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所有探索中，心智之谜最扣人心弦，大脑之诀最引人注目，在这个复杂性逼近极限的领域，任何细微的进展都难免让人心潮澎湃，激发人们期许未来。军事领域是对前沿科技最敏感的领域，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目的的军事斗争将如何处理新技术催化下的形态转变？军队的制胜密码究竟隐藏在知识海洋的哪一朵浪花之中？

人工智能开启后人类时代

　　研究战争问题，需要了解时代进程。正如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言：“人们生产的方式，就是军队作战的方式。”恩格斯则从反向断言：“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
　　今天，我们探讨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仍然要站在时代进程的历史高度来透视，而不能仅仅从技术的层面来参悟。
　　有人讲，2017年就是人工智能泡沫年。的确，在资本与符号共同营造的科技舆论中，警惕人工智能的泡沫式发展很有必要。与泡沫论相对立的是“奇点”理论。美国科学家雷·库兹韦尔预言：2045年将是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慧的“奇点”。1965年，著名数学家赫伯特·西蒙就曾断言：“20年内，机器将可以胜任人类可以做的任何事情。”在今天看来，这或许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预言。
　　目前，无论是下象棋的“深蓝”，还是下围棋的AlphaGo，都根本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智能，而只是“学习能手”。毕竟，产生像人类一样的智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让机器可以像人这样的生物一样思考和感知，我们必须用简单的计算单元重建人脑的复杂性。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一切现代计算机都可以还原为它们运转的算法，那么人脑一定不是一种计算机。反之亦然，以算法为基础的计算机做不到人类大脑可以控制胜任的所有事情，总有一些会出差错。奇点与泡沫，都不应是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性态度。
　　单纯的人工智能技术尚有大突破的空间，但它与生物交叉技术关联在一起，却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新时代——后人类时代。
　　人类进化之路的启示。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进化之路，“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的演化。其一，延伸说：人—技术—世界;其二，形塑说：人—技术—（技术—世界）;其三，重构说：（人—技术）—技术—（技术—世界）。
　　按照以往的认知，人类本质上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体，有内聚的认知，有肉体的具身，有独特的情感等。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交叉技术联姻将会不断增强人类的智能。人将不再是纯粹的人，在后人类主义哲学看来，人的认知不是内聚而是分散的，人的具身不是肉体而是信息的，人的情感不是独特而是通约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异源、异质、异构的集合体或混合物。
　　人工智能与生物交叉技术融合所催生的后人类，早年的信息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曾畅想过，《星际迷航》《阿凡达》等科幻影片也曾眺望过，如今已逐步走入现实生活。如使用电子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植入角膜晶体和人造皮肤的人，以及隐喻意义上的“电子人”，亦或是与智能化驾驶舱紧密连线的飞行员，与计算导航系统相连接的火炮手，以及与全球信息栅格连接的美军步兵，等等。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后人类时代时，我们原有的战争观就需要重塑了。
　　追溯人类战争与科技文明同行的漫长历程，不难发现，在自然观与战争观之间似乎有一个隐隐的链条：“孤岛”隐喻与冷兵器战争、“钟表”隐喻与机械化战争、“大脑”隐喻与智能化战争。
　　冷兵器战争时代，军队内部、军队与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后方之间是弱联系，可以用“孤岛”隐喻来表征。机械化战争时代，机械论是主导的自然观，以牛顿为代表的思想者普遍认为自然和钟表之间存在某种同一性。世界都像一架“时钟”，军事系统就更像“时钟”了，簡单直接，因果明了。对此，18世纪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亨利·劳埃德少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与所有机器一样，是由各种元件构成，军队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各种元件，其次取决于这些元件的组装方式，各种元件构成的整体必须具有持久力、灵活机动性和普遍适应性，只有这样构造，整个机器才完美无缺。”

　　智能化战争时代，军队的运行体系可以用“大脑”隐喻来表征。军事系统经历了一个从“物质系统”“能量系统”“信息系统”向未来的“智慧体”演进的过程。从内部角度看，超越传统智慧载体的“智慧元”或浮动的智慧，在系统中将占有压倒性甚至蔓延性地位。未来的军事系统作为“智慧体”，必将更加智能，其自组织性、自我演化性及“人在回路”特性将进一步凸显。

人工智能形塑未来战争：攻防—空间—伦理

　　整体而言，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逆转“攻易防难”态势、重构“全域作战”空间，引发“战争伦理”困境。
　　态势 人类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进攻性武器系统与防御性武器系统的发展并非并辔而行，而是存在某种不对称性，也即矛与盾在较量中呈现出各领风骚的局面，简称为攻防不对称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