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月刊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自由主义者创办的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创办之初以文艺刊物为定位,但一卷之后开始刊登政论文章,形成了政治和文艺并行的刊物风格。所以,在这份刊物上可以看到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等诸多自由主义者的文学和政治主张。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份自由主义刊物：一是它的文艺主张；二是它的政治舆论。文艺方面,《新月》通过作品发表、广告宣传、书评文章等形式,呈现他们的文学风格,表达他们的文艺主张。《新月》同人在文艺传播过程中,与左派发生分歧进而导致论战。《新月》坚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新月》与左派的革命文学主张相背。所以,在《新月》和《萌芽》月刊、《文学月报》、《十字街头》等刊物之间发生过文学的阶级性和翻译标准问题等方面的论战。阶级性质的根本不同导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难有共识,仅是翻译这一点就引发双方发表数十篇的论战文章。梁实秋、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鲁迅、J.K.先生、李何林等都参与了这场论战。本文分析《新月》的文学传播时,关注同人与左派的分歧,并阐述这种分歧的深层原因。政治方面,《新月》的部分作者对民主和人权具有鲜明的诉求,与国民党党义国策相抵。《新月》自第2卷第2期开始发表政论,成为《新月》刊物风格变化的转折点。这种转变也伴随着同人之间的摩擦和分歧。此后,《新月》部分同人在刊物上构建政治舆论,传播宪政思想。他们的宪政思想传播活动以国民党的独裁和“党治”为对立面展开,因此与国民党发生交锋,以至于同人被捕刊物被没收。在这种挫折压力之下,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立刻撤销政论,而是对国民党晓之以理,继续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样,一直到第4卷之前,《新月》一直发表政论。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共同表达了他们的宪政理念。但是文人坐而论道,始终与实际情况存在距离。他们的主张很少被国民党认可。自由主义者在左右皆攻的困境中并没有进退失据,他们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就是逐步的改良。这种理念决定了自由主义者对于革命的反对态度,既然不革命而又想改良政治,自由主义者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做统治者的劝谏工作。所以,《新月》上的自由主义者在明确反对革命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良的措施。尽管这些建议绝大部分没有被国民党接受,反而引发国民党右派文人的反诘,但是同人在对宪政的追求中始终保持鲜明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宪政理念。《新月》月刊从第4卷开始恢复了文艺刊物的风格。它在文艺和政治之间的切换,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扩张和退守。《新月》开始转而论道,表现出自由主义者的积极运动以实现自由主张的心态。《新月》后期政论的止息则是自由主义运动暂缓的表现。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程看,《新月》在这段时期的传播活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相比20年代初的“好政府主义”来说,自由主义者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更多地将政治改良寄托在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参政者的专业素质上。同时,这一时期的宪政思想传播,积累了宪政思想的基础。所以,《新月》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本文还关注了以《新月》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刊物在新闻史上的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