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仆后继的暗杀是有效果的。恩铭没有当场被射死，但身受重伤，最终不治而亡；端方在吴樾的暗杀行动中逃过一劫，但仍不免于辛亥革命后的军变——1911年，他带着一标武昌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走到半路上，楚望台一声枪响，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砍掉了他的头；良弼和端方一样，多年来是革命党人暗杀的对象。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良弼和铁良组织宗社党，试图掣肘袁世凯——终于还是死在了革命党人的炸弹之下。暗杀者彭家珍，四川人，在良弼的家门口连放两颗炸弹，自己当场身亡，良弼和恩铭一样，伤重不治。吴樾和徐锡麟的暗杀名单上，只有铁良逃过了炸弹和手枪，辛亥革命后逃到天津做寓公，得享天年。
　　和前仆后继的暗杀相呼应的，是此起彼伏的暴动。吴樾暗杀五大臣之下，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发动的暴动，规模较大的就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秋瑾和徐锡麟未遂的皖浙起义，1908年的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1908年，安庆的新军再次起义，1909年，广州的新军暴动，到1911年4月，黄兴亲自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和暗杀一样，历史学家从来不会高估暴动的军事价值，但暗杀和暴动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经久不息的对抗现行秩序的暴力行动，制造了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暴力活动显然存在彼此呼应、互相影响的关系。每当起义前景大好，暗杀就不是最优的选择，每当革命陷入低潮，大规模暴动被压制，就会有人选择有轰动效应的暗杀活动。暗杀是革命党人的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他们为了消除内部分裂、团结同志的常用方式。
　　因为和梁启超论战而声名鹊起的汪精卫，起初觉得暗杀只是儿戏：如果杀几个官员就能逆转形势，推翻清朝，实现三民主义，革命不是太简单了吗？他提醒自己绝不要抱有这种偷懒的想法。然而他作为革命家名动天下，却是因为一起未遂的暗杀。他是这起暗杀的主谋，不但全程策划，而且准备亲自实施——可惜没有成功，否则，1910年到1945年这35年间的中国历史，很多地方恐怕都要重写。
　　从瞧不起暗杀到亲自从事暗杀，汪精卫的转变和当时萧条的革命形势有关。1910年之前一连串的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同盟会的人都感到推翻清朝无望，灰心沮丧的情绪正在扩散，这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多人觉得不过是画饼充饥——大多数人把孙中山视作革命理论家——再刻薄一点的，就难免要在理论家前加上“空头”二字了。
　　汪精卫受不了这种讥刺。他下定决心，要制造一起轰动的大案，以提振同志的信心，将他们再次团结在一起——也许，潜意识里也不无洗刷空头理论家之讥的动机。尽管同志都反对他去搞暗杀，孙中山更加着急，打电报要他放弃暗杀的计划，但他还是一往无前，于1909年冬天潜进了北京。
　　汪精卫谋刺的对象，一开始是庆亲王奕劻，因为难以接近，又改作贝勒载洵和载涛，还是没法下手，最后才锁定在吴樾的暗杀行动中幸免于死的载沣。此人后来成了宣统朝的摄政王，家住在什刹海边上，什刹海一端狭窄的地方只有几米宽，一座石橋沟通两岸——这座如今被酒吧包围着的小石桥，就是银锭桥。载沣每天上下朝都要从这座小桥上经过。91年前，汪精卫和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在此踏勘多日，决定将一颗大号炸弹安装在银锭桥下。
　　炸弹将由电话线引爆，汪精卫具体负责操作。炸弹是革命党人中的“炸弹大王”喻培伦亲手制作的，用的是喻培伦用夹袄从日本背回来的炸药，裹以北京铁匠打造的一枚铁壳。事后试爆，证明这枚炸弹威力惊人。用来引爆炸弹的电话线不长，汪精卫做好了和载沣同归于尽的打算。
　　埋设炸弹的过程一波三折。第一晚因为动静太大，引得附近一条狗狂吠不止，第二晚所带电话线又不够，都没有成功；第三晚动手的是黄复生和喻培伦，炸弹还没来得及完全埋好，不远处有个人打着灯笼走过来。黄复生恐怕事情败露，让喻培伦去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自己躲在一棵树后观察。打灯笼的人到桥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的样子。黄复生决定撤退。炸弹太重，带不走，于是就地挖了个坑，将炸弹埋在坑里。
　　打灯笼的人事后交代，当晚他内急了要上厕所，发现银锭桥下有挖土的痕迹，于是报了官——一起策划多时的惊天暗杀，就因为这种无厘头的原因，提前败露了。警察从炸弹上的铁壳找到铁匠，又从铁匠那里摸出了汪精卫等人的行迹，最后一举将他和黄复生抓获。
