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司法民主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在司法程序中引入公民参与,能更好地监督、制约司法权力的行使,从而更好地促进司法民主。陪审员制度正是运用了司法民主的思维,具体表现为将社会公众引入至司法程序中,赋予其法官的地位和权力,通过参与庭审、行使审判权和表决权的方式让陪审员监督和制约法官审判权的行使,激发司法民主的实现。然而,社会公众能够有效参与司法审判的前提是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否则陪审的实效性很难保证,如此一来,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司法难题仍将持续存在。为解决这一顽症,我国从2010年就开始尝试着构建法官指示制度,但是该制度还在起步阶段,因此并未引起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2018年通过的《人民陪审员法》对该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但其内容粗疏、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和配套制度的规定,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情况也不太理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具体构建法官指示制度值得我们探讨。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我国法官指示制度的历史沿革和价值分析。首先,从人民陪审制度的历史发展到法官指示制度的兴起和确立进行研究,从法官指示制度的初次确立到改革试点的成果再到《人民陪审员法》的颁布,对这些已有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进行研究,以此指出目前我国法官指示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制度规范为探索法官指示制度的起点。其次,法官指示制度应改革陪审制的大背景下产生,有其自身价值,剖析法官指示制度的价值所在,有助于完善这一制度,进而解决陪审虚化的问题。第二部分对法官指示制度进行比较法研究。通过考察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指示制度法律规定和运行情况,为我国法官指示制度的完善寻找借鉴。在指示的时间上,域外国家有着较为宽松的规定;在启动主体上,域外国家规定了当事人和律师有权要求法官对陪审员做出指示;在指示范围上,域外对实体法、程序法、证据规则等方面有具体的规定;在指示的方法上,英美法系国家有成熟的指示范本并不断改进指示的语言;在指示的效力方面,法官的指示对参审人员具有强制性;在不当指示的救济方面,赋予当事人针对法官不当指示的异议权。第三部分探究我国法官指示制度的立法与实践问题。在立法层面,我国未对法官指示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规定,仅是规定了原则性内容。在实践层面,通过对S市B区法院法官及陪审人员进行实证调研,调研的内容主要是指示时间、指示方法、救济措施等的运行概况。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存在指示时间滞后、指示方法抽象、救济途径缺失等局限。第四部分是具体构建我国的法官指示制度。在指示的时间上,将法官指示的时间延伸至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在启动主体上,赋予当事人请求法官向陪审员做出指示的权利;在指示范围上,对事实认定、证据规则、法律规定、应当注意的问题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在指示的方法上,借鉴域外的范本指示并与个案具体的运用相结合;在指示的效力方面,明确法官向陪审员做出的指示具有强制性;在不当指示的救济方面,赋予陪审员和当事人对法官有不当指示时提出异议的权利,并提供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