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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从汉代由西域天竺（注：大约在今印度一带。以下“同”）传入中国后，逐渐得到兴盛，汉末三国鼎立时期播往东吴地区。天竺佛教高僧康僧会（？-280），毕生坚持传经布道、译注经书，来华后为佛教思想在江南乃至华夏地区的传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僧康僧会生平述略
据南朝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南朝梁代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三《康僧会传第四》）、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等典籍中记载：康僧会先祖为康居（注：古代西域国名，大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到咸海之间）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为经商需要，移居于交趾（注：大约在今我国两广、越南部分地区）。康僧会10来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他等到守孝期结束后便开始“出家”，得到了释门名师的精心传授。史载康僧会“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而且聪颖好学，精于佛典，“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有涉足，个人学养造诣高深，可谓“辩于枢机颇属文翰”。
三国东吴一统江东地区后，但是佛教尚未在此流传开来。赤乌十年（247）岁尾，佛门高僧康僧会由南方渡海来到都城建业（注：今江苏南京。以下“同”）传扬佛法。东吴大帝孙权在金陵城南长千里一带，构筑起江南地区第一座佛寺一建初寺（注：关于该寺究竟建在长千里一带什么具體地址，当今学界尚存不同看法）。该佛寺亦是继东汉永平十一年（68）在都城雒阳（注：今河南洛阳）建造的白马寺之后、在华夏大地上建造的第二座古刹，它的设立开启了佛教在我国江南地区的传播史。此后，江南地区另外两座古刹——太平（注：今安徽当涂）之万寿寺、海盐（注：今属浙江）之金粟寺，亦因为康僧会的到来而设立。
康僧会在古都金陵生活期间，除了向普通民众传扬佛法外，还编译过《吴品经》《六度集经》《安般守意》《法镜》和《道树》等不少释教典籍文献。其译本“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再如《六度集经》中记述的“瞎子摸象”故事等，如今已为不少民众所知晓。东吴天纪四年（280）四月，后主孙皓投降西晋。西晋太康元年（280）九月，康僧会在南京“遘疾而终”。
晋室“永嘉南渡”之后，历阳（注：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由于不满庾亮专断朝政，遂在咸和二年（327）起兵造反，并于次年初率兵攻入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劫持了晋成帝司马衍。作为佛传江左的标志性建筑——建初寺亦因此毁于兵燹，遗存最终未能保存下来……沧海桑田，风物流变。2014年经中国佛教界批准，有关方面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一带复建该寺，重新使之成为古都一处佛教活动场所。
康僧会的佛学思想主张属于大乘般若系统，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历代佛学著作对其多有记述或研究，包括近代以来不同版本的《中国佛教史》等。当今学者徐长安在《金陵佛教文化》中认为，康僧会是我国佛教史上“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的思想家之一”（参见当代徐长安《金陵佛教文化》，载自《佛学研究》1994年年刊第206至215页）；另一学者韩国良在《论东吴高僧康僧会的佛学贡献》中亦认为：康僧会对印度佛教的汉化工作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包括“自上而下传教方式的积极尝试”“对印度佛教‘四大成物说’元气论的改造”“对印度佛教人性论思想存有论的转换”“对儒佛二家思想矛盾的巧妙化解”等四个方面，更加容易为士民们所接受（参见当代韩国良《论东吴高僧康僧会的佛学贡献》，载自《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杂志第120至125页）……此外，由于康僧会是继高僧支谦之后、在古都南京传扬佛法的又一位先驱人物，而且布教时间较长，故为奠定佛都金陵的历史地位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力。
弘法金陵的典故轶闻
