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是明代中期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给朝廷带来变动,还波及地方社会。本文从地方社会的角度,以明代江西为例,通过梳理江西地方社会对“大礼议”不同阶段、不同事件的复杂态度,来探究地方社会对朝堂政治纷争、礼制变革的回应,进而体现明中期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本文先后从三个角度进行论证,首先,对在“大礼议”不同阶段中表现各异的江西籍官员,地方社会对其态度有着显著差异。在议礼前期,为捍卫道统而遭到世宗严惩的官员被地方歌颂,借议礼逢迎帝意得以升迁者则为地方所耻。在议礼后期,观点和立场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能获取皇帝青睐的官员就能得到地方社会认可。中央与地方评价议礼官员的标准呈现出由前期不一致到后期趋向统一的转变。其次,对嘉靖九年(1530)朝廷要求各地新建“启圣祠”这一无关民生的政令时,地方社会并不用心对待,以致各府县的实施情况各异。与之相反,对于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允准但并未成为国家典制的“推恩令”,地方社会则显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突破政令限制和古礼规范,出现大建宗祠祭祀始祖的风潮。江西地方社会面对这三件事的不同表现,都体现出与朝廷并不完全一致的取向。这说明地方社会并不对朝廷的大政小令完全遵从、执行,而是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做出取舍。可见,统治者设计的制度和发布的政令是固定不变的,但被统治者是一群会思考、求生存的人,这就意味着制度和政令在执行的过程中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充满了适应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