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好酒。记忆中，像是总有人请他喝酒。偶尔喝至兴起，提笔作画。最喜欢画花鸟虫鱼。父亲的中山装口袋总是鼓鼓囊囊，我躲在一邊看。他掏出两颗山楂果，看了看，又放回去。有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瓜子，哗一下往桌上撒开，画起来。
　　我无数次央求父亲，教我好吗？他头也不抬地说，“我画，你看！”父亲站着画花，画草虫则要坐下。用生纸。第一遍勾线，尽量淡，他把画笔往地上甩两下说，“笔头蘸水越少越好。”我默默地看。父亲勾线极快。很细很淡。接着施色。用一只小号羊毫，一手持笔，一手捏块叠成豆干大小的宣纸，施一下色，马上用这纸块轻按一下。颜色不会晕开。施色连施好几遍，一只蚂蚱跃然纸上，最后用深一点的颜色勾出轮廓。蚂蚱须最后画，根部朝外，轻轻一挑，父亲自己也得意起来，他抬头扫我一眼说，“看看！这线！”我呆站不动，心想，看什么？怎么看？
　　儿时记忆中，父亲画画儿，我通常帮忙研墨，稍大点开始裁纸，偶尔学着兑颜色。父亲最喜欢的画家是齐白石，心情好时跟我闲聊，有一句没一句，手里一瓶二锅头。父亲喝酒从来不用酒杯，也无需任何下酒小菜，酒瓶举起来咕咚一口，说，“吴昌硕的画，色调比较灰暗，任伯年笔好，但意境要上了些年纪的人，才看得出”，又咕咚一口，“徐渭琴棋书画样样造诣均深，可惜是个疯子”，说完看我一眼，“女孩子不要看，容易学坏！”我听得一头雾水，父亲再次开了口，“八大山人的鸟虽说叫出天价，可总那么叱眉瞪眼”，他的眼神暗淡下来，沉默一阵，笑着摇摇头说，“我喜欢画画儿一辈子，到后落了个啥？”
　　每到紫藤花开季节，父亲要画一回。画老藤用一种笔，画紫藤花又是另外一种。父亲用大笔画很细很细的线，很小很小的叶片。落款却用小依纹。小笔写大字，没写两三个，墨已经没了。我在边上加紧磨。蘸墨继续写———“寂寞开无主。”父亲的题字先浓渐淡，再淡，直至枯干。一气呵成，苍劲而有力。父亲画画儿之外，偶尔兴致好，会拉两段京胡自娱自乐，可惜天生五音不全，还没唱几句，我奶奶在里屋喊，“欢欢儿闭住嘴，听得俺心里抓挠活受罪嘛！”他不拉了，忽然扭头看看我说，“有些地方必须交待清楚，这叶子到底是这根上的？还是边上一根？”我一愣，他又说，“画画儿写字，不要复笔，不要重复勾描涂抹，一描就毁了！”父亲单位每年正月十五赛花灯，他负责给灯笼上作画提诗，画得很认真很仔细。灯挂出去，有人反馈说不好，父亲回家后大发雷霆，“司马懿破八卦阵，他们懂个啥？”
　　父亲始终未曾答应教我画画儿，他从不解释什么理论。成人后有次我陪他喝酒，酒过三巡心境大好，他莫名其妙来了一句，“白石老人也从不画素描！”我奶奶喜欢把紫藤花上的蜜蜂，叫“眼睛”。画紫藤时，父亲口里不断地念叨，“眼睛在哪？在哪？你这狗日的眼睛！”父亲习惯把蚂蚱螳螂蝈蝈等通通叫做“眼睛”，画两笔说一句，“‘眼睛’咋能画在这里？瞎胡闹！”记忆中，父亲的衣服口袋里永远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次他掏手绢，掏出一只未成熟的硬柿子，半黄半绿，微微透明，很好看，他把柿子抹了又抹，我眉头一皱说，能吃？这种柿子不预先处理，太原人叫“揽一揽”，入口脆硬苦涩。他把柿子摆在桌上，盯住看半天，又放回去。我轻轻地舒了口气，父亲悠悠地说，“学画画儿，首先要学会磨墨，兑色，裁纸，都有窍门，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我大学毕业后常年在外地，但每次回太原，还是喜欢看父亲画画儿。仿佛回到童年，帮他磨墨裁纸兑颜色。此时的父亲已甚少作画，用的时候也总是一句，“这回浓淡正合适！”有一次，父亲忽然很高兴，说花鸟虫鱼终于可以重登大雅之堂。我含糊支应，敷衍了事，如今想想十分后悔。永远也不可能真相大白了。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