关于康僧会在古都南京传播佛教的基本情况，昔日典籍文献存有一些记载。譬如南朝梁代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以及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等书中，就记述了其中两个经典故事。其一如下：
赤乌十年（247）岁尾，康僧会来到东南都会金陵，“置经行所，朝夕礼念”。东吴大帝孙权得知后，便召见了他。康僧会见面后就讲：“佛教灭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请。”孙权听后先是不信，认为其中有夸诞成分，于是对他讲：“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康僧会随后便在东吴官内立坛烧香，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但是在恭请两次后皆无结果。孙权有些沉不住气了，便称如果再不成功的话，“将欲加罪”也！康僧会最后决定再请求延长七天时间，允准后得以继续进行。很陕，这七天又将要过去了，“犹无所见”，旁人亦颇为震惧，皆为康僧会捏了一把汗。岂知这天入夜至五更，由于康僧会精诚所至，终于请得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孙权两眼望见闪闪发光的舍利后，内心叹为折服，此后对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好感，下令在金陵城南建造建初寺，又构筑阿育王塔奉安释祖真身舍利。这一带因此还得名“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由此来看当时孙权对佛教在吴地的传播，还是颇为宽容的。另据唐代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五十一《敬塔篇》）记载：阿育王塔在天下一共建造了八万四千座，其中华夏大地上建有十九座阿育王塔，就包括构筑于南京建初寺的阿育王塔。
第二个讲的是康僧会如何教化东吴后主孙皓的故事。荒淫暴戾的孙皓在建业继位登基后，“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这让江南地区的佛教传扬，开始出现了一些麻烦。孙皓先是派遣一位叫张昱的能言善辩者，前往城南建初寺；接着又召见康僧会，然而他们始终都辩论不过康僧会。卫兵再奉后主之命修整后官花园时，掘得一尊数尺高的金佛像，便将此献呈孙皓。后主见状却用秽水浇灌佛像，引得群臣“笑以为乐”。然而倏忽之间，孙皓便全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此举恰好应证了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论。孙皓先是祈求庙中诸神保佑，不过唯独没有前往梵寺拜佛，因此体内的疼痛始终不消。后来在身边宫女的劝导下，孙皓才将佛像请入宫殿敬奉，又以香汤洗身数十遍，“烧香忏悔”，并且在枕边叩头“自陈罪状”……因此身体很快就不疼痛了。康僧会再度应召后，开始对后主孙皓循循诱导，传授佛法妙义，终于让其接受释教。 由于讲述佛教故事往往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而且效果比较显著，素为历代僧人针对广大受众弘扬释法的重要途径之一。康僧会的上述故事内容历久传扬不衰，因此亦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经典故事之一。
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描绘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的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亦称为“千佛洞”。它不仅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灿烂辉煌的人文价值，而且在世界艺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中国政府早在1961年便将这一伟大的艺术宫殿，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敦煌莫高窟又正式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现存于敦煌莫高窟中的初唐时期第323窟北壁上部东侧的壁画（注：从该窟北壁西侧至东侧依次编号为第五组壁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释教高僧康僧会在文化古城南京虔诚布教的历史情形。这一主题性壁画共分为四组画面，从图像叙事的先后顺序来看待，其中第一、二、三个画面所表现的，正是孙权与康僧会之间因为传播佛法的典故轶闻。
如图所示左上端绘有清新秀丽的江南山水，但见佛教高僧康僧会乘舟扬帆渡海，前往东吴都城建业传教……根据史料可知，佛教传播中国除了通过陆路外，尚有水路这条途径。此为该组画之一。可惜榜题文字因为漫漶而难以清晰辨认；中间的画面描绘一个撑起的大帐篷，吴主孙权正在帐篷外与数位佛僧交谈。帐篷内的莲花宝座上，端置的释祖舍利放射着祥瑞的佛光……這是其二。该榜题尺幅高26.5厘米、宽11厘米，尚存四行题记文字：“□□□□感通佛口吴王不信令/请现康僧会遂设斋行道应时/□□□感圣至道场得舍利吴王/感圣得舍利为造建初寺”；而右上侧图画的是人们在金陵城南长干里辛勤地构筑佛刹建初寺，有人忙碌运送建材，一旁还有僧人观视……这是第三个画面叙事。只是榜题文字因为漫漶而不清晰。