　　和孙中山早期其他坚定的支持者一样，汪精卫也来自广东。汪精卫的父亲其实是浙江绍兴人，但一直在广东各地充当幕僚，所以汪精卫是在广东出生长大的。在家里，汪精卫是第四个男孩，而且是庶出，尽管读书聪明，但没有证据表明父母对他特别偏爱。他在东京办报时被清廷视作潜在的乱党，于是主动和家庭断绝了关系。
　　1903年，汪精卫到日本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日本论战时，汪精卫脱颖而出，成为激进革命和暴力排满的积极拥护者。《民报》上的论战文章，很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是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最佳阐释者——十几年后，他成为了孙中山的接班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成年后的汪精卫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相貌和风度。1920年代，胡适、徐志摩等人在浙江见到汪精卫后，胡适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一定死心塌地地爱她——汪是男人，胡也爱他。这个传说见于徐志摩的日记，即使有若干夸张的成分，相信也不会太过分。从年轻时的照片看，汪精卫的确是个美男子，但能令和他接触过的人对他倾倒到那种程度，肯定和他的行为举止、见识谈吐都分不开。
　　1910年负责审判汪精卫谋刺一案的清朝官员——警察内城总厅厅长章宗祥和内务部尚书耆善，也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这个危险的刺客来。汪精卫写的自辩词乃一流的美文，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大多会将此文附在书后。被捕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争相为对方开脱，都自称主谋——这是重义气的好汉重要的标志。对这两人的审判轰动一时，媒体大加渲染，北京城里尽人皆知。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流传一时，结果，汪精卫没有绝命，倒成了传奇人物。
　　暗杀有一种道德的上的价值。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人性的堕落往往是一种触目的社会景象。每当政权更替的关头，道德的约束似乎总是会先行一步宣告解体，卑怯和自私自利的行为日益普遍。危机愈演愈烈，普通人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道德危机。从荆轲的时代到汪精卫的时代，暗杀者的初衷除了要逆转政治的进程，还普遍包含有拯救道德和秩序的理想——尽管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普通人未必欣赏刺客的作为，因为他们手段激烈，往往不能为社会所容。但平民百姓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同情他们，渲染他们的事迹，甚至把他们变成神话——也许是不由自主地服膺于刺客的自我牺牲精神。
　　常常有人假设，如果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被判死刑，历史对这个人的评价会不会简单得多——这符合有历史洁癖的人士的想法。照他们看来，如果汪精卫死于1910年，历史固然会损失一篇声情并茂的总理遗嘱，但也会多一个革命烈士，少一个重量级的汉奸。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对汪精卫这样的亡命之徒，清廷不但没有处以极刑，反而刻意优待，不断笼络。位高权重的肃亲王善耆送书给汪精卫，常去狱中看他；两人议论政治，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汪精卫和黄复生坐了一年多牢。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大赦党人，两人光荣出狱，再次轰动北京。汪精卫出狱后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最传奇的刺客放下炸弹，就这样变成了政客。
　　汪精卫出狱后，“暗杀时代”的余音仍未消散，又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暗杀事件，一是彭家珍刺死良弼，一是北方革命党人暗杀袁世凯未遂，对时局都有不小的影响。和谈只是暴力的点缀，此后数十年间，暗杀仍不绝于书，但无论如何，故事的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1912年陶成章遇刺，1913年宋教仁遇刺，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