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开始市场化改革，随后人民币汇率出现了长达十年的升值。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贬值，随后出现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升贬值的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长时间来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中，马歇尔—勒纳条件（M-L条件）是否成立和 J 曲线效应是否存在是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对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量贸易层面，涉及到具体国别贸易层面的不多。即使研究双边贸易，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也很少。本文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从理论上来讲，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影响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和进出口数量，进而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产生影响。国际金融理论告诉我们，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当一国货币贬值时，会使得该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其贸易收支会得到改善。M-L 条件反映的是汇率变化和贸易收支的长期关系，但短期可能存在 J 曲线效应，即短期内贬值会恶化贸易收支，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贸易收支的改善。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有的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有的认为不成立，还有的认为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Pesaran(2001)提出的ARDL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针对人民币与澳大利亚、美国、韩国、日本和欧元区这 5 个我国重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货币与双边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重点考察M-L条件和J曲线效应在双边贸易中是否存在。文中先使用边限检验法来分别检验双边贸易收支与实际汇率的长期协整关系是否存在。在确定存在协整关系后，进一步考察了M-L条件是否成立。对于M-L条件成立的贸易伙伴，继续分析其是否存在J曲线效应。
　　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从长期来看，我国与这5个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收支均与双边实际汇率、本国实际收入和外国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发现只有我国与美国、我国与欧元区之间M-L条件成立，即人民币贬值在长期内会改善中国与美国，以及中国与欧元区的贸易收支。贬值对中美贸易收支改善作用较大，对中欧贸易收支的改善作用较小。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之间均不存在M-L条件，即人民币的贬值无法改善双边贸易收支。
　　第二，从短期来看，使用Arora、Bahmani-Oskooee和Goswami(2003)给出的判断J曲线效应是否存在的方法，发现我国与美国、我国与欧元区之间存在J曲线效应。J曲线效应的存在，说明人民币贬值短期内会恶化中美、中欧双方贸易收支或对其影响不显著，长期内会改善贸易收支。
　　第三，实证结果还表明，我国的实际收入和外国实际收入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基本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在我国出现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我国实际收入的上升会使得我国顺差缩小，外国实际收入则会使得顺差扩大。在我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我国实际收入的上升会使得逆差进一步恶化，外国实际收入的上升则会使逆差得到改善。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关于我国的贸易弹性研究，国内学者多进行总量贸易弹性的研究，涉及双边贸易弹性的较少。本文选择了研究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第二，国内外学者常采用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进行协整检验。而本文基于ARDL模型对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研究。相比E-G 两步法和Johansen 检验，ARDL模型更加准确简洁。第三，选取我国与欧元区，而不是欧盟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汇率和进出口额错误匹配的问题，更真实地反映人民币的汇率对中欧贸易收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