如图所示最下端绘写的则为第四个画面，其中榜题尺幅高24.5厘米、宽9厘米，存有三行题记文字：“孙皓立口有疑神佛法乃/陈马迎会口会至为说因/果孙皓乃立佛信之。”该图像艺术地再现了东吴后主孙皓来到城南建初寺，呈跪拜合十之态面朝康僧会，借以忏悔谢罪……这里所表现的应是上述第二个、亦即发生在孙皓与康僧会之间的弘法故事内容。
迄今研究表明，我国壁画艺术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史前岩画，后来逐渐为宗教文化等所用，隋唐时期有了较大发展。敦煌石窟开凿时间始于晋代、延迄元朝，现为存世规模最大、内容至为丰富的人类佛教艺术宝库。作为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敦煌莫高窟壁画以极其精湛高超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闻名于世，它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佛像画、传说画、戒律画和史迹画等，其中还反映出我国古代民众的勤劳聪颖智慧。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在《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中指出：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壁画大约绘制于“载初前后（注：即689年前后）”，也是我国唐代壁画兴盛发展的一个缩影。
人们从中可以窥见，初唐时期的艺匠们通过上述四个画面中人物、情节和环境的有机组合，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叙事：即《康僧会金陵布教图》。这一主题性壁画构图紧凑协调，线描流畅圆润，色彩富丽秀雅，造型亦较准确，人物栩栩如生，具有相当高的佛教艺术水准，令人心生敬仰之情。它亦体现出唐代佛教艺术中所蕴藏的现实主义审美因素，不愧是我国敦煌石窟壁画的经典瑰宝之一。记得老南京曾有谚云：“出了南门（注：今南京中华门）尽是寺。”观者从中还可想见昔日金陵南郊梵寺连绵、香火不息的繁盛境况。
最后尚值得一提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使这些无名艺匠们，克服当时重重困难，历经艰辛，仍然痴迷不懈地进行如此非凡的艺术创造呢？人们抑或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恐怕是难以穷尽的吧！
高僧康僧会生平述略
据南朝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南朝梁代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三《康僧会传第四》）、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等典籍中记载：康僧会先祖为康居（注：古代西域国名，大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到咸海之间）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为经商需要，移居于交趾（注：大约在今我国两广、越南部分地区）。康僧会10来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他等到守孝期结束后便开始“出家”，得到了释门名师的精心传授。史载康僧会“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而且聪颖好学，精于佛典，“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有涉足，个人学养造诣高深，可谓“辩于枢机颇属文翰”。
三国东吴一统江东地区后，但是佛教尚未在此流传开来。赤乌十年（247）岁尾，佛门高僧康僧会由南方渡海来到都城建业（注：今江苏南京。以下“同”）传扬佛法。东吴大帝孙权在金陵城南长千里一带，构筑起江南地区第一座佛寺一建初寺（注：关于该寺究竟建在长千里一带什么具體地址，当今学界尚存不同看法）。该佛寺亦是继东汉永平十一年（68）在都城雒阳（注：今河南洛阳）建造的白马寺之后、在华夏大地上建造的第二座古刹，它的设立开启了佛教在我国江南地区的传播史。此后，江南地区另外两座古刹——太平（注：今安徽当涂）之万寿寺、海盐（注：今属浙江）之金粟寺，亦因为康僧会的到来而设立。
康僧会在古都金陵生活期间，除了向普通民众传扬佛法外，还编译过《吴品经》《六度集经》《安般守意》《法镜》和《道树》等不少释教典籍文献。其译本“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再如《六度集经》中记述的“瞎子摸象”故事等，如今已为不少民众所知晓。东吴天纪四年（280）四月，后主孙皓投降西晋。西晋太康元年（280）九月，康僧会在南京“遘疾而终”。
