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单一还是多数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要焦点在于本罪所侵犯的客体只是单一的国家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的管理秩序,还是除此之外也侵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本文认为本罪所侵犯的客体应该由两个方面构成,因为本罪设定于刑法分则中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又因为不管行为人实行了条文中规定的五种妨害行为的哪一种,其后果势必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本罪侵犯的应该是复杂客体。本罪的主观方面关于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是过失还是故意学界也产生了激烈的探讨,持故意的观点认为行为人对于自己拒绝执行防疫行为是明确知道的,并不存在过失的情况。本文认为本罪的量刑较低,且行为人对不执行防疫措施的行为虽然是故意的,但是生活上的故意与刑法中的故意不能混为一谈,并且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会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或者传播风险都是排斥的,不愿意发生的,也都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本罪的主观罪过应该为过失。经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行为的修改与增加,本文对每一类妨害行为的认定都进行分析解读,但是由于目前只有法律规定的这五种行为才能构成本罪,较高的入罪标准可能无法应对以后在突发传播病时的需要,所以提出了对妨害行为的修改完善建议,建议将其他违反防治法疫情防控的行为纳入本罪的构成要件中。