴的关系，或者自卑情绪，这些都会因为老师的话而放大。
　　最后，不要直接找校长或教育委员会等老师的上级，而是与老师交谈沟通。不要开口就问“你欺负孩子了吧”，先从“平日承蒙关照”的感谢开始。如果家长采取包容的态度，更容易引导对方做出反省。
　　如果家长对教师的不当行为一味置之不理，就可能给孩子造成深深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