晋室“永嘉南渡”之后，历阳（注：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由于不满庾亮专断朝政，遂在咸和二年（327）起兵造反，并于次年初率兵攻入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劫持了晋成帝司马衍。作为佛传江左的标志性建筑——建初寺亦因此毁于兵燹，遗存最终未能保存下来……沧海桑田，风物流变。2014年经中国佛教界批准，有关方面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一带复建该寺，重新使之成为古都一处佛教活动场所。
康僧会的佛学思想主张属于大乘般若系统，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历代佛学著作对其多有记述或研究，包括近代以来不同版本的《中国佛教史》等。当今学者徐长安在《金陵佛教文化》中认为，康僧会是我国佛教史上“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的思想家之一”（参见当代徐长安《金陵佛教文化》，载自《佛学研究》1994年年刊第206至215页）；另一学者韩国良在《论东吴高僧康僧会的佛学贡献》中亦认为：康僧会对印度佛教的汉化工作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包括“自上而下传教方式的积极尝试”“对印度佛教‘四大成物说’元气论的改造”“对印度佛教人性论思想存有论的转换”“对儒佛二家思想矛盾的巧妙化解”等四个方面，更加容易为士民们所接受（参见当代韩国良《论东吴高僧康僧会的佛学贡献》，载自《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杂志第120至125页）……此外，由于康僧会是继高僧支谦之后、在古都南京传扬佛法的又一位先驱人物，而且布教时间较长，故为奠定佛都金陵的历史地位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力。
弘法金陵的典故轶闻
关于康僧会在古都南京传播佛教的基本情况，昔日典籍文献存有一些记载。譬如南朝梁代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以及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等书中，就记述了其中两个经典故事。其一如下：
赤乌十年（247）岁尾，康僧会来到东南都会金陵，“置经行所，朝夕礼念”。东吴大帝孙权得知后，便召见了他。康僧会见面后就讲：“佛教灭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请。”孙权听后先是不信，认为其中有夸诞成分，于是对他讲：“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康僧会随后便在东吴官内立坛烧香，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但是在恭请两次后皆无结果。孙权有些沉不住气了，便称如果再不成功的话，“将欲加罪”也！康僧会最后决定再请求延长七天时间，允准后得以继续进行。很陕，这七天又将要过去了，“犹无所见”，旁人亦颇为震惧，皆为康僧会捏了一把汗。岂知这天入夜至五更，由于康僧会精诚所至，终于请得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孙权两眼望见闪闪发光的舍利后，内心叹为折服，此后对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好感，下令在金陵城南建造建初寺，又构筑阿育王塔奉安释祖真身舍利。这一带因此还得名“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由此来看当时孙权对佛教在吴地的传播，还是颇为宽容的。另据唐代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五十一《敬塔篇》）记载：阿育王塔在天下一共建造了八万四千座，其中华夏大地上建有十九座阿育王塔，就包括构筑于南京建初寺的阿育王塔。
第二个讲的是康僧会如何教化东吴后主孙皓的故事。荒淫暴戾的孙皓在建业继位登基后，“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这让江南地区的佛教传扬，开始出现了一些麻烦。孙皓先是派遣一位叫张昱的能言善辩者，前往城南建初寺；接着又召见康僧会，然而他们始终都辩论不过康僧会。卫兵再奉后主之命修整后官花园时，掘得一尊数尺高的金佛像，便将此献呈孙皓。后主见状却用秽水浇灌佛像，引得群臣“笑以为乐”。然而倏忽之间，孙皓便全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此举恰好应证了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论。孙皓先是祈求庙中诸神保佑，不过唯独没有前往梵寺拜佛，因此体内的疼痛始终不消。后来在身边宫女的劝导下，孙皓才将佛像请入宫殿敬奉，又以香汤洗身数十遍，“烧香忏悔”，并且在枕边叩头“自陈罪状”……因此身体很快就不疼痛了。康僧会再度应召后，开始对后主孙皓循循诱导，传授佛法妙义，终于让其接受释教。 由于讲述佛教故事往往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而且效果比较显著，素为历代僧人针对广大受众弘扬释法的重要途径之一。康僧会的上述故事内容历久传扬不衰，因此亦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经典故事之一。
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描绘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的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亦称为“千佛洞”。它不仅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灿烂辉煌的人文价值，而且在世界艺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中国政府早在1961年便将这一伟大的艺术宫殿，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敦煌莫高窟又正式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现存于敦煌莫高窟中的初唐时期第323窟北壁上部东侧的壁画（注：从该窟北壁西侧至东侧依次编号为第五组壁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释教高僧康僧会在文化古城南京虔诚布教的历史情形。这一主题性壁画共分为四组画面，从图像叙事的先后顺序来看待，其中第一、二、三个画面所表现的，正是孙权与康僧会之间因为传播佛法的典故轶闻。
如图所示左上端绘有清新秀丽的江南山水，但见佛教高僧康僧会乘舟扬帆渡海，前往东吴都城建业传教……根据史料可知，佛教传播中国除了通过陆路外，尚有水路这条途径。此为该组画之一。可惜榜题文字因为漫漶而难以清晰辨认；中间的画面描绘一个撑起的大帐篷，吴主孙权正在帐篷外与数位佛僧交谈。帐篷内的莲花宝座上，端置的释祖舍利放射着祥瑞的佛光……這是其二。该榜题尺幅高26.5厘米、宽11厘米，尚存四行题记文字：“□□□□感通佛口吴王不信令/请现康僧会遂设斋行道应时/□□□感圣至道场得舍利吴王/感圣得舍利为造建初寺”；而右上侧图画的是人们在金陵城南长干里辛勤地构筑佛刹建初寺，有人忙碌运送建材，一旁还有僧人观视……这是第三个画面叙事。只是榜题文字因为漫漶而不清晰。
如图所示最下端绘写的则为第四个画面，其中榜题尺幅高24.5厘米、宽9厘米，存有三行题记文字：“孙皓立口有疑神佛法乃/陈马迎会口会至为说因/果孙皓乃立佛信之。”该图像艺术地再现了东吴后主孙皓来到城南建初寺，呈跪拜合十之态面朝康僧会，借以忏悔谢罪……这里所表现的应是上述第二个、亦即发生在孙皓与康僧会之间的弘法故事内容。
迄今研究表明，我国壁画艺术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史前岩画，后来逐渐为宗教文化等所用，隋唐时期有了较大发展。敦煌石窟开凿时间始于晋代、延迄元朝，现为存世规模最大、内容至为丰富的人类佛教艺术宝库。作为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敦煌莫高窟壁画以极其精湛高超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闻名于世，它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佛像画、传说画、戒律画和史迹画等，其中还反映出我国古代民众的勤劳聪颖智慧。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在《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中指出：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壁画大约绘制于“载初前后（注：即689年前后）”，也是我国唐代壁画兴盛发展的一个缩影。
人们从中可以窥见，初唐时期的艺匠们通过上述四个画面中人物、情节和环境的有机组合，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叙事：即《康僧会金陵布教图》。这一主题性壁画构图紧凑协调，线描流畅圆润，色彩富丽秀雅，造型亦较准确，人物栩栩如生，具有相当高的佛教艺术水准，令人心生敬仰之情。它亦体现出唐代佛教艺术中所蕴藏的现实主义审美因素，不愧是我国敦煌石窟壁画的经典瑰宝之一。记得老南京曾有谚云：“出了南门（注：今南京中华门）尽是寺。”观者从中还可想见昔日金陵南郊梵寺连绵、香火不息的繁盛境况。
最后尚值得一提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使这些无名艺匠们，克服当时重重困难，历经艰辛，仍然痴迷不懈地进行如此非凡的艺术创造呢？人们抑或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恐怕是难以